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中文能力尚可却不算流利的第二代华裔美国基督徒，我在华人神学学术界处于一个非常奇特的位子。我有足够的能力跟上学界的讨论，却无法以真正流利的中文回应。尽管我是一名研究华人基督教的学者，我仍不断面对想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局限在我最自在的英语圈里的诱惑。毕竟，许多华人神学家的英语能力已足以与英语世界的学术研究及神学传统进行对话，而这也让我的研究工作容易许多。
然而，我对 “活出来的神学”（lived theology）的委身，促使我持续贴近华语信仰群体生活的世界。我所能做的，至少是加强自己的中文能力，并按着中文神学自身的脉络与方式来接触、理解它（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即使我未必能深谙其全貌，但我所能汇集的各个部分，仍丰富了我作为华裔美国人所承载的混合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并没有因此比较不完整，只是有所不同。
正因如此，我深深认同文化身分的重要性，并致力于进行能够包容 “处于两个世界夹缝之间” 所产生的语言复杂性的神学分析。我作为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对中文语言及文化的理解，形塑了我对华人神学的研究与表达；我所采用的，是一种混合的语言表达，因应我在不同情境中所接触到的众多华人处境：北美亚裔群体、中国、台湾、香港，以及近期造访的马来西亚。每一个地方及其独特而复杂的历史脉络，都为我的神学诠释和表达增添新的语言和文化层次。
这些活生生的经历，正是引发我对某些学者所称的 “华语神学”（Sinophone Theologies）产生兴趣的源头。最近，我有幸与黎祉谦博士一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三届汉语公共神学会议上分享这一概念。我们简要地提出 “华语神学” 作为一个可能的框架，来回应罗兰在她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优雅地提出的这项需要：
建立一种能够承认差异、容纳对话的神学方法。若我们连华人世界内部的多元性都无法认真面对，那么所谓公共神学，很容易只是把某一处境的经验推广为普遍结论。
本篇文章是两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旨在为接下来更深入的讨论铺路，探讨 “华语神学” 如何作为一个可能的框架，以回应华语世界在神学反思及神学建构上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在这第一篇文章中，我会花些时间来界定 “华语语系”（Sinophone）一词，清楚呈现其对社会及文化多元性的重视与承诺。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将初步定义 “华语神学”（Sinophone Theologies），并探讨其神学基础。
在汉语公共神学会议中，我与黎祉谦博士以四个问题开启我们的分享；现将这四个问题分享于此，借此以大家真实的生活经验作为进行华语神学的出发点。前两个问题探讨华语群体之间多元性的动态，后两个问题则明确探讨基督徒身分的特征。
- 你会说多少种 “中文”？
- 哪些地方会让你产生 “家” 的感觉？
- 作为一名基督徒，你反对什么？
- 作为一名基督徒，你支持什么？
在你思考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想先解释第一和第二个问题背后的逻辑依据，因为这两个问题将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第三与第四个问题则是下一篇文章的神学讨论起点）。
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分别触及两个面向：语言的多样性以及归属的地方。两者共同将我们对 “华语语系（Sinophone）” 的定义扎根于其多元的本质；两者皆与中文世界（Chinese-speaking world）内部的多元性现实息息相关。中文本身就存在多种不同的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传承。在我们于公共神学会议现场进行调查的与会者中，有65%的人能以二至三种形式的中文交流；另有11%的人表示自己能自在地使用多达五种。此外，除了中文语言的多元性之外，人口迁移也在世界各地创造出许多华语群体视为 “家” 或归属之地的地方。在会议参与者所列出的地方中，有些是国家或地区（例如马来西亚或广东省），有些则是城市（近至南京或台北，远至爱丁堡）。
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及其回答所呈现的现实情况，本文旨在审慎地解释 “华语语系（Sinophone）” 一词，以及为什么这个概念对真诚接纳多元性至关重要。华语语系的概念源自华语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一场活跃的学术对话，即由史书美、周蕾以及王德威等学者所探讨的 “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对这些学者而言，“华语语系” 是分析世界各地华语社群（Sinitic community）所产出的多元文学及文化表达时的核心范畴；以既能尊重其多元性和共通性，又不将其强系于某个想像中的中央化文化传统（例如 “中国” 文化）的方式理解华语语系。在实践上，这意味着我们不必把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学作品归类为 “马来西亚文学” 或 “中国文学”，甚至不必仅仅称之为 “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而是能将其理解为 “华语文学”。将这种文学传统置于一个本质上多元的范畴中，不仅能凸显其中所蕴含的各种文化影响，同时也为其开启一条路径，得以与其他同样以华语作为表达语言的传统进行比较。
“华语语系” 或许最适合透过与 “英语圈”（Anglophone）、“法语圈”（Francophone）以及 “西语圈”（Hispanophone）等相邻概念的比较来理解（也就是以英语、法语及西班牙语为主要语言的世界）。“华语语系” 与 “英语圈” 属于相同的语义范畴，两者皆强调共同使用某种语言这一特征；而且这种语言的使用不仅在地理及文化上具有多元性，在文法、历史，甚至种族方面也同样呈现多元样貌。英语圈包含了语言的发源地英格兰，但也包括贝里斯、迦纳、肯亚、印度、新加坡和菲律宾。在这些地方，英语作为主要语言所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并与西班牙文、阿坎文、斯瓦希里文、印地文、华语或塔加洛文等语言所系连的多种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此外，在后殖民世界中，若声称一个讲英语的人天生对英格兰抱有某种爱或忠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讲英语的人往往是英国殖民统治所留下的历史产物（包括身为联合王国一部分的苏格兰）。若将这些观察与前面的导引问题相呼应，我们可以说：对多数讲英语的人来说，英格兰并不是他们的家。
同样的类比也适用于以 “华语语系”（Sinophone）而非 “中国的/华人的”（Chinese）来描述神学，因为这个词凸显了具有不同祖源的人们在文化、历史与语言上的复杂性，避免了 “中国的/华人的” 一词通常所带有的、将多元群体普遍化或暗含的某种 “中华文化同质性” 的意涵。“华语语系/华语圈” 可以将今日的（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台湾纳入同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在承认社会政治上的张力与分歧是其身分认同的根本构成的同时，不至让这些差异凌驾于彼此共通的元素之上。就像 “英语圈” 的视角承认多种英语形式本身的价值一样，“华语圈” 的视野同样拒绝视任何一种方言或表达方式为唯一的正式标准（例如：粤语、台语与普通话皆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此外，华语圈也涵盖了因各种原因采用华语为主要语言的不同种族，包括从中国西部的藏族与维吾尔族，到台湾的原住民。正如一位讲英语的巴基斯坦人所承载的文化生活方式与一名英格兰人截然不同，一位泰雅族原住民所承载的世界观也必然有别于一位具有汉族文化遗产的台湾人。
这里也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何采用 “华语” 而非 “汉语、中华或中文” 作为 “Sinophone” 的对应词。我们偏好 “华语” 一词，既有历史上的依据，也有当代的考量。在历史层面上，我们认为，相较于 “汉语”，“华” 是一个涵盖更多种族的概念，因为 “汉” 一词与中国的主流族群 “汉族” 紧密相连。此外，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汉语” 如今最常与 “汉语神学（Sino-Christian Theology）” 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往往仍以中国大陆的经验以及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历史观为核心。我们选择放下 “中” 一词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字的字面意思就是 “中心”，而我们希望在神学建构的过程中，去中心化中国性（Chineseness），而不是进一步强化它。
相较之下，“华” ㄧ词在1900年代初期被重新诠释，成为现代中国国家所采用的一种国族身分认同，涵盖汉、满、蒙、回、藏等种族。这与我们希望强调 “华语语系” 本身跨族群向度的特质相呼应。此外，在东南亚许多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华语” 也是最常用来指称中文的词语；这些地方不仅需要从众多中文方言中形塑共同的身分认同，也必须在多元族群及文化之间建立共同的身分认同。最后，同样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套方法论源自 “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启发，因此最合宜的做法，便是尊重这一学科对华语语系研究的译法，沿用 “华语语系” 一词。
话虽如此，在经历一番对自身混合文化身分的内在挣扎之后，我越来越能自在地认同自己不只是 “华裔美国人”（这个身分使我扎根于自身的种族与国家认同），同时也是一名 “华语人” ——这个身份将我连结于一个分散而多元的文化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里，人们必须透过某种共同的语言（无论混杂多少方言）来协商自身文化归属的复杂性。因此，作为一名神学家，我越来越认同自己是一名扎根于生活经验的 “华语神学家”（lived Sinophone theologian），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地多元的华语神学表达；这些神学表达扎根于不同的群体与实践中，回应各自独特的在地关怀与对全球的想像。这样的神学本身具有公共性向度，正如在汉语公共神学会议上的讨论所展示的；但同时，这一取向也与从圣经研究到教会史等各个神学学科息息相关，并对每一个神学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究竟是哪些神学信念能将如此多元的华语圈经验连结在一起？而这些信念又能为神学研究提供什么样的方法论指引？请牢记你对 “基督徒反对什么” 以及 “基督徒支持什么”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敬请期待第二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