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七篇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改寫自2025年5月1日於哈佛法學院「聖經法律與基督教法律研究計畫」舉辦的一場講座。經學術主任Dr. Ruth Okediji授權轉載。
在第二部分中，我們鋪陳了中國在前現代時期的框架：儒家的治理秩序、道教與民間信仰的實踐、佛教的虔修，以及帝國慣於為「異端」分類的思維模式。此處，我們進入一個現代熔爐：約在1862至1927年之間，中國在外來強權、內部動亂與對意義的追尋中掙扎。在這數十年間，基督教時而被容忍、被利用，時而被懷疑與反對。貼在基督教身上的標籤不斷變換——從「異端」到「帝國工具」，從「外來宗教」到「反現代」——但相同矛盾的態度始終存在。
1862-1874：秩序、創傷與疑懼
清末之際，官員面對戰爭與叛亂留下的殘骸，首要任務是恢復秩序。在不平等條約之下，教會學校與醫院在外國保護下擴張；然而，容忍並不等於信任。肩負維穩責任的地方官員，往往將陌生的教導視為需要被管理的擾動因素，結果形成了一種戒慎的共存：基督教機構在公共領域提供服務，但其信仰本身卻被解讀為非本土的、且有破壞秩序的可能。
在民間層面，有關外國藥物、儀式或動機的流言，常常成為衝突的導火線。當國家的正統性動搖時，替罪羊往往隨之出現。而一個由外國人帶來、又與新特權相連結的宗教，在本已人心惶惶的社群中，特別容易成為被指責的對象。
一座圖書館的到來：1910年代與1920年代
到了1910年代，知識生活的重心從危機應對轉向思想輸入。學生與作家帶回了一整座由各種「主義」構成的圖書館——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實用主義、實證主義、進化論、個人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期望這些思想工具能重建中國。五四時期的氛圍高舉科學與民主，並常視「宗教」為迷信之物。即便有部分學者認真與基督教的道德願景對話，整體公共情緒仍偏向懷疑：如果現代性意味著理性與建國，那麼教會——尤其是受條約保護的教會——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反基督教運動，1922-1927
在這樣的氣氛中，許多抗議行動便指向基督教學校與機構，將其描繪為民族復興的阻礙。這些批判具有多個層次，其一是民族主義層面，基督教是一個受外國保護的外來宗教；其二是意識形態層面，基督教被指控反對科學或民主覺醒；其三是制度層面，在新式社團林立的競逐場域中，為何基督教團體能擁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並非所有反對者都敵視基督信仰本身；許多人只是認為，國家承受不起忠誠分裂的代價。
基督徒則以不同的方式回應。有些人強調公共服務，主張學校、診所與慈善事業是為了中國的福祉而設；另一些人則堅持，福音不可被簡化為功用——信仰關乎的是真理與救恩，而不僅僅是社會條件的提升。在這兩種回應中，中國基督徒逐漸發出更清晰有力的聲音，將聖經與神學翻譯進中國的道德與思想問題中，並堅持：中國教會必須真正成為中國的教會。
陳獨秀的轉向與「拯救」的邏輯
在此時期，陳獨秀成為了一位關鍵人物。陳獨秀早期的著作倡導自由與文化改革；到了1920年4月（發表於《新青年》），他明確轉向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陳獨秀擔任象徵性的領袖。對於民族復興的想像路徑也隨之轉變——從個人與文化的轉化，轉向結構性的革命。在這樣的敘事中，基督教被視為昨日的解方，或西方文化的包袱。這種判斷不僅關乎教義本身，更關乎「何者能拯救」的問題：是思想、德性、制度，還是階級鬥爭？
如何理解這個時期：列文森與柯文
兩種史學視角有助於我們避免簡化與刻板化。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看見現代性將儒家意義體系推向崩裂的邊緣；柯文（Paul Cohen）則提出「中國中心觀」，拒絕簡單的「衝擊—回應」敘事。若將二者結合，可以看出一種模式：中國對基督教的批判並非只是排外情緒的表現，而是人們在面對屈辱與劇變時，努力重新拼裝意義秩序的一部分。基督教既可能被拒斥為外來物，也可能被接納為可用的資源——而且往往同時並存。
替罪羊與禮物
即使論戰升溫，人的生命仍在改變。中國基督徒從事翻譯與教學，照顧孤兒與病患；女孩與男孩在教會學校受教育；工人在市鎮的禮拜堂中聆聽聖經。這些都是基督教在充滿疑懼的年代中獻上的禮物。與此同時，反基督教的言辭在報紙與校園裡日益高漲。危機通常具有雙重效應：它既使疑慮更加僵化，也使信仰更加深刻。
為何理解這一切很重要？
在1862至1927年之間，人們辯論的詞彙從帝國式的分類轉向現代意識形態。基督教不再只被視為「異端」，而是被指控為「反科學」；不僅是「外來的」，更被說成是「反民族的」。然而，舊有的模式依然延續：即便其真理主張被否定，基督教仍可被視為「有用的」——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理解這一模式，有助於我們以歷史的耳朵聆聽當前的爭論。
值得留意的觀察指標
以下三點診斷，仍然延續至今。
- 標籤的問題：當「基督教」被外部分類所界定——迷信、帝國工具、西方文化——它便成了稻草人目標。釐清這類詞彙並非吹毛求疵，而是宣教的一部分。
- 「功用」的誘惑：歡迎基督教的服務，卻刻意迴避十字架，乃是歷史悠久的習性。教會必須既愛地上之城，同時也勇於宣認所信的道。
- 替罪羊的循環：在焦慮的時代，少數群體往往會付上代價。基督徒必須拒絕苦毒，持續安靜地行善，深知持續的守望往往比一時的厭惡更能持久。
本系列下篇（第四部分）：中國的兩條路徑——自由派與基要派的分歧如何被移植；燕京大學／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對比中國內地會（CIM）；復興佈道家如宋尚節與王明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