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多數生活在西方的人，對中國在商業、科技與外交等層面向西方開放感到著迷時，其實在表面之下，正發生著一項微妙卻重要的轉變。儒家思想，連同佛教與民間宗教，正在復興之中。若我們以為基督教會在中國持續成長（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是：教會的成長已開始趨於平緩，在某些領域甚至可能出現下滑），普渡大學的楊鳳崗博士指出，對孔子的崇拜正顯著上升，而儒家思想也逐漸以「宗教」的形態重新浮現：
一場強而有力的社會運動已在中國興起，致力於將儒家思想復興為一種宗教。此外，也有人試圖推動儒家成為國教。儒家的倡議者、熱衷支持者以及較為勉強的支持者，涵蓋了學術界學者、大學生、經濟與社會企業家，以及政府官員。
這可能是真的嗎？如果真是如此，西方應當如何回應？
除了震驚與難以置信外，我們必須向歷史學習。近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信仰的迷戀，尤其在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期，不應使我們忽略一個事實：這其實是例外而非常態；是罕見的機會窗口，但從歷史長流來看，絕不是常態。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對基督教抱持抗拒態度；事實上，我們可以從兩次主要的反基督教浪潮中學到許多重要的教訓。
第一波反基督教浪潮發生於同治中興時期（1862–1874）。兩次鴉片戰爭（1839–1842、1856–1860）及其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在西方列強面前備受屈辱，也暴露出國家極需現代化的現實。當時的皇帝尚年幼，實權掌握在攝政後的慈禧太后手中；她以鐵腕統治中國，直到1908年去世。
慈禧太后掌權期間，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員開始推動近代化建設，例如創辦中國第一所現代語言學校（設於江南製造局內；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曾一度擔任校長，並延攬另一位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前來任教），並透過總理衙門（一個相當初步的「外交部」）與外國人交涉。然而，慈禧太后及其所倚重的宦官勢力卻希望「把時鐘往回撥」；她從未信任過外國人。這股反動、排外氛圍的高潮，便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外國人遭屠殺事件）。Mary Clabaugh Wright在其著作的書名中，精闢地道出其核心論點：《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同治中興，1862–1874》。
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士紳（即擁有土地的讀書人）與官員（帝國體制下的地方官吏）開始猛烈反對基督教。他們製作並張貼圖像化的告示（類似政治漫畫），將基督教主教描繪成豬頭（利用「主教/豬教」的諧音雙關），指控傳教士所辦的孤兒院挖取少女的眼睛以製作西方醫藥，並將基督教的洗禮誤解為淫亂儀式、把聖餐曲解為食人行為。傳教士與士紳之間資訊流通的匱乏，是導致這種嚴重誤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士紳們往往選在各省省會舉行科舉考試期間散發這些材料，因為那時不論知識分子或一般百姓都會聚集一處。就我們的討論而言，這一波反對浪潮的重點在於：知識分子及其身為地方官的同僚，是站在「傳統中國文化」的立場上反對基督教的。基督教被視為一種西方的、外來的、野蠻的宗教。當中國文明受到威脅時，儒家、道家、佛家以及民間宗教便以「中國文化」之名結成同盟，共同對抗這個名為基督教的西方怪物。（參見Paul A. Cohen《中國與基督教》，以及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這兩本書都指出了同樣的論點。）
如果說中國知識分子是從傳統「中國文化」（至少由四種思想/宗教傳統所構成的綜合體）的立場來反對基督教，那麼1922至1927年的反基督教運動，則是性質迥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也就是五四運動的年代（1915–1927）。1911年10月10日，在名義上由孫中山領導之下，中國一夕間成為共和國；然而實際權力卻掌握在袁世凱手中。袁在1915年出賣中國，使國家淪為日本的附庸，並於1916年稱帝。袁世凱於1917年去世後，中國隨即陷入軍閥割據、內戰不休的時期（1917–1927）。
1911年曾為共和成立滿懷振奮的知識分子，到了1915至1916年間卻陷入深切的絕望之中。他們在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作人等人的帶領下（陳獨秀與李大釗於1921年7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領袖），展開五四運動（或稱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起初的目標，是向現代西方學習，塑造一整代「新青年」：具有前瞻眼光、科學精神、獨立精神，並且勇於走上中國歷史舞臺的前線，開創一個嶄新、自由、現代而民主的社會。
1915至1919年間，陳獨秀幾乎全盤引進現代西方思想；於是在1919年5月4日，學生們走上街頭，抗議日本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企圖。這場行動迅速演變為全國性的罷課、罷工與抵制日貨運動。五四事件象徵著1911年之後，中國學生組織成為一股具有實質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此後抗議行動接連不斷，一直持續到1927年4月12日。
在1919年之後這種高度熾熱的政治氛圍中，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成立。到了1922年4月（僅僅九個月後），中共的青年部門（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動並組織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隨後，大學教師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非宗教大同盟」。這些團體從現代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反對基督教，認為基督教違反科學與理性原則，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這些知識分子巧妙地利用西方思想工具（馬克思主義）來反對西方宗教（基督教）。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其著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中指出，當儒家思想在中國瓦解時（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象徵著這一瓦解的開始），中國人更傾向以外來貨幣（即基督教）來支付精神瓦解的代價。於是，基督信仰成了文明危機的代罪羔羊。
為什麼回顧這段歷史至關重要？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包括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共通點與差異——可以直接追溯到五四時期的反基督教運動（參見Jessie Gregory Lutz與Ka-che Yip的研究，以及Wing-hung Lam, Jonathan Chao與我本人的博士論文）。在如今的後毛澤東時期，反對「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仍是政府動員民意力量的便利工具之一。（1998年中國對貝爾格勒使館被炸事件的反應，即是一例。）因此，中國第三波反基督教運動不見得會完全源自為了保護「傳統中國文化」（但隨著儒家宗教的興起，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也未必單純出自支持「現代馬克思主義」（但同樣不能排除）。無論其意識形態基礎為何，這場未來的反基督教運動，極可能會是一個由政府與民眾共同構成的「統一戰線」。
那麼，我們該如何回應呢？首先是，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心態的歷史。合編著作《中國知識分子與福音》（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Gospel）是個很好的起點，能引導讀者進一步深入相關研究。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思考的？他們對基督教有何看法？今日，透過專業服務、慈善關懷與商業投資來祝福中國人民，都是非常策略性的途徑。然而，美國的福音派基督徒在參與或支持這些事工時，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理解卻極為不足。我們是否願意彌補這些尚未完成的功課？
第二，我們需要堅實的聖經護教學，同時帶著對中國人民深切而真誠的憐憫。已故護教學家薛華（Francis Schaeffer）的方式十分值得我們效仿。薛華將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的護教思想轉化為一般人也能理解的語言；薛華的妻子伊迪絲（Edith Schaeffer）則透過款待的行為，以及以憐憫與社群關懷為特徵的生活方式，使這樣的護教更具體、為人所感。薛華的口號是：「誠實的提問，應以誠實的答案回答」（honest answers to honest questions）。他堅信：聖經具有權威，能為基督徒回應非基督徒問題提供一切根基。
然而，許多真誠地呼籲對話、理解，並以積極友善的方式接近中國思想的努力，往往並未建立在真正的聖經護教上，也並未嚴肅地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歷史及其世界觀。這些呼聲更常僅僅基於良好的意圖，而非紮實的神學與歷史根基。
第三，我們也必須對那些試圖建立「共同立場」或構築「理解之橋」的做法提出警示——尤其是那些將聖經與儒家經典描繪為指向同一位上帝、甚至是同一種「普遍啟示」的說法。我們必須清楚區分：一方面，上帝的啟示清楚顯明在人的心裡及受造的宇宙之中（但並非透過言語，參詩篇19:1-4；羅馬書1:18-21）；另一方面，聖經也警告「世上的小學」（歌羅西書2章）反映了人們對真理的壓抑（或對普遍啟示的壓制，參羅馬書1:18-23）。上帝的啟示是從上而下的（從上帝而來）；哲學則是從下而上（由已被罪扭曲心思和心靈的人提出）。人類的哲學始終帶有偶像崇拜的性質；中國需要的，是聆聽上帝嶄新的話語，而不是披著基督教外衣、重新包裝過的人文主義。
我們可以對人（中國知識分子）懷抱憐憫，同時在聖經對人類思想（中國思想）的評價上毫不妥協；我們絕不可將憐憫與傾聽的心，誤解為對「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的讓步。這是否正是當今美國神學與宣教上的一個軟肋？
若西方基督徒要對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一種既有憐憫、又堅定且合乎聖經的回應——尤其在第三波反基督教運動可能正在興起之際——那麼，對歷史的認真研讀、健全的教義與護教學，再加上接待與憐憫的事工（我稱之為「馬鈴薯泥式的接待」，也就是我自1965年抵美以來，從美國基督徒家庭所體驗到的那種款待）皆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