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工在华人散居群体中的投入，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从起初视他们为福音外展的对象，进而期待他们成为将福音带给家人与同胞的管道。然而，近年来，基督教领袖之间逐渐出现一种思维转向：期盼散居华人成为基督教跨文化事工的重要一份子，其服事对象不再局限于自身群体。伴随这种充满盼望的思考，也浮现出对更多跨世代合作的期待，特别是与来自华语地区第一代移民之 “双文化子女” 之间的协作。这两种并行的思路，正为华人基督徒重新想像自己在上帝使命中的身分与目的，注入崭新的视角。这样的前瞻性思考值得关注，同时也需要在理论与现实交会之处，进行审慎而批判性的反思。
在本文中，我将提出为何这种 “双轨并进” 的宣教思维值得关注的理由，同时指出在这种策略性思考转化为实际行动前，必须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几个关键考量。这些观点源自我在多伦多举行的 “2025全球华人散聚网络策进会议” 所发表的回应论文，并在与会者之间的建设性讨论后进一步修订与深化。在接下来的各个段落中，我将首先说明，为何推动散居华人的跨文化基督教事工，对于重新理解华人基督徒在上帝使命中的身分与目的具有重要意义；接着，我将指出在跨世代合作方面值得进一步反思的相关议题；最后，我将综合这两个面向，提出一些实际建议，说明如何将此双轨宣教思维落实于具体实践之中。
跨文化事工作为重塑华人散居群体身分与使命的催化剂
这项 “双轨思维” 中的第一个面向——将散居华人定位为跨文化事工的一份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宣教学思维的一项进展。这一思路深受华裔美国宣教学者温以诺（Enoch Wan）所提出的 “散居宣教学”（Diaspora Missiology）影响：基督教宣教的发展进程，首先是向散居者宣教（to the diaspora），接着是透过散居者向其家人与同胞宣教（through the Christian diaspora），再来是藉由散居者向其族群之外宣教（by the diaspora to beyond their ethnic group），最后是与散居者一起在基督教机构中，参与全球跨文化事工（with the diaspora）。虽然温以诺的模式并非仅限于华人散居群体，但由于他在华人基督徒中的影响力，这一模式在散居华人之中逐渐成为理解与勾勒基督教事工发展进程的重要框架。
在温以诺的模式中，前两个阶段——“向散居者” 与 “透过散居者”——主要聚焦于单一族群的基督教外展事工。而多数涉及散居华人的基督教事工，也大致对应这两个阶段，将散居华人视为事工的接受者，以及作为将基督信仰传递给其家人与同胞的管道。其原因在于，无论在原居地或海外，华人基督徒在人口比例上皆属少数。因此，许多基督教事工往往预设，无论在散居地或原乡，对华人的福音工作都应以服事华人为核心。即便散居华人基督徒参与外展事工，其主要对象通常仍是其他华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强调将散居华人视为跨文化事工的一份子，可说是朝向温以诺模式中第三个阶段迈进的一步，将焦点转向 “由散居华人” 向 “其他族群” 宣教的基督教外展事工。
这样的进展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标志着散居华人基督徒在上帝使命中重新想像自身身分与目的的转向。它使华人基督徒更清楚意识到，上帝的使命不仅限于华人，而是面向整个世界；也挑战华人基督徒走出单一族群导向的思维，迈向有意识的跨文化参与；同时，更呼召华人基督徒将自己看作是全球基督工人协作网络中的一分子。因此，这种重新想像并不只是沿着某一宣教模式的阶段推进，更是为散居华人基督徒开启新的视角，使他们能转向外在世界，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基督信仰中的积极行动者。这一新的观点也呼召散居华人基督徒反思，自身的移民历程能如何被上帝使用——不只是为了华人群体，更是为了整个世界。
在寻求跨世代合作之前，理解世代之间的动态
在鼓励散居华人基督徒以向外的视角投入跨文化事工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种前瞻性的期待：期望将移民后代中的 “双文化子女” 一同纳入这些事工中。这种对跨世代合作的盼望，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人们普遍认为双文化背景的人具备较佳的语言能力与文化敏感度，因此在跨文化处境中更具适应力，也更适合担任文化桥梁。第二，散居各地的华人教会长期面临难以与双文化的下一代建立连结并留住他们的困境。因此，人们期待透过和双文化子女一起服事，帮助他们在教会及上帝的使命里找到归属感。
然而，尽管推动跨世代合作的这两个理由看似合理，我仍要强调，这之中同样需要审慎而批判性的反思。预设在散居地出生、成长的华人移民子女必然更适合跨文化事工，可能忽略了所谓 “第二代”——亦即第一代移民的子女——甚至其后续世代的儒化（enculturation，又译作文化适应）过程。原始移民世代未必充分意识到的现象之一，是在亚裔美国人研究中被广泛讨论的 “永远的外国人症候群” （perpetual foreigner syndrome）。此一概念指的是，亚裔族群因其外显特征（如肤色、发质、脸部特征），即便是在他们认同的 “祖国”（例如美国）出生并长大，仍经历到被视为外来者的疏离感。虽然这个术语主要出现在对亚裔美国人的研究中，但它其实描述了一种在其他社会处境也存在的现象，即政府政策、文化规范与公共论述共同强化了以族群或种族为基础的歧视。对身处此类环境的双文化人士而言，身分认同的协商（Identity Negotiation）往往是一段痛苦的历程，有时带来的不是健康的整合，而是破碎与撕裂。尽管上帝的恩典为群体的和好、修复，以及个人生命的整全，预备了充足的空间，但双文化的华裔基督徒是否必然能成为跨越华人族群、连结不同文化的桥梁，并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除了散居华人双文化后代所经历的身分张力外，华人社群内部不利跨世代互动的氛围，也可能为合作带来阻碍。在此，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永远的孩子症候群”（perpetual child syndrome），用以描述全球许多华人教会常见的一种现象；当一种世代相传、尊崇长者的华人文化模式形塑出明显的世代阶层时，第一代移民往往居于权力结构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境中，第二代──更遑论其后的世代──往往长期被置于 “孩子” 的位置。
即便第二代已成年，在决策权的层面上，他们仍持续以 “孩子” 的身分运作。由于华人移民的流动持续不断，散居各地的华人基督徒群体不断有新一波华语移民补上，将权力转移给第二代并不被视为迫切之事。于是，第二代的 “孩子” 身分，与其说是家庭世代的自然结果，不如说是由某种权力结构所界定——这种结构倾向优先赋权给能熟练运用华人文化价值与语言的人。对渴望在此文化框架中服事的第二代而言，只要他们对华人文化或语言不够熟悉，无论其年龄或能力如何，仍容易被归类为 “孩子”。这正是我所指的 “永远的孩子症候群”。因此，即便人们已意识到第二代的双文化背景可能成为跨文化事工的资产，但跨世代合作是否真能促成世代之间健康的相互理解，并进而在事工中形成平等的伙伴关系，目前仍言之过早。
将 “向外且向前” 的思维付诸实践的建议
尽管前文已提出若干需要批判性反思的要点，我仍主张，散居华人基督徒应采纳这种双轨并进的思维：一方面 “向外看”，超越仅以华人为对象的事工可能；另一方面 “向前看”，积极寻求跨世代的合作。为了朝此目标迈进，以下提出三项建议，说明如何将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
一、促进跨世代的倾听与沟通
在寻求跨世代的跨文化事工合作前，散居华人基督徒群体需要先刻意培养 “跨世代的聆听与沟通” ，使彼此能从不同的观点及生命经验中学习。这类对话应以谦卑和开放的态度为起点，并允许其结果有可能重塑现有的权力结构。尽管现代华人文化高度重视实用性与成果导向，且这些价值在许多方面确实帮助了散居群体的发展，但在跨世代对话中，若能暂时放下这些价值取向，反而有助于避免过早中断真正具建设性的沟通。
二、示范并赋权跨文化事工
如前所述，散居华人基督徒的事工重心，长期以来多集中于服事其他华人。即使对跨文化事工怀有愿景，往往也会因担心与华人外展事工 “竞逐资源” 而在事工优先顺序上产生张力。因此，若能在华人基督徒群体中更加着力于示范并赋权跨文化事工，对于平衡既有的模式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双文化第二代的责任，同样可能是部分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呼召。事实上，鉴于华人文化中的世代阶层结构，第一代移民在此一焦点上的示范与赋权，对推动跨文化事工的愿景将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三、连结文化并重新定位族群身分
最后，无论是第一代移民，或后续世代的华裔基督徒，所有散居华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文化与身分之间不断协商与调适。与其视这些经验为一种负担，不如更有建设性地视这为预备自己成为跨文化桥梁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散居华人基督徒群体对自身的族群身分持较为开放与弹性的态度，并更敞开地向其他文化学习；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意味着他们正视自身被边缘化、少数化的经验，从而培养对其他边缘与弱势群体更深的同理心，作为其基督徒见证的一部分。
结论而言， 鼓励华人散居群体以此 “双轨思维” 投入跨文化事工，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视角，能推动他们更深、更广地参与上帝的使命。这一模式呼召散居华人基督徒超越既有的事工框架与文化惯性，让福音重新校准其优先次序，并有潜力为停滞的事工注入新生命，使散居华人基督徒群体重新得力。诚然，华人散居群体在事工的理解与实践上，仍有许多需要调整与更新之处，但我曾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种双轨思维在早期阶段的实践，特别是在我所属的位于芝加哥地区的一间华裔教会里——在透过动员青少年与青年成人一同服事阿富汗难民的事工上，我看见了极大的盼望。虽然这样的外展事工在散居华人教会中仍属少见，但或许，时候已经成熟，圣灵正要在散居华人群体参与上帝使命的方式上，吹入更新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