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初，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当局拘留数月（自2025年10月起）后获释。金牧师是北京锡安教会的创办人；该教会是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去年他被拘留时，官方对他的正式指控是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这个措辞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片刻。金牧师并不是因为宣扬异端思想、组织政治运动，或煽动暴力被捕，而是因为在线上举行礼拜。自中国政府于2018年强制关闭锡安教会在北京的实体聚会场所后，教会便将聚会转移到Zoom平台上。对会众来说，“忠心地持续教会共同生活” 之举，对中国官方而言却是犯罪行为——并且中国法律恰好为此提供精确的裁决工具。
这正是中国日益加增的宗教法规所造就的现实。对中国境外所有为中国教会祷告、支持或试图了解中国教会的人来说，这一法律层面的变化值得密切关注。外界在报导中国基督徒所面临的压力时，常聚焦于一些戏剧性的事件，例如教堂被拆毁、牧师被捕、圣经被没收。这些都是真实且严重的处境。然而，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打压之外，某种更系统性的变化正在发生：法律正被用来重新定义基督教被允许存在的形态。
为何 “法律语言” 至关重要？
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比，法律似乎只是某种背景噪音。但在中国，法律扮演着极为独特的角色。当中国共产党（CCP）将某些内容写入法规时，标志的是一种深思熟虑且长期存在的政治意图，而非某种旋风式的运动。中国法律的变化，反映的是中共希望在未来逐步实现的治理目标，因为法律在中国是治理的工具，而非对权力的制衡约束。
这是至关重要的区别。在多数民主国家中，“法治”（rule of law）意味着一套独立的法律制度，用以保护公民免于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但在中国，“法治” 同样可以理解为 “依法而治”（rule by law），即法律是共产党用来统治社会的工具，而不是用来约束共产党的制度框架。中国共产党主导立法过程，其权威并不受到法律限制，反而是藉由法律得以展现。因此，当北京制定宗教事务相关法规时，它并非在限制政府可以对宗教做什么，而是在定义宗教 “被允许成为什么样子”。
值得关注的三种法律模式
自2019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推出多项规范宗教生活的重要法规，涵盖宗教团体、伊斯兰朝觐、宗教教职人员、宗教院校，以及网络宗教服务等领域。其中，有三种法律模式对理解今日中国基督教的处境尤其重要。
教会正被重塑为类似于党支部的架构
2019年施行的《宗教团体管理办法》要求宗教团体采用与中国共产党高度相似的治理架构，包括设立选举产生的负责人、固定任期、明确的上下层级关系，以及内部的 “奖惩机制”。此外，宗教团体也必须定期举办活动，向其成员宣讲党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决策。这些规定乍看之下只是行政管理措施，但在实际运作上却有深远的影响：教会的内部生活——由谁带领、如何作决策、向会众传递什么信息——越来越不是由神学信念或教会群体共同分辨来塑造，而是被国家的组织治理逻辑所主导。
神职人员被纳入监控型的档案管理系统
2021年施行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要求政府为每一位已登记的宗教教职人员建立并维护个人档案，内容不仅包括其资格证明，也包括其奖惩及违规行为。这份档案将伴随牧者整个事奉生涯，并作为评估其 “可信度”的重要依据。到了2024年，中国更进一步扩大这套制度，推出一个向社会公开的宗教教职人员线上资料库。这套制度的运作逻辑与中国更广泛推行的社会信用体系如出一辙：个人的行为受到持续监控与记录，并据此决定其是否能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一位牧师的讲道内容若被官方认定为与政治要求不相容，不仅可能遭到训诫，更可能被永久撤销其教职资格——并且，政府对何种情况构成违规的标准刻意保持模糊，借此将威慑效果发挥到最大。
基督教在网络上的表达空间，正被系统性地关闭
金牧师的案例最能说明这一模式。 2018年北京锡安教会被政府强制关闭实体聚会后转为线上礼拜，绝非偶然或钻法律漏洞，而是一个教会努力维持其共同敬拜及团契生活的方式。然而，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脚下的法律基础却正悄然改变。 2021年施行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开始禁止未经授权的线上宗教教育与宗教资讯传播。接着，在2025年9月（金牧师被捕前短短几周），中国政府再次发布涵盖范围极广的《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禁止神职人员直播聚会、在短影音平台发布讲道内容、主持微信祷告群组、向儿童提供线上宗教教育，以及透过数位平台为任何宗教目的募款。甚至连AI生成的宗教内容也被一律禁止。这一时间节点绝非巧合：金牧师正是在这些新规定生效后一个月被捕。法律先被制定出来，随后便被付诸执行。
“去宗教化” 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如果单独来看，上述每一项法规或许都可以被理解为行政管理上的不便，或某种出于安全考量的监管。但将它们放在一起理解时，却揭示了法规背后更根本的本质。这些法规共同达成的效果，不仅仅是对宗教进行监管，而是将宗教重塑为另一种事物。
我想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过程：去宗教化（dereligionization）。这个概念有别于《华源协作》读者较熟悉的另外两个词汇。“迫害” 针对的是信徒本身——具有强制性，往往伴随着暴力的方式，因此常常产生殉道者。“中国化”（Sinicization）关注的是宗教的文化形式，也就是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而 “去宗教化” 所涉及的层面，则比前两者都更深刻。它针对的是 “信仰本身的内容”：教会教导什么、如何组织、由谁带领，以及最终顺服的权威究竟是谁。
若将上述法规放在一起思考，它们共同要求的究竟是什么？一位依法登记的牧师必须将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视为其教职资格的一部分；教会对教义的诠释必须符合国家所定义的 “健康、文明、现代” 标准；宗教院校的课程必须纳入 “习近平思想”、爱国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教会的组织架构必须仿照共产党的治理模式；牧师若没有政府核发的许可，不得在网络上讲道；一旦被认定越界，其个人档案便会留下纪录，面临教职资格随时被撤销的风险。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基督教所剩下的，是一种外表仍具备 “宗教样貌” 的存在——有教堂建筑、宗教服务、神职人员的称谓——但其超越性权威（transcendent authority）的核心主张却已被系统性地掏空。教会不再首先向上帝或《圣经》负责；在法律与制度上，教会必须首先对共产党负责。国家根本无需明令禁止基督教的存在，它只需要确保基督教所做、所教、所组织的一切，必须经过党的批准——而法律是精准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
这也正是金明日牧师遭控的罪名耐人寻味之处。他被指控的罪名并非暴力、诈骗或仇恨言论；而是 “未经授权利用互联网从事宗教活动”。在中国法律的框架下，如今在线上透过Zoom举行教会礼拜已等同于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敬拜行为本身已被重新归类为犯罪行为——并不是因为敬拜的内容，而是因为敬拜发生在国家所控制的体系之外。这就是 “去宗教化” 的实际样貌。
为何这对中国境外人士至关重要？
对所有关心中国教会的海外基督徒而言，理解这一法律层面的变化，会改变我们解读所见所闻的方式。当一位牧师拒绝在官方注册教会、一个堂会选择在家里聚会、一间教会拒绝安装政府的监控摄影机时——绝不只是政治上的抗命行为。这些行为很多时候是出于神学上的忠诚：拒绝让国家在透过法律重塑教会组织的同时，也重塑教会的信仰。
理解中国法律，也能帮助我们更谨慎地解读中国官方的语言。当官方媒体宣称宗教法规是在维护 “正常有序的宗教活动” ，或促进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时，这些措辞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这些语言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特定含义——其核心目的并非保护宗教，而是使宗教服从于国家的治理。在中国宗教法规中，最常用来描述国家角色的字是 “导”。在英文里，guide带有牧养的意涵；但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它却意味着透过教职资格认证体系、资料库以及刑事指控等制度强制执行的 “政治方向”。
金明日牧师被拘留了八个多月，在此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所带领的教会曾公开地在北京聚会，后来转移至Zoom上安静聚集，如今四散各地。将他送进监狱的法律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数年间透过一条又一条法规、一项又ㄧ项措施逐步建立起来的——每一项规定单独看来，都只是官僚行政上的调整，但集结在一起却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任何希望与中国教会同行的人，不仅需要理解法规所带来的苦难，更需要理解制造这些苦难的制度架构。
牢笼并不总是由铁栏杆构成的。有时候，它是由一条条法律、细则以及资料库精心筑成的，并且构建得极其缜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