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邦宁
最近在某航班上翻阅航空公司的杂志，看见一张图表，开列了自1960年至今全球人口增长的走势。从六七十年代的2+% 至今日的1.1%，增长速度整体放缓，是显而易见的事。
可是即时引起我注意的，却是紧随1960年的V形缩减，使全球增长率跌至1.35%，然后反弹至高于2%。细看全球增长线下地区走势的颜色线，才看到那V形缩减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中国——在五十年代后期功败垂成的大跃进所引发的全国性大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在1961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情况。
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增长率回升，对全球人口增长起了稳定性作用。至八十年代初期，因受中国一孩政策的卓著成效影响，全球增长率又再次放缓。
举足轻重的中国
全因拥有庞大的数据，中国的 〝生命力〞 随时可影响世界的精神面貌与潮流走向。航空公司杂志中的一个简单图表所发放的讯息，就是一个清晰的例子。其他众多的例子包括：中国对普世都市化的冲击，脱贫人口的数目，能源的全球消耗量，及因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对全世界所衍生的种种改变，等等。
上述人口增长的例子也说明中国政府的决策可在全球引发漪涟性的反应。无论是经济措施，粮食政策，或家庭生育计划，实施的后果都远远超越中国的疆界，从杜琼斯工业指数到世界人口的平均年龄，都有可能受影响。
本期《通讯》将致力为一些常用以探测中国国情的统计数字把脉，使读者一看究竟。在多数情形下，官方政策与实施后的社会现象都因果清晰，一目了然。举例来说，流动儿童的困境，源于与时代严重脱节的户籍登记政策：不但将人民依僵化的城乡地域分割隔离，更强行分化他们的集体心灵。所谓 〝软着陆〞，只不过是政府的金融政策。中国的教育政策促成极其偏颇的发展，大幅度加深了青少年群体的离心力。即使在教会中，教牧和家长都只能三缄其口，唯恐子弟们在竞争极其严厉的考试文化中落后他人。
可是，几十年来有一个统计数字——基督教会的增长率——却似乎并没有受政府的政策所左右和影响。中国教会的增长在普世教会增长的大拼图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位。其实，当中国教会稳定持续地成为普世最多信徒的基督教会时，她对普世教会的深远影响，将是毋庸置疑的一回事。
傅邦宁为华源协作的总裁及华源协作季刊的编辑。 跟随傅邦宁的微博@BrentSFulton
(翻译：萧恩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