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曼
1976年毛泽东的死常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而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确因而经历了大改变。邓小平上台后在1978年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所谓「邓小平理论」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主要思想基础。据说邓小平曾说「致富是辉煌」的，这是他理念里的一个主干信条，也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意愿。
当中共为经济发展而抛弃其基本思想体系后，一个思想真空状态就出现了。毛泽东已不再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像前几年老百姓所歌颂的，但可取代他的新偶像却还没有出现。多名官员和一些学者都同意，当年的改革政策带来了「三信危机」：信任、信心、信仰。虽然这个词语原来只用于社会信念、身份及道德凝聚力，但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宗教形势倒也是颇为适用的。社会各阶层对这个发展趋势都极为关注，而近年中共重新推广儒家思想，要使之成为社会规范，就显示了他们对三信的重视。国家级的项目如北京奥运，上海世博2010，和航天计划，都同样有这方面的目的。最近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开始提倡「中国梦」，藉以模拟众所周知的「美国梦」。
要将当今中国城市的阴暗面——一个重视娱乐和欢乐的享乐主义社会——描绘出来，加上政府的国家主义作为其主流思想或「信仰」，是轻而易举的事。性滥交日趋普遍，堕胎率直线上升，各类毒品的消耗量高速地增加。根据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表的数字，自杀是今天中国15-34岁人口死亡的最大缘由。党国当局对道德衰败表示关注，也有多项官方和学界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负面走势。这些都和毛泽东时代的「清教徒」道德观形成强烈对比。
中国现在极度需要信仰，甚至到了渴求信仰的地步，否则，整体社会可能引发的骚动，会为政权带来动荡，而后者正是领导人的最大恐惧。当一个政党承认其本身具有「信仰危机」时，它不期然地默认了本身合法性的欠奉。对权力普遍缺乏信任——特别在中共党内——让老百姓不得不保护自己，先行满足一己的需要。党员人数虽仍在增加，但多是为了确保来日官运亨通。这些情形导致多项分歧，以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行径。儒家思想着重「孝道」，但现今社会对长者漠不关心的程度，已严重到迫使政府在2013年7月立法，规定儿女必须「时常」探望父母，不得有违。
人心对文化和智识的渴求，包括选择权及相关的自由度，可因长期压抑、甚或理念真空而引发后现代的行为模式。一旦发觉自己所有信念竟然全属虚谬时，那个向来藉以自我认同的基本身份，就立即分崩离析。「若不可能致富，可怎么办？」「只有成功才算辉煌？」… … 1989年六四屠城后，八十年代的希望成了泡影，人生变得狭窄和自我中心。九十年代的经济和成就是可炫耀的，令中共至少可藉以夺回某程度的自信。今天大多数中国社会处在后现代状态，有一系列尚待完成的现代化项目，包括信念和期望。除此之外还有象征式和地域性的边界地区，其中有异议者、贫困者、少数族裔和边缘化的社群，正企图争取生活主权，挑战急速发展，保护一己的次文化。
从某个视角看来，今天中国拥抱相对、抗拒绝对的心态，也有其积极的影响和能量。人们对很多不同的事物感到好奇，也以开放的态度加上自己的诠释。这种开放态度也正在延伸到对政治权力、对社会状况、对不平等事件的质疑。在日趋个人化的社会里，个人信仰并不比一般号称时尚、或一些怪异行径更为奇特。宗教可以供人选样品尝，从各式庙堂和教派所提供的多项「产品」各取所需，好像身处大杂烩中。这个现象跟新纪元运动为西方国家带来的影响非常相似。中国的书店虽然还不能普遍地售卖圣经，但逐渐可以看到奥修 (Osho) 及其他东方精神大师的书籍。励志、自助书十分畅销。有人可能以为这个现象可与儒家的「修身」比美，但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儒家修身并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连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有超然的道德目标。
九十年代法轮功的出现展示了人心对灵性事物的响往，也使人聚焦于信心治疗的功效。疾病得医治，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是宗教大复兴背后的动力。在城市聚居的「权贵」人士，早有医疗保健，对信心治疗并没有迫切和实际的需要。但那些声称能行异能、治百病的「气功大师」，纵然收费昂贵还是大受欢迎。最近有名王林的「大师」为了逃避内地的侦讯而潜逃到香港。据闻此人的捧场客中竟不乏中共的高层官员。当然，中共官方立场对这种权能医治采用打压手段，持守科学发展论，倡导一种近乎严谨的「科学家」世界观。
可是，在2005年中共开始提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却把宗教列为可达致社会「和谐」的工具之一。党期望各宗教机构全力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并将「和谐作为重点纳入所有活动」。注册的宗教团体总算听从指示愿意配合，但也借机传教。我个人的观察，这些注册组织的多数信徒并不认同这种政治化的宗教信息，而教会领袖也苦心孤诣地试图将神学与现代社会的需求互相结连。
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化基督徒」，在当日社会道德争议的氛围中，是别开生面的一股抗邪力量。这批没有基督信仰背景的知识分子，发现在基督教伦理 (甚至信仰)中有多项原素，可成为他们梦寐以求、建构理想新社会的工具。这些知名学者，虽然为数不多——他们不参与基督徒群体活动亦不接受教会礼仪——却自称为「基督的追随者」，承认信仰在个人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文化基督徒」宣称他们的信仰是现代性和个人性的宗教信仰。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甚少提及后现代主义。
虽然今天「文化基督徒」已失去了影响力，但在激励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为基督信徒上，他们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表明在「毛后」中国，除了金融、成就与绝望外，信仰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在后现代主义精神的一种异变里，一些走在前线的青年知识分子——作家、律师、文化人等——近年选择了基督信仰。由于他们对自己的选择直言不讳，甚至在大众传媒上公开承认，他们激励了许多学生及青年专业人士。
在一些城市的末注册家庭教会中，有热衷于归正神学 (在北美称为「新加尔文主义」) 的群体活跃其中。这群体聚焦于清教徒式的教导，而非约翰加尔文本人。他们对城市青年甚具吸引力，因为他们坚守道德立场，并信守「非相对」的信仰，与一般社会风气成了鲜明对比。原来归正神学对一些在潜意识里持守儒家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甚具吸引力。城市教会中的青年领导，具有双重教会领袖及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承受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在社会和国家道德沦丧的世代，愿意肩负力挽狂澜的责任。
今天在这个「不自觉的后现代」中国社会里，有反相对道德观和反唯我主义，那些与社会主流思维大相径庭的议题和论调。虽然各方人土对到底匮乏了哪些东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党国当局既然承认「信仰危机」的存在，就显出事态的高度迫切性。同时，虽然农村面对的是与城市大不相同的挑战，但对未来的惆怅及信仰的欠奉，比起城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如何，城市与农村同有一个对信仰的渴求和动力——基督教的及其他宗教的——就表明中国的未来仍大有希望。
编按：作者霍尔曼博士 (Dr. Fredrik Fallman)，瑞典Gothenberg University 中国研究副教授，Mission Covenant Church of Sweden (现称Uniting Church in Sweden) 前亚洲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