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基督信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将近一百八十度的转折。

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我，一直觉得基督信仰不过是另一种迷信。直到大学一年级，这种看法才开始动摇。

大学一年级时，我的一位蒙族老师在课堂上推荐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是在图书馆里读完那本书的。合上书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基督信仰的理解可能过于简单了。

在此之前，我一直把基督信仰与佛教、道教放在同一个位置上，觉得信徒不过是寄望于超自然力量，不必认真面对现实生活。但韦伯书中所描述的新教“天职观”，却让我看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图景：人在世俗职业中的勤奋、节制与责任，被理解为一种回应上帝的方式，而不是逃避现实。

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回宿舍的路上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人真的需要信仰吗？如果需要，那信仰究竟是什么？

随着阅读的增加，这些问题并没有很快得到答案，却不断被加深。

在学习政治学时，我第一次系统接触到保守主义思想。老师在课堂上提到，保守主义之所以强调审慎与谦卑，与其背后的基督信仰传统密不可分。那一刻我意识到，“敬畏”并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自知有限的姿态。

后来读科学史时，我发现许多我曾经敬仰的科学家，竟然都是基督徒。我原本以为科学的使命是不断拆解世界，但渐渐地，我开始注意到他们文字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情绪——对秩序与美的惊叹。这种惊叹，让我第一次觉得，世界也许并不是偶然拼凑出来的。

我还记得自己在读德鲁克管理学时，对 “人性化管理”那几章格外有共鸣。书中描述的一些制度——例如长期雇用关系——让我感到陌生，也让我困惑：为什么一家企业会愿意如此耐心地对待员工？后来我意识到，这种关系背后，隐藏着一种我过去很少认真思考的观念：爱与责任并不一定是效率的对立面。

大学三年级时，我听了一场由学者陈浩武先生主讲的讲座。

讲座中提到，一百多年前，一位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中国西南乌蒙山区。根据陈老师的描述，当地当时教育普及率极低。柏格理为苗族创造文字、建立学校、教授知识，也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听讲座时，我坐在后排，一边做笔记，一边反复抬头看投影幕上的照片。

讲座结束时，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有一天，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念头并没有立刻付诸行动。直到 2024 年，我才终于开始认真计划这趟行程。原本打算五一前往，却因临时事务搁置。端午前夕，一位网友忽然发来几张照片，说他正准备去一趟贵州。我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些画面——那正是石门坎。

端午那天，我站在石门坎的土地上，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一切并非偶然。回想起行程一再被推迟、同行伙伴的出现、路线的调整，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引导着前行。那一刻，我很确定，如果没有这样的带领，我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这趟旅程。

也是在这之后，我开始认真面对信仰。

2024 年底，在一位网友的介绍下，我第一次走进 JH 的聚会。那里的弟兄姊妹并没有急着向我解释什么大道理，只是安静地倾听、陪伴。我开始读圣经，也开始尝试用信仰的语言，重新理解自己的人生。

童年与成长过程中，我曾长时间被一些经历困住。那些记忆让我反复怨恨、纠结，也让我对世界充满不公平的判断。直到有一天，我读到那句经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并不是一瞬间的释然，却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痛苦也许并不只是需要被否认或逃避。

后来读到约瑟的故事，我对自己的经历有了新的理解。与他相比，我所经历的苦难并不显得特殊，却同样需要被交托。我开始相信，这些经历并非徒然，而是在塑造我。

如今，当我面对罪、亏欠和软弱时，我学会停下来祷告、读经，向上帝寻求力量，而不是继续困在自责或逃避中。我仍在学习，也仍有挣扎，但我越来越清楚，唯有在基督里，我才能慢慢放下对过去的怨恨。

现在的我，会定期参加聚会，与弟兄姊妹一同学习；也会每日读经，尝试让神的话语成为我生活中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