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se of Chinese Missionaries 中国差传者的兴起

齐（化名）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在一次祷告中感受到上帝对跨文化宣教的呼召。在预备出发服事的过程中，她深受宣教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的故事激励。富能仁是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自1909年起至1938年离世，长年在傈僳族中间服事。富能仁逝世仅六年后出版的传记中，记载了他1916年写给家人的一封信，节录如下：

尽管富能仁的服事极具挑战，最终仍结出丰硕的果实。到了2010年，仅是在中国境内的约60万傈僳族人中，已有约一半成为基督徒。²

回顾富能仁的故事，齐说：“我读过很多书，其中一本就是关于富能仁的。我读的那本书真的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挣扎。我第一次经历[跨文化服事]时，我又重读了一遍，因为那对我来说也非常挑战。”富能仁为傈僳族所经历的苦难与牺牲，成为齐自己走上宣教之路时的重要鼓舞。

齐只是众多投身于上帝全球使命的中国大学毕业生之一。

我近期完成了一篇神学硕士论文，专门研究中国宣教运动中这股日益壮大的现象。研究中，我访谈了12位曾在跨文化场域服事的中国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参与正是中国教会由“被差派者”转为“差派者”的一个缩影。这篇文章是系列文章的首篇，将透过大学毕业生的视角，探讨中国宣教运动的兴起。今天的内容将聚焦于这场运动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中国家庭教会运动的兴起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基督新教已在中国耕耘多年。到了1920至1930年代，教会内部分化为自由派与基要派。自由派方面，若干教会与宗派于1927年组成中华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CCC），由诚静怡牧师带领，旨在建立一个合一且本土化的中国国家教会。³

然而，中华基督教会仍深受外籍宣教士及其经费影响，始终未能实现完全的独立与本色化。⁴ 此外，许多保守宗派，如中国内地会拒绝加入该联会。⁵ 其后中日战争（1937–1945）也大幅限制了中华基督教会的发展。⁶ 1949年之后，当初推动中华基督教会成立的自由派理念，则被中国共产党纳入三自爱国运动中。

与这些较为自由派的教会不同，中国的福音派信徒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传福音上，而很少关注社会参与。⁷ 当时，一些极具感染力的布道家如宋尚节、王明道与倪柝声吸引大批民众聆听他们的信息——信息内容多强调认罪悔改与信靠耶稣。在他们的布道下，复兴运动兴起，推动了中国教会中基要主义潮流的成长。

这些复兴派教会为后来在中国兴起的家庭教会运动奠定了基础。

家庭教会中一项极具特色的事工，便是校园事工。早在中日战争期间，赵君影就曾在中国内地各地布道，开展校园工作。战争导致东部地区的高校西迁，许多流离失所的大学生因赵君影的布道而信主。⁸

在中国内地会宣教士艾香德（David Adeney）与本地教会领袖团队的协助下，赵君影于1945年7月在重庆召开全国性学生聚会，成立「中华学园团契」（China Inter-Varsity）。⁹

复兴教会开启宣教使命

随着基要派教会的兴起，来自这些教会的宣教运动也逐渐萌芽。中国第一位踏出国门的宣教士，是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黄乃棠。他于1901年率领约1,000名信徒自福州出发，前往砂拉越（今马来西亚东部）建立教会与宣教工场。¹⁰

20世纪初最广为人知的中国宣教运动之一，是由陕西内地会圣经学校所组成的“万邦宣教团”，领袖是马赛（Rev. Mark Ma）牧师。¹¹

陈金光形容马赛的异象时写道：“中国教会应承担将福音带到新疆的责任，并为了完成大使命，最终将福音传遍世界……这片土地，是主为中国教会保留的产业，为要在主再来时让中国教会得以承接。”¹²

学生们首先前往乌鲁木齐，与当地教会合作，其中两位成员后来抵达喀什，但未能更进一步。¹³

虽未完成远行，但这支队伍后来在美英地区受到美国宣教士白莉（Helen Bailey）的推广，并被称为 “回归耶路撒冷团契”（Back to Jerusalem Band）。¹⁴

至少有两个现代宣教运动继承了这些早期中国宣教士的异象。第一个运动在1990年代重新使用“回耶”名称，动员大量农村家庭教会的信徒投入跨文化宣教。¹⁵

陈金光指出，现代“回耶运动”的核心使命，是接过“全球宣教的接力棒”，将福音带回其“起点——耶路撒冷”。¹⁶

近年来，另一个宣教运动“中国宣教运动”（Mission China）于2015年启动，主导者多来自城市家庭教会的领袖群体。¹⁷

大学毕业生：崛起的宣教新力量

自“中国宣教运动”发起以来，许多与校园事工有关的家庭教会网络开始差派大学毕业生与其他成员，加入上帝的全球宣教。¹⁸

2017年，这些关系网络召开了一场宣教大会，超过1,000位中国大学生与应届毕业生参加，其中有250多人公开回应神的呼召，承诺在校园、职场、教会以及跨文化场域中投身宣教。

后续在2020年与2023年，两场线上版本的大会也吸引逾千名参加者。在我的研究中遇到的几位大学毕业生，正是当年在这些大会中回应呼召的人。

随着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投身跨文化宣教，他们将可能重塑中国跨文化宣教的族群结构。

朱子贤（化名）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学毕业生与青年职场人士将继续成为中国教会参与世界宣教的主力军。”¹⁹

若如他所预期，越来越多大学生投入宣教，中国宣教运动整体将更有能力应对跨文化场域中瞬息万变的需求，特别是在那些敌视基督信仰的地区。

由于大学毕业生具备专业训练与技能，他们更有机会以工作者身分合法居住在这些国家。

这群大学生投身宣教，正是一段更宏大历史故事的一部分——一段结合属灵热忱与历史使命的故事。下一篇文章，我们将探讨这些年轻宣教士的价值观，尤其是他们对虔诚与受苦的看法。

编者按：本文原为英文撰写，经作者授权，由華源協作编辑团队翻译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