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基督徒藝術家、藝評家、詩人暨美術教育家，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島子先生，於9月1日清晨7時20分在北京安息主懷，享年69歲。
消息傳來的那一刻，我正在異國他鄉，愕然不知所措。帕薩迪那清晨的警笛聲響起，彷彿與這突如其來的噩耗交織成一種難以言說的悲愴。嗚呼如斯，如鯁在喉。兩天前，我就已收到老師女兒發來的信息，說導師因臟器衰竭進入重症監護室。當時，站在異國街頭，我握緊雙手禱告，禱告中似乎感覺握住了老師的手，心中湧起無盡的不捨，但也未能阻止良師離去。
與島子老師的初見，已是十年前的那個秋天。那時，基督教藝術在中國正蓬勃興起，基督徒藝術家的展覽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我參與策劃了幾場基督教藝術展覽後，內心愈發渴望更深入地研究基督教藝術，便決心報考相關方向的博士生。當聽聞島子教授不僅是著名藝術家，更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時，我立刻前往北師大，那裡正舉辦他的個人畫展。
初見島子老師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風骨如俠，氣度恢弘，舉手投足間自有一種超然的風範。然而，他的言談卻謙遜平和，毫無文人常見的傲氣與疏離感。頃刻間，我便認定，他就是我要尋找的良師。
那時，島子老師的聖水墨藝術已廣為人知。他最初以詩作和文學評論而聞名，後擔任清華大學藝術史教授。自1996年成為基督徒後，他開始探索基督教主題的水墨創作。
先生沒有受過科班藝術訓練，他由文入畫，完全是一種自發的狀態，這也符合文人畫「先文後畫」的傳統，即以詩書涵養心性為根基，將文學哲思凝練為筆墨的呼吸表達。然而，島子對水墨創作又是建立在對傳統文人的深思熟慮的批評態度之上。他指出，中國文人畫長期以來由於強調個體心性的陶冶與孤芳自賞，缺乏愛與犧牲的精神能量——也就是他經常提到的「缺血」狀態，故難以承載基督教「服侍真理」的謙卑與悲憫。
為此，他主張將基督教神學的超驗性鍥入中國傳統文人畫文以載道的理想，將水墨藝術提升至可寄寓苦難及救贖的嶄新維度。他的藝術不回避苦難，直面人性幽暗和社會、文化困境，同時在創傷中尋找超越。
島子先生的信仰沒有局限於某一教派。他雖然將自己歸為新教徒（曾在某家庭受洗），但他對藝術神學的理解，並不囿於單一教派的藩籬，而是向三大基督教傳統——天主教、東正教與新教——敞開心扉，並從各自宗教藝術傳統中汲取靈感與養分。他的作品被2013年在德國漢堡舉辦的第34屆德國新教教會大會（34th Deutscher Evangelischer Kirchentag Hamburg）所接受，並邀請他談論水墨創作。他接受天主教德國米蘇爾社會發展基金會邀請藝術創作《上帝與黃金》（God and Gold, NEW LENTEN VEIL FOR THE MISEREOR LENTEN CAMPAIGN, Aachen, Deutschland）並獲大獎，作品在歐洲3000多座教會展出。他也繪製水墨聖像畫，畫天使，供信徒默想——這顯然又帶有東正教傳統的深刻影響。
島子的創作方法常常是一種冥想的藝術實踐——閱讀聖經或神學著作，沉浸默想，然後揮灑筆墨寫意表現。他的作品充滿超驗的想像力，既是視覺的詩篇，也是信仰的隱喻。例如，他畫《五旬節降臨》：聖徒被聖靈充滿，頭髮如火焰般跳動，T.S.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第四部分《小吉丁》（Little Gidding）的詩句：「唯一的希望，或者絕望/在於烈火與烈火之間的選擇——/唯有以火得贖。（The only hope, or else despair/Lies in the choice of pyre or pyre—/To be redeemed from fire by fire.）」
而在《大馬士革的路上》中，他將保羅跌倒的瞬間置於畫面底部的黑暗中，藍色背景中的白馬卻顯露白骨，象徵著肉體的脆弱與靈魂的轉化。在《上帝的心跳》系列中，三隻燃燒的蠟燭火焰跳躍舞動，既暗示了神聖三位一體的奧秘，也似乎是對永恆生命律動的一種直覺捕捉。
島子先生的水墨作品讓人們在藝術中感受到走近基督的渴望。他毫不避諱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因而引發了知識分子與學生的廣泛關注和好奇，甚至許多人因著他的生命見證而歸信基督。然而，他的率真與坦蕩也時常引發爭議。他不屬於任何教會，喜歡抽煙，尤其在思考和寫作時煙不離手。他畫的主題極其大膽，例如他畫那位著名博士的骨灰撒入大海的瞬間，他用穿囚服的蠟燭、天使與閃電發出吶喊，隱喻公義必然彰顯。他還曾回應「鐵鏈女」事件，將女性生殖器變形為鎖鏈，並構成十字架的框架。他的某些性情和作品因為「出格」讓某些基督徒感到不安，甚至招致攻擊。
島子先生的離世在知識分子、藝術圈和教會群體中引起了深切的哀悼。無數詩人、學者、藝術家，以及他的學生和主內肢體紛紛通過社交媒體表達哀思。島子先生的是中國美術批評界以及美術界的重大損失，他是「這個時代極具精神性和人格魅力的知識分子型藝術家」,「罕見的學者——學養深厚卻謙卑如塵，才華橫溢卻低調似土。」
島子先生的離去，為一個時代留下了悠長的迴響，也為後人留下了一份關乎藝術、信仰與存在的思想財富。隨著時間推移，他的作品必將被賦予更為深遠的意義，無論是在基督教藝術史的書寫中，還是在信仰與生存的對話中，他的創作都將成為一個鮮活而深邃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