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历马年的脚步渐近，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开始被各种“马”占据。从中国的微信、小红书到海外的脸书、IG，随处可见“马到成功”“万马奔腾”“马不停蹄”的祝福语、吉祥话；“马年大吉”的动画表情包四处传播。
一些充满功利色彩的谐音梗，在社交媒体上蹿红。例如马背上放一叠钞票是“马上有钱”，驮着两只大象是“马上有对象”，背着一栋房子成了“马上有房”……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马上体”玩梗吸引了数百万用户参与，人们用奇思妙想的笑料演绎对即刻成功的渴望。
中国文化中的马
这种对“马”的功能性寄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特征一脉相承。从孔子“乘肥马，衣轻裘”的理想生活描绘，到项羽“骓不逝兮可奈何”的英雄末路悲歌，马始终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中国文化不鼓励对超越世界的执着追求，更关注现实人生的幸福与秩序。马既是农耕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生产力，又是军事扩张中的战争资源，恰好成为这一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完美载体。例如“汗马功劳”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将战士的辛劳与战马的汗水放在一起，构建起人马同工的功勋伦理。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也有奋发进取的精神象征。在古老的《易经》中，就讲到各种马：“乾为天，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而这里的马已不仅是动物，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象征。“龙马精神”的说法则源自《尚书·中候》：“帝尧即政，龙马衔甲”，将马视为祥瑞神兽，与中华民族的图腾“龙”相提并论。唐代诗人李贺在《马诗》中写道：“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将马的意象提升到“天马行空”的星辰境界。
马在很多中国历史典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老马识途”出自《韩非子·说林上》，一方面彰显了经验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暗含对长者智慧的尊重；“伯乐相马”的故事记载于《战国策·楚策四》，勾勒出一幅千里马埋没于庸常制度的悲剧图景。韩愈在《马说》中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借此典故对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人才选拔制度提出批判。
然而，马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总是神采飞扬。成语“马失前蹄”提醒人们任何宏大的计划都可能遭遇意外挫折，“心猿意马”则勾勒出人在某些处境下难以专一的浮躁状态。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做牛做马”这四个字，它无关马的荣耀与神骏，只剩下被奴役的卑微与被支配的辛酸。今天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放缓、房地产风险、内需不足、通缩压力、失业率高涨等诸多挑战，许多人在巨大生活压力下，正在对牛马般劳作的生存状态发出痛苦的哀叹或无奈的调侃。
中国文化中与马相关的一些成语、典故、文学也蕴含了人世间的智慧。例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寓言出自《淮南子·人间训》，通过一连串祸福转化的情节，展现了道家“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否定了对单一事件的孤立评判，引导人们从生命长河的整体性中理解得失。
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马的意象增添了新的维度。敦煌壁画中常见骏马奔驰的场景，禅宗更有“野马尘埃”之喻，意指妄念如野马奔腾，难以驯服。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白龙马作为西行团队的一员，经历了从犯戒龙子到八部天龙马的身份转变，体现了佛教中“众生皆可修行证果”的教义。
圣经中的马
中国文化对马的情感，与圣经中记载的马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如《约伯记》39章19-22节讲到骏马的威风：“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它颈上挓挲的鬃是你给它披上的吗？……它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惶，也不因刀剑退回。”希伯来诗人将马力量的源头，直接指向造物主。
在圣经的历史记载中，马常作为神圣计划的执行者出现。《列王纪下》2章记载，以利亚被“火马火车”接升天，这一异象将自然元素（火）、人造工具（车）与动物（马）奇妙结合，构成一幅超自然的救恩图景。《撒迦利亚书》1章和6章中，先知看到不同颜色的马巡行全地，向神报告世情，马成为上帝鉴察世界的工具。最引人深思的是《启示录》中的四马异象——白马象征征服，红马象征战争，黑马象征饥荒，灰马象征死亡。英国神学家N. T.赖特在《人人来读启示录》（Revelation for Everyone）中指出，这四匹马代表那些试图扮演上帝角色的力量——军事强权、经济体系、意识形态，它们承诺给世界带来安全与繁荣，最终却带来死亡。以这样的视角解读今日世界的状况，似乎也能“对号入座”。
圣经中有几处与马相关的叙事包含了更深的属灵教导。在《申命记》17章16节，上帝明确警告以色列未来的君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这段诫命的背景是：在古代近东地区，拥有强大的骑兵是军事实力的象征。上帝禁止君王依赖马匹，实质是禁止以色列人效法周边列国依靠军事力量而非上帝的统治和引导。
《诗篇》20篇7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诗篇》33篇17节更进一步指出：“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这些经文构成了一套“反骑兵神学”，上帝通过先知的口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效法外邦人依靠军事力量寻求拯救。以赛亚在流放前夕发出惊世骇俗的预言：“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参《以赛亚书》31:1、3）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提醒我们，当人将安全感建立在受造物而非造物主身上时，就是在偶像崇拜。上帝通过普遍恩典赐予人类文明成果，诸如古代驯养马匹、制造马车的技术（中国也有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和现代的人工智能“机器牛马”，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救赎的媒介和文化的偶像。巴文克在《改革宗教义学》中说：“文化中的美好事物都是神的普遍恩典的礼物，但当人们将这些礼物视为终极依靠时，就陷入了偶像崇拜。”
基督福音与马
旧约《撒迦利亚书》中预言将来要来“施行拯救”的那位弥赛亚君王，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并“向列国讲和平”，但同时很重要的是，这位弥赛亚将“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来到（参《撒迦利亚书》9:9-10）。
当以色列百姓拿着棕树枝欢呼“和散那”，期待一位作为民族英雄、军事领袖的弥赛亚骑着高头大马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却选择骑着驴驹——一种在古代近东象征谦卑、平和的民用牲畜——进入京城。这不但应验了旧约的弥赛亚预言，也表明耶稣的国度不属这世界。骑驴的谦和形象预示了他将要面对的受难——“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45）。这种“谦谦君王”的姿态，纠正了犹太人对弥赛亚权力的误解：真正的救赎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压制上，而是建立在自我牺牲与顺服上帝旨意之上。
《腓立比书》2章6-8节描述基督“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基督的奴仆形象，不是被迫的奴役，而是主动的虚己。这将服侍从“做牛做马”的无奈转化为甘心顺服的荣耀。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忠顺的众人之仆，受所有人管辖。”这种“自由的管家”身份，既不同于“做牛做马”的被动奴役，也不同于“人上人”的压迫性统治。基督福音能够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工作观。
基督福音更为我们带来终极的盼望。《启示录》19章11-16节描绘的末世景象中也记载了一匹白马：“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这匹白马代表基督的真正得胜。如果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是为彰显谦卑；那么他骑着白马再来，则是为彰显审判与公义。
结语
按照改革宗神学的观点，普遍恩典维持着堕落世界的秩序，特殊恩典则实施救赎。中国文化中马的奋进、刚健、勤劳、坚韧等意象，基督徒可以视为上帝普遍恩典的彰显。同时，圣经里一些与马相关的经文则提醒我们，“马不能因力大救人”，唯有耶稣基督以谦卑、舍己成就的恩典，能够把我们从被罪奴役、“做牛做马”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而这样的解放才是真正的“天行健”，这样的福音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