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神学与灵性经验间的桥梁搭建

作为东正教传统中的灵修神秘经验，一旦充分明白了其中的真实原理和可重复验证的规律，便不再神秘，而且通过严谨的理论模式表达出来，就成为神学。在过去六年，作为基督徒学者和灵修实践者，在波士顿地区的一家美国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建制权柄下，我与新教的朋友们通过严谨的探索实践和科学性论证，研究可以推广学习的关于灵修的实用理论和实践方法，希望成为有益于新教发展的稳定资源。总的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指导信仰灵性实践的神学模型，帮助新教基督徒和教会继承上好的灵性传统。目前，我们已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一、建构基督教“灵界论”的必要性——开发独特的宗教资源

2007年，在北京家庭教会出版的《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一书中，我提出了建立“灵界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并认为这个时代的神学要想实现大突破，首先应当取得“圣灵论”的建构性突破。¹ 这个推理构想，自2019年12月起，经过我和朋友们对东正教灵修传统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并从张百春教授那里获得了学术性的灵修理论资源（基于俄罗斯哲学家霍鲁日的突破性研究成果）。²

东正教的灵修传统和神学理论，尤其是希腊神学家帕拉马斯的灵修神学——基督徒能够在上帝的能量中与上帝联合，³ 为基督教在这个时代发展“圣灵论”（基于《新约圣经》）并建立灵界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灵修神学的意义在于，能够合理解释基督教的灵性神秘体验，并建立发展可以反复实践验证的理论，指导信徒的灵修实践及其理解。尽管圣灵本来具有“风随着意思吹”(约3：8)的奥秘属性，但是基督徒对圣灵工作的认识和参与，仍然有十分广阔的空间。       

此外，作为“邪灵论”，也是“灵界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项研究可以基于《圣经》和著名沙漠教父（教母）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教导，例如：《圣安东尼传》，《神圣攀登的天梯》，《埃及的圣徒玛丽亚》。

二、建构中层神学理论的重要意义——联接学术思辨与实践经验

在《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中，我还提出了基督教神学研究的新方法论——三层理论模型，包括高层理论、中层理论、基层理论，分别对应科学、工程、技术的范式。⁴ 建立灵界论（甚至灵界科学），我们也将其分为高层、中层、基层的结构性模型；其中，中层理论是关键，能够导致属灵的“化学反应”。对于我们而言，东正教的神秘灵修方法及体验属于基层理论。可靠的基层理论及其实践，能够产生最吸引人的宗教性体验和见证，而中层理论则相当于联接高层和基层电路的开关。

对于当今的基督教来说，亟需发展严重匮乏的中层理论；宣教领域对此体会最为直接和深刻。正如美国宣教学家保罗·希尔伯特（Paul Hiebert）所指出的那样，灵性与物质之间，或，神性资源和人性需要之间，教会缺乏中间的联接环节。⁵ 基督教不仅仅是思辨性的哲学意识形态，更包括“理成肉身+以马内利”的现实经验知识体系，因此需要建立中层理论，联接思辨端和经验端。就东正教的静修主义（Hesychasm）而言，虽已拥有高层理论（例如，帕拉马斯理论）和基层理论（例如，一句话耶稣祷词），但也需要建构具有桥梁功能的中层理论，从而指导产生联接学术神学和信仰实践的可靠中间环节。

三、学习继承教父学——启动集体意识的回忆

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基督教改革的初衷是什么？众所周知，是为让教会摆脱腐败堕落，回到教会初期的模式；因此新教也被华人称为复原教。教会初期作为历史阶段，可以按照从五旬节开始，至迦克顿大公会议（451）作为截止，或者直到第六次大公会议（680-681）。这个历史时期的神学体系，被称为教父学，主要基于希腊语神学体系。在过去大约10年里，中国境内的城市家庭教会和美国的华人教会，已逐渐有人对教父学产生了关注并进行研究。

这种寻求与教父学挂钩的现象，是华人教会的一件新事。同时，全球新冠大疫情前后，福音派华人基督徒学者对于东正教灵修的探讨兴趣，则是同一件新事（硬币）的另一面。灵修神学，也是教父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毕竟这些教父们往往拥有修士、学者和牧者的三重身份。例如，公元四世纪的希腊语六大教父和拉丁语四大教父。⁶ 教父们的角色，正是联接学术神学与教会信徒们信仰实践的桥梁。此外，学习继承教父学，就无法回避新教的教会论，从而有机会回归初期教会的使徒传统之轨道——这正是基督教改革的伟大初衷，但受困于当时拉丁教会传统之外的资源有限性，一直未能实现。

胜过这个世代的挑战

在《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中，我还提到了新教需要二次改革的可能性——并且这是在保持新教作为宗派及其优势基础上的改革。⁷ 如今看来，我们对东正教灵修的中层理论和应用实践的探索，以及华人教会对教父学的继承学习，都在朝着这个方向产生推动力。事实上，在如今时代继续探索更深层次基督教真理的过程中，不同宗派的教会和基督徒都能获得上好的福份——因此，这是一项超越宗派同时尊重正统宗派传统的高尚事业。毕竟，推动基督教真理和文明的传播发展，在属灵的“权能对抗”（注解8）⁸ 中获胜，荣耀耶稣基督的圣名，是所有正统宗派和门派的一致目标。

颂赞归于三者一位的上帝。

1. 《第三章 中国教会需要神学建设和发展：三、适应中国教会发展的神学体系（2）高层神学理论在这个时代的责任和发展方向》：“未来神学高层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一定是在“圣灵论”和“灵界理论体系”方面的突破性发展。这种发展的基本思路，无疑是应该来自《圣经》，尤其是从福音书作者约翰的几卷书信中，能够获得深刻而丰富的启示性知识体系。“ 小光：《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波士顿：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2010），第112-113页。
2. 张百春博士/教授——研究俄罗斯东正教哲学的中国著名学者，教授东正教静修主义的灵性传统和教父学。他长期研究并推广协同人学——全新的宗教哲学体系，由当代俄罗斯科学家和哲学家谢尔盖·霍鲁日(Sergey Khoruzhiy)所建构，主要基于对俄罗斯东正教静修主义灵修实践的研究成果。https://humanities.hainanu.edu.cn/info/1519/19198.htm, https://phil.bnu.edu.cn/rdgz/131791.html.
3. 圣贵格利·帕拉马斯（St. Gregory Palamas）——公元14世纪的希腊东正教神学家和阿索斯山修士，捍卫了阿索斯山静修主义的灵修实践方式。他的作品《维护静修者三论集》(Triads for the Defense of those Who Practice Sacred Quietude)，成功建构了里程碑式的灵修神学高层理论：修士通过灵修在上帝的能量中与上帝联合，而不是在本质中联合。参看Amadio, A.H. “St. Gregory Palamas.”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January 31, 2026.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Saint-Gregory-Palamas.  

   需要指出的是，十四世纪初，一位来自西奈山的修士贵格利（Gregory Sinaites 原籍希腊），将西奈山传统的静修主义引入了阿索斯山。 参看Britannica Editors. “Gregory of Sinai.”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January 31, 2026.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Gregory-of-Sinai.

4. 《第三章 中国教会需要神学建设和发展：三、适应中国教会发展的神学体系（2）高层神学理论在这个时代的责任和发展方向》：“在此，我们有必要将神学体系分为高层理论、中层理论和基层理论三个组成部分。……在许多学科中，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模式对其理论体系进行归纳划分。在科学、政治、宗教、教育、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都是由这三层理论组成的体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层理论是最有吸引力的。同样，神学也是如此。（例如：本书的内容体系就属于中层理论）。“小光：《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第102-103页。
5. “缺失的中间环节”——美国著名宣教学家保罗·希尔伯特（Paul Hiebert）的理论，是指西方（拉丁传统）基督教，忽视了位于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属灵区域，即神性与人性之间的联接环节。根据本文的理论，基督教缺乏灵性与物质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总之，所缺失的中间环节，对应的是中层理论的缺乏。Paul G. Hiebert, “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0, no. 1 (January 1982): (35-47页) , 第46页。
6. 希腊语教父们包括：将“三者一位”的“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神学发展成熟的三大迦帕多家圣教师（Cappadocian Fathers），即指公元四世纪出自这个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三位希腊语神学大师，他们都是修士和教会领导者：该撒利亚的主教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巴西流的弟弟尼撒的主教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以及康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拿兹安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此外，还有稍早的出自埃地区希腊语教区的亚历山大城的主教阿斯纳修斯（Athanasius of Alexandria）、叙利亚地区安提阿的金口约翰（后成为康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及号称最后一位希腊语教父的大马士革的圣约翰（John of Damascus公元6-7世纪）。

   大约同一个时代，尽管教会是以罗马帝国的首都康士坦丁堡教区作为行政中心，尤其是经过在帝国东部地区（地中海东北岸沿线一带）召开的最初四次大公会议，希腊语教父神学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同一位圣灵的工作，在帝国西方地区的拉丁语教会中，也出现了四位伟大的教父：北非地区希坡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意大利地区米兰的安波罗修（Ambrose of Milan），伊利里亚地区（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地区）的耶柔米（Jerome of Illyria,《圣经》武加大拉丁版本的译者），和罗马的教皇贵格利一世（Pope Gregory I, 有“教会博士”之称誉）。

7. 《第四章 中国教会需要革新的体制：四、中国教会走向无形的大联合；本章小结》：“中国教会如果能够实践本章所探讨的革新的体制，释放的潜力将是难以估量的，其前景是充满希望的，是必然会复兴和全面得胜的。或许，16世纪马丁·路德的教会改革并不是彻底的，因此需要第二次改革，并且这次教会改革应该是在中国教会中首先完成的。这种改革主要表现在教会体制和神学思想的新发展。这也许是上帝迟迟不让中国获得宗教自由的原因，因为中国一旦自由，国外的教会体制和神学思想体系就会蜂拥而入，如同1840—1949年那个时期，中国教会就没有改革的自由空间；然而，这并不是上帝所期望的。” 小光：《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第197页。
8. 1974年，以美国教会为首的世界福音派运动，在瑞士召开了第一届洛桑会议。这次大会的共识宣言，其中第12条《属灵的争战》指出：“我们深信我们一直在与执政的、掌权的恶魔进行属灵的争战。它们恣意要推翻教会，挫败普世宣教的任务。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以真理和祷告为属灵的武器来争战。” https://lausanne.org/zh-hans/statement/lausanne-covenant-zh ”We believe that we are engaged in constant spiritual warfare with the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of evil, who are seeking to overthrow the Church and frustrate its task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We know our need to equip ourselves with God’s armour and to fight this battle with the spiritual weapons of truth and prayer. “ https://lausanne.org/statement/lausanne-covenant

   1989年，第二届洛桑会议在马尼拉召开，产生了21条宣言，其中第11条说明：”我们坚信，属灵争战需要属灵的武器，因此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传讲真理，并不断祷告，让我们能够进入基督战胜邪恶势力和权能的胜利。”“We affirm that spiritual warfare demands spiritual weapons, and that we must both preach the Word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and pray constantly that we may enter into Christ’s victory over the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of evil.”在接下来的详细解读中，其中“整全教会篇”的第5项中，强调了需要依靠圣灵的工作，并提出了对基督教的真诚皈依必然伴随着“权能的对抗”（“Every true conversion involves a power encounter, in which the superior authority of Jesus Christ is demonstrated. ”）。https://lausanne.org/statement/the-manila-manifes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