华人教会的关键时刻
我于1960至1970年代在北京长大，在过去的22年间，我先后任教于香港、美国及中国大陆的多所神学院。在我多年服事华人教会的岁月里，《华源协作》已成为我紧密的合作伙伴；他们深知将神学研究与培训和教会及其使命相互连结，有多么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果您经常阅读《华源协作》的出版物，必定会注意到华人教会正处于其历史上最关键的转型期之一。种种迹象不胜枚举：崭新的社会现实及随之而来的压力与机会、中国大陆教会生活出现的新模式与新动态、迅速增长的海外散居群体，以及华人基督徒在全球宣教的参与。
身为一名深耕于华人处境下的神学教育与基督教研究学者，我对学术界的动态变化更为敏锐。这种敏锐同时也带着个人的感受。近年来，随着年岁渐长，我看到越来越多昔日的学生，正逐渐成长为神学院校中的核心研究员与教职人员。我也发现，越来越多三十多、甚至二十出头的年轻学者前来向我寻求建议。透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得以聆听他们的愿景与抱负，也看见他们的忧虑与挣扎。正如华人教会正经历领导层的世代交替，我在华人基督教学术界所观察到的，也使我深信一场在思想与知识领导层的世代转移，正不可避免地临近。
中国城市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兴起
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无论是在体制内（官方注册）或体制外（未注册）的环境中，城市教会的兴起一直是中国教会生活的一大亮点。这些城市教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并培养他们对神学的兴趣与研究能力。可以说，21世纪初期中国福音事工与宣教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与城市教会在神学上的成熟度，以及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热忱密切相关。
这几十年来教会令人惊叹的成长与事工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群出生于1960与197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牧者与基督徒知识分子所带领与驱动的。虽然这一代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主导地位，但新一代的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正逐渐兴起。尽管他们在神学传统与视野上与前一代相似，他们仍具备自身独特的特质、需求与挑战。以下容我提出几点观察。
新一代华人神学家
首先，上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多半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归信基督。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背景，且在学术生涯较晚的阶段才接受神学训练。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华人神学家，要么成长于基督徒家庭，要么在更年轻时期便信主——他们的神学装备也更早开始。因此，他们通常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接受从道学硕士（MDiv）到博士（PhD）层级等完整而有系统的训练，涵盖圣经研究、神学、教会历史等传统神学教育领域。感谢上帝，从1980年代至今，蒙召并委身于神学教育与基督教学术研究的年轻华人信徒，其人数大致维持稳定。无论在国内或国际层面，他们的学术才华与研究成果已开始产生影响力。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时代，这样一群充满热忱、并且装备扎实的年轻神学人才，总能为华人处境下的教会带来盼望。
年轻华人神学家所面对的挑战
其次，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神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因此，华人神学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西方化的特征。这样的现实，进一步加深了华人福音派长久以来对 “学术研究” 的怀疑态度。因此，如何将学术研究在华人社会及教会生活 “处境化”，并弥合学术追求与教会事奉之间的落差，对华人神学家而言仍是一项紧迫的挑战。考量到多数年轻一代华人神学家接受装备的背景，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处境化” 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项更加艰巨且更为迫切的任务。
第三，我们如今不难在各类神学教育机构中，如在西方名校至东南亚的华语神学院，看见年轻的华人神学博士与博士候选人。在肯定他们的热忱与委身之余，我们也需要承认，他们的生活往往并不容易。在漫长且孤独的研究与学习岁月中，他们与家人常依靠有限的经济资源维生。由于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其他地方，稳定的教职机会都极其有限，许多人只能带着家人在不同的博士后研究或访问学者计画中穿梭，过着近乎游牧的生活。当现实压力过于沉重时，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学术道路、转换职涯。因此，除了牧养与个人的关怀外，这些年轻的华人神学家在辨明上帝对其生命的呼召、自己在华人教会事工的定位时，也迫切需要同行者的扶持与引导。
与下一代同行
最后，我确实深信这一代年轻的华人神学家与基督徒思想家，是上帝赐给华人教会的礼物。正因为有这样一群年轻人的存在，使我至今仍对华人教会的未来充满信心。若我们真心关切华人教会的未来，就应该更有意识地去关怀这个群体——为他们祷告，并与他们同行。在过去数十年间，《华源协作》展现了这种深思熟虑的远见，也难怪《华源协作》是年轻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最信赖的平台之一。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华源协作》也将继续在促进华人教会——特别是其未来的知识领导层——与全球教会的对话及协作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