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工在華人散居群體中的投入，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從起初視他們為福音外展的對象，進而期待他們成為將福音帶給家人與同胞的管道。然而，近年來，基督教領袖之間逐漸出現一種思維轉向：期盼散居華人成為基督教跨文化事工的重要一份子，其服事對象不再侷限於自身群體。伴隨這種充滿盼望的思考，也浮現出對更多跨世代合作的期待，特別是與來自華語地區第一代移民之「雙文化子女」之間的協作。這兩種並行的思路，正為華人基督徒重新想像自己在上帝使命中的身分與目的，注入嶄新的視角。這樣的前瞻性思考值得關注，同時也需要在理論與現實交會之處，進行審慎而批判性的反思。
在本文中，我將提出為何這種「雙軌並進」的宣教思維值得關注的理由，同時指出在這種策略性思考轉化為實際行動前，必須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幾個關鍵考量。這些觀點源自我在多倫多舉行的「2025全球華人散聚網絡策進會議」所發表的回應論文，並在與會者之間的建設性討論後進一步修訂與深化。在接下來的各個段落中，我將首先說明，為何推動散居華人的跨文化基督教事工，對於重新理解華人基督徒在上帝使命中的身分與目的具有重要意義；接著，我將指出在跨世代合作方面值得進一步反思的相關議題；最後，我將綜合這兩個面向，提出一些實際建議，說明如何將此雙軌宣教思維落實於具體實踐之中。
跨文化事工作為重塑華人散居群體身分與使命的催化劑
這項「雙軌思維」中的第一個面向——將散居華人定位為跨文化事工的一份子——在某種意義上是宣教學思維的一項進展。這一思路深受華裔美國宣教學者溫以諾（Enoch Wan）所提出的「散居宣教學」（Diaspora Missiology）影響：基督教宣教的發展進程，首先是向散居者宣教（to the diaspora），接著是透過散居者向其家人與同胞宣教（through the Christian diaspora），再來是藉由散居者向其族群之外宣教（by the diaspora to beyond their ethnic group），最後是與散居者一起在基督教機構中，參與全球跨文化事工（with the diaspora）。雖然溫以諾的模式並非僅限於華人散居群體，但由於他在華人基督徒中的影響力，這一模式在散居華人之中逐漸成為理解與勾勒基督教事工發展進程的重要框架。
在溫以諾的模式中，前兩個階段——「向散居者」與「透過散居者」——主要聚焦於單一族群的基督教外展事工。而多數涉及散居華人的基督教事工，也大致對應這兩個階段，將散居華人視為事工的接受者，以及作為將基督信仰傳遞給其家人與同胞的管道。其原因在於，無論在原居地或海外，華人基督徒在人口比例上皆屬少數。因此，許多基督教事工往往預設，無論在散居地或原鄉，對華人的福音工作都應以服事華人為核心。即便散居華人基督徒參與外展事工，其主要對象通常仍是其他華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來強調將散居華人視為跨文化事工的一份子，可說是朝向溫以諾模式中第三個階段邁進的一步，將焦點轉向「由散居華人」向「其他族群」宣教的基督教外展事工。
這樣的進展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標誌著散居華人基督徒在上帝使命中重新想像自身身分與目的的轉向。它使華人基督徒更清楚意識到，上帝的使命不僅限於華人，而是面向整個世界；也挑戰華人基督徒走出單一族群導向的思維，邁向有意識的跨文化參與；同時，更呼召華人基督徒將自己看作是全球基督工人協作網絡中的一分子。因此，這種重新想像並不只是沿著某一宣教模式的階段推進，更是為散居華人基督徒開啟新的視角，使他們能轉向外在世界，將自己定位為全球基督信仰中的積極行動者。這一新的觀點也呼召散居華人基督徒反思，自身的移民歷程能如何被上帝使用——不只是為了華人群體，更是為了整個世界。
在尋求跨世代合作之前，理解世代之間的動態
在鼓勵散居華人基督徒以向外的視角投入跨文化事工的同時，也伴隨著一種前瞻性的期待：期望將移民後代中的「雙文化子女」一同納入這些事工中。這種對跨世代合作的盼望，主要基於兩個理由。第一，人們普遍認為雙文化背景的人具備較佳的語言能力與文化敏感度，因此在跨文化處境中更具適應力，也更適合擔任文化橋樑。第二，散居各地的華人教會長期面臨難以與雙文化的下一代建立連結並留住他們的困境。因此，人們期待透過和雙文化子女一起服事，幫助他們在教會及上帝的使命裡找到歸屬感。
然而，儘管推動跨世代合作的這兩個理由看似合理，我仍要強調，這之中同樣需要審慎而批判性的反思。預設在散居地出生、成長的華人移民子女必然更適合跨文化事工，可能忽略了所謂「第二代」——亦即第一代移民的子女——甚至其後續世代的儒化（enculturation，又譯作文化適應）過程。原始移民世代未必充分意識到的現象之ㄧ，是在亞裔美國人研究中被廣泛討論的「永遠的外國人症候群」（perpetual foreigner syndrome）。此一概念指的是，亞裔族群因其外顯特徵（如膚色、髮質、臉部特徵），即便是在他們認同的「祖國」（例如美國）出生並長大，仍經歷到被視為外來者的疏離感。雖然這個術語主要出現在對亞裔美國人的研究中，但它其實描述了一種在其他社會處境也存在的現象，即政府政策、文化規範與公共論述共同強化了以族群或種族為基礎的歧視。對身處此類環境的雙文化人士而言，身分認同的協商（Identity Negotiation）往往是一段痛苦的歷程，有時帶來的不是健康的整合，而是破碎與撕裂。儘管上帝的恩典為群體的和好、修復，以及個人生命的整全，預備了充足的空間，但雙文化的華裔基督徒是否必然能成為跨越華人族群、連結不同文化的橋樑，並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
除了散居華人雙文化後代所經歷的身分張力外，華人社群內部不利跨世代互動的氛圍，也可能為合作帶來阻礙。在此，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永遠的孩子症候群」（perpetual child syndrome），用以描述全球許多華人教會常見的一種現象；當一種世代相傳、尊崇長者的華人文化模式形塑出明顯的世代階層時，第一代移民往往居於權力結構的核心；在這樣的情境中，第二代──更遑論其後的世代──往往長期被置於「孩子」的位置。
即便第二代已成年，在決策權的層面上，他們仍持續以「孩子」的身分運作。由於華人移民的流動持續不斷，散居各地的華人基督徒群體不斷有新一波華語移民補上，將權力轉移給第二代並不被視為迫切之事。於是，第二代的「孩子」身分，與其說是家庭世代的自然結果，不如說是由某種權力結構所界定——這種結構傾向優先賦權給能熟練運用華人文化價值與語言的人。對渴望在此文化框架中服事的第二代而言，只要他們對華人文化或語言不夠熟悉，無論其年齡或能力如何，仍容易被歸類為「孩子」。這正是我所指的「永遠的孩子症候群」。因此，即便人們已意識到第二代的雙文化背景可能成為跨文化事工的資產，但跨世代合作是否真能促成世代之間健康的相互理解，並進而在事工中形成平等的夥伴關係，目前仍言之過早。
將「向外且向前」的思維付諸實踐的建議
儘管前文已提出若干需要批判性反思的要點，我仍主張，散居華人基督徒應採納這種雙軌並進的思維：一方面「向外看」，超越僅以華人為對象的事工可能；另一方面「向前看」，積極尋求跨世代的合作。為了朝此目標邁進，以下提出三項建議，說明如何將理論轉化為實際行動。
一、促進跨世代的傾聽與溝通
在尋求跨世代的跨文化事工合作前，散居華人基督徒群體需要先刻意培養「跨世代的聆聽與溝通」，使彼此能從不同的觀點及生命經驗中學習。這類對話應以謙卑和開放的態度為起點，並允許其結果有可能重塑現有的權力結構。儘管現代華人文化高度重視實用性與成果導向，且這些價值在許多方面確實幫助了散居群體的發展，但在跨世代對話中，若能暫時放下這些價值取向，反而有助於避免過早中斷真正具建設性的溝通。
二、示範並賦權跨文化事工
如前所述，散居華人基督徒的事工重心，長期以來多集中於服事其他華人。即使對跨文化事工懷有願景，往往也會因擔心與華人外展事工「競逐資源」而在事工優先順序上產生張力。因此，若能在華人基督徒群體中更加著力於示範並賦權跨文化事工，對於平衡既有的模式是十分必要的。這不僅僅是雙文化第二代的責任，同樣可能是部分第一代華人移民的呼召。事實上，鑑於華人文化中的世代階層結構，第一代移民在此一焦點上的示範與賦權，對推動跨文化事工的願景將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三、連結文化並重新定位族群身分
最後，無論是第一代移民，或後續世代的華裔基督徒，所有散居華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文化與身分之間不斷協商與調適。與其視這些經驗為一種負擔，不如更有建設性地視這為預備自己成為跨文化橋樑的過程。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意味著散居華人基督徒群體對自身的族群身分持較為開放與彈性的態度，並更敞開地向其他文化學習；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意味著他們正視自身被邊緣化、少數化的經驗，從而培養對其他邊緣與弱勢群體更深的同理心，作為其基督徒見證的一部分。 結論而言， 鼓勵華人散居群體以此「雙軌思維」投入跨文化事工，是一個充滿盼望的視角，能推動他們更深、更廣地參與上帝的使命。這一模式呼召散居華人基督徒超越既有的事工框架與文化慣性，讓福音重新校準其優先次序，並有潛力為停滯的事工注入新生命，使散居華人基督徒群體重新得力。誠然，華人散居群體在事工的理解與實踐上，仍有許多需要調整與更新之處，但我曾親身參與並見證了這種雙軌思維在早期階段的實踐，特別是在我所屬的位於芝加哥地區的一間華裔教會裡——在透過動員青少年與青年成人一同服事阿富汗難民的事工上，我看見了極大的盼望。雖然這樣的外展事工在散居華人教會中仍屬少見，但或許，時候已經成熟，聖靈正要在散居華人群體參與上帝使命的方式上，吹入更新的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