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一開始，我對參加 Arise Asia 2026 沒什麼興趣。
那時，我已在亞洲奔波數週，參加了幾場大小不同的聚會，很想回家。但是朋友聽說我還在亞洲，就不斷勸我再多留幾天參加 Arise Asia 2026。
Arise Asia？當時我的印象是「亞洲版 Urbana」：一個面向亞洲年輕基督徒的宣教聚會[1] 1。我也記得有些朋友曾告訴我他們對這個會議有所保留。
但真正讓我記住 Arise Asia 的，其實是此前偶然聽見一位深度參與 Arise Asia 的人提出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宣教運動這麼常被冠以單一的國家或文化？中國宣教、韓國宣教，以及各種以國族為單位的宣教動員；當一個宣教運動幾乎只以「自己人」作為動員與差派的主體時，宣教本身是否也可能逐漸染上國族主義的色彩？他接著談到，這一代年輕人生活在一個更全球化的文化世界裡。他們聽 BTS、Taylor Swift，也接觸許多跨越國界的文化影響。既然如此，我們還需要主要透過國家的框架來想像宣教嗎？
這對我這個一直在華人基督信仰圈裡的人有一點警醒，也讓我對「亞洲版 Urbana」多了一點好奇。我當時猜想，Arise Asia 的意義大概是亞洲基督徒終於自己召集了一場對話。但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是否只是又建立了另一個中心？
我認為共享的流行文化不會抹去各自的歷史。香港、印度、菲律賓或中亞的基督徒，不會只因為使用 Instagram、聽Taylor Swift、接觸 K-Pop 或日本漫畫，就以同樣的方式理解教會、苦難、政治或宣教。全球化或許讓距離顯得縮短了，卻不會自動消除各自的處境。
但那場談話仍留下兩個問題：當華人基督徒走進一個不以自己為中心的宣教故事，會發生什麼事？當中文不再是一群亞洲面孔的主要語言，我們又可能聽見什麼？
於是，我帶著這些問題去了馬尼拉。真正到了那裡，問題卻悄悄轉了方向。原本想看的，是這一代亞洲年輕基督徒正在成為什麼樣的人；到後來，卻開始思索自己正在成為什麼樣的「上一代」。
主體性與分辨
在過去的教會和學術場合裡，我很習慣自己是比較年輕的那一群。到了 Arise Asia，身邊全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我一面驚訝於他們的自信與主動，一面竟還有種自己也算年輕人的錯覺。接著，我被邀請在 Emerging Leaders Gathering 分享，而主辦方給我的位置，是「上一代」。
年輕人的感覺，大概就到此為止。
他們請我以過來人的身分談談呼召、給點鼓勵，我也很自然地準備了一些心靈雞湯。但是，當我看著一張張年輕的臉孔，我竟一不小心把過去一段服事中原本不打算公開談的受傷經歷說了出來。當時我很緊張：天啊，脫序演出了！本來是要鼓勵他們，結果好像一點都不勵志。
沒想到，分享結束後，那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年輕人陸續走向我，跟我談他們的工作、關係、教會、呼召、疲憊，也談那些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裡走的時刻。那段脫稿演出反而成了彼此敞開的入口。
也是在這些相遇裡，我開始重新理解 Arise Asia 所呈現的「主體性」（agency）：人在尚未確定時，仍願意跨出一步，開口、提問，也願意為下一步負責。
這和我熟悉的一些華人教會與事工環境形成了對照。我們很早就學會「察言觀色」，敏感於誰是前輩、什麼時候適合開口、關係裡的界線在哪裡。這樣的敏感並非沒有價值；問題在於，我們有時太早學會不要越界（以免冒犯他人或誤觸地雷），卻太晚才知道自己究竟能承擔什麼。
動員之後呢？
「動員下一代」是宣教圈裡用了很多年的語言，而 Arise Asia 本身正是一場很有力量的宣教動員。
一位二十多歲的菲華參與者，大會開始前兩天才第一次在教會聽說 Arise Asia。當時正值教會的宣教月，她對不同地方的宣教工作感到好奇，於是向公司請了假，就這樣來了。幾天之後，她告訴我，自己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聽見亞洲其他地方基督徒所面對的逼迫，也第一次意識到，有些人真的冒著生命危險，成為村落或群體裡第一個傳福音的人。那些故事使她重新向神禱告，願意讓祂使用自己的一生。
如果從「動員」來看，這正是我們盼望看見的結果。
但她也很坦白地說：「老實說，我還是不知道神到底會怎麼使用我。我甚至還不知道自己的呼召在哪裡。」談話快結束時，她又問我：如果自己有夢想、有企圖心，也真心想服事神，要怎麼把這些放在一起？如果家庭有真實的經濟責任，又該怎麼理解工作、供養與服事之間的關係？「那些想要有所成就的渴望，也可能是神放在我裡面的，對嗎？」
一次聚會可以使人看見需要，甚至真誠地向神說「我願意」；但「我願意」之後，仍然有工作、家庭、恩賜、限制、企圖心與責任。宣教動員可以幫助人看見需要、喚起回應；接下來的分辨，卻往往發生在這些真實生活的拉扯裡。
我們說了什麼，他們聽見什麼
Arise Asia 結束後，有些批評集中在主場內容，包括神學深度，以及宣教呼召如何被談論。[1] 2
但大會裡同時存在著另一種聲音。一位參與工作坊服事的年輕人後來跟我說，她在主場聽見很多關於「宣教、犧牲、出去、順服」的語言；另一方面，她卻兩度坐在擠滿數百名年輕人的房間裡，和他們談 burnout、身分與呼召，以及不以成就定義自己的價值。她自己也反覆問著：「如果我的價值不是由我完成了什麼來定義，甚至不是由我為神國完成了什麼來定義，那我是誰？」
這兩組聲音並不互相抵銷。一個人可以很想出去、很願意順服，同時也疲憊、困惑，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價值從成就裡分開。愈願意承擔的人，有時愈需要學會分辨什麼時候該繼續，什麼時候該停下來。
主辦方當然必須為自己放上舞台的聲音負責。但若所謂的培育，是替下一代建造一個所有觀點都已由更年長、更有經驗的人預先審核過的世界，那麼，這樣所培養出來的，恐怕就只是對我們的判斷的依賴了。既然期待年輕領袖跨越文化、承擔風險，甚至為福音做出代價高昂的決定，就不能同時假設他們沒有能力面對需要判斷、甚至值得質疑的觀點。
因為幾乎是從第十屆華福大會直接走進 Arise Asia，兩場聚會的氣質差異對我格外鮮明。華福的重量來自半世紀累積下來的關係、神學反思與組織經驗，其中有許多經過時間與代價磨出來的判斷。相較之下，Arise Asia 顯得比較「隨性」；一些事情還沒有完全定型，就已經被放進公共空間裡。也因此，當一些不確定、尚未成形的東西彼此碰撞時，反而生出意料之外的火花。
愈是把兩場大會放在一起看，我愈不覺得這是一個孰優孰劣的比較。華福所累積的歷史感、關係與判斷，是較年輕的運動尚未有時間累積的；而 Arise Asia 相對鬆動的氣質，也讓實驗、意外，以及一些尚未定型的可能性有機會出現。兩邊都有值得對方學習的地方。
問題其實從來不是「年輕人在哪裡」。他們為數眾多，而且已經在不同地方服事、發起、組織，也承擔責任。單獨為年輕人設立論壇、讓他們被看見，並不等於跨世代已經發生。真正的問題反而是：把麥克風交出去之後，不同世代之間能不能真正遇見彼此？有經驗的人所累積的判斷，能不能進入年輕人的實驗，而不接管它；而年輕人的問題、創意與行動力，又能不能反過來鬆動已經定型的做法？
一位我在 Arise Asia 認識的年輕人說，他覺得「跨世代」有兩種想像：一種相信這是一個屬於神、因此本來就應該「包含所有世代」的運動；另一種則是，「我不能讓這個運動消失，所以得趕快找下一代來接手。」
兩種想像都在談下一代，出發點卻很不一樣。後一種從上一代的延續出發：我要離開了，所以需要有人接手。前一種則承認，不同世代原本就在同一個故事裡。 3
什麼時候才算準備好了？
在五天的大會裡，Innovation Lab 就佔了兩個完整的下午。當時我其實很佩服大會，居然敢把這麼重要的時段直接交給一群年輕人主導。台上有不少明顯的即興感，有些地方甚至讓我心裡忍不住想：他們真的準備好了嗎？但我的下一個反應又是，既然主辦方敢把這麼大一塊時間交出去，他們應該已經準備充分，也反覆排練過，只是呈現方式比較自由。
後來我才知道，至少「反覆排練」這部分並不是我想像的那樣。團隊成員分散在北美、新加坡等地，各自也有自己的全職工作。他們當然不是毫無準備地站上台，但我當時看到的生澀與臨場反應，甚至那些偶爾讓人捏一把冷汗的時刻，並不只是呈現風格上的自由。
連我自己參與的 Emerging Leaders Gathering 也有點類似。那也是後來才冒出的「好主意」，接著開始邀請、聯絡和策劃，一度甚至連場地都還沒有確定。最後一切很圓滿，也成為我整趟 Arise Asia 最珍惜的經驗之一；但這些幕後過程，都是我當時不知道的。
這也是我意識到自己真的站在「上一代」位置上的時刻之一。我們這些比較有經驗的「大人」，往往不太願意讓這種事情發生。我們看得出流程哪裡不夠穩、哪些錯誤可以避免，也知道多排練幾次，台上的人會顯得更成熟、更有把握。這些判斷往往沒有錯。
可是，如果一個人總要等到被判定為「準備好了」，才被允許承擔真正有份量的事情，他究竟要在哪裡學會承擔？準備不足當然不值得慶賀，但有些判斷力和穩定度，只能在真正負責、事情又沒有完全照計劃發展的過程裡形成。4
更有意思的是，前面那位談「跨世代」的年輕人，並不把這種主導權理解成與上一代切割。他提到一個自己很看重的信念：「我們也想把自己的心轉向父輩，也轉向他們的夢想。」
對有經驗的人而言，困難有時是在明明看得出哪裡可以做得更好的時候，忍住不立刻接手。如果每一次看到一個只有C 的嘗試，就忍不住替它修成 A，那個 A 最後究竟是誰的？而本來需要靠跌跌撞撞磨出來的判斷力，又要在哪裡形成？
同一位年輕人談到另一件自己不太滿意的事情時，也把問題轉回自己。他說，當自己開始批評時，忽然想到：既然有這麼多批評，至少也應該承擔把事情做得更好的責任，付出相應的時間和力氣，而不是只出一張嘴。於是，他站了出來。
責任於是重新落在兩邊。上一代不能以經驗為理由接管一切；下一代也不能一面要求真正的主導權，一面把結果與代價留給別人承擔。
真正困難的或許不是「要不要放手」，而是：我們能不能在不接管的情況下仍然留下來？而得到空間的人，又能不能真正承擔？
只是，這個答案也有它的限度。有些事情可以在還不夠成熟時一邊做、一邊學；有些風險，卻不是一句「讓他們試試看」就可以帶過。
保護，還是限制？
另一個讓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的場景來自中國區聚會。在那裡，誰可以進入、哪些資訊可以保留、什麼可以拍攝、什麼不能留下紀錄，背後都有非常現實的後果。區域召集人因此做了必要的把關。這些安排從外面看來難免顯得神神祕祕，甚至有些小題大作；但真正走進那個房間，就會明白它們所回應的風險。
「保護」也因此變得沒有那麼簡單。它本來就常以限制的形式出現。同樣一句「我是為了保護你」，既可能是在替另一個人承擔他看不見的風險，也可能成為替他作決定的理由。上一代先看見風險，年輕人先感受到不被信任，兩者都可能只看見一部分。
同一場聚會中，一位帶領同工也向大家說明前幾天的住宿混亂：房間沒有準備好、沒有熱水，並且說明他們的補救過程。講到其中一個安排時，這位同工說：「我們當時想著要幫你們換到……（停頓，環視全場）更差的房間。」
全場先是一愣，隨即爆笑。
我一直記得那個笑聲。問題沒有被否認，補救也已完成；而眼前這群從不同地方來到馬尼拉的年輕人，有些人為了出現在這裡，承擔的遠不只是旅費和幾天的不便。那一刻，前幾天的挫折也被重新放回一個更大的尺度裡。
權力的責任也出現在事情出錯以後：是否願意承認、修補，然後讓一群人繼續往前。
我仍然不知道那條界線在哪裡，只是比以前更警覺：手中握有更多資訊、資源和決定權的人，或許更早看見風險；但「看見得更多」，並不等於可以替另一個人決定得更多。
學習離開中心
在馬尼拉，另一個我熟悉的中心也悄悄移動了。我不再理所當然是房間裡比較年輕的那一群；同時，我所參與的，也不是一個以華人教會為中心的宣教故事。
華人教會可能需要領受什麼？
過去幾十年，愈來愈多華人教會從被差派、被建造的一方，成為更積極的差派者與參與者。我們也愈來愈習慣問：華人教會可以貢獻什麼？可以如何參與尚未完成的宣教使命？5
這些問題當然重要。然而，當我與來自菲律賓、新加坡、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中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坐在一起時，另一個問題也開始浮現：在對世界訴說華人教會故事的同時，華人教會也能領受什麼？
前面提到的那位菲華年輕人，自己就活在多重身分裡。她曾問自己算不算「真正的華人」，又算不算「真正的菲律賓人」；後來，她笑著概括自己：「Chinese by blood, Filipino by heart。」她繼續學中文，希望同時扎根在兩種文化裡。在 Arise Asia，她用中文和台灣來的參與者聊天，也自然地和菲律賓人連結；真正讓她覺得新鮮的，卻是第一次交到來自印度、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的朋友，看見以前並不了解的文化與服事。
跨文化並不是差異忽然消失，而是一個人清楚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同時發現，自己的故事並不是房間裡唯一值得理解的故事。
到了這裡，我才比較理解自己來之前的疑問。我原本以為要看的，是台上換了誰、由誰召集。但那位菲華年輕人讓她最不一樣的，不是終於有一場屬於亞洲的大會，而是她第一次認識了印度、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的基督徒。改變不是發生在講台上，是發生在她認識誰、跟誰坐在一起。這樣的對話沒有辦法只由一個地方召集，因為它的內容取決於誰在房間裡。
這很接近近年宣教界愈來愈重視的「多中心宣教」（polycentric mission）：不是讓另一個中心取代原來的中心，而是讓不同地方都能真正發起、承擔，也彼此領受。亞洲需要的也許不是終於輪到自己站到中心，而是在一個不再只有單一中心的宣教圖景裡，承擔自己的位置。[2] 6 對華人基督徒而言，這也意味著觀看方向的改變。當「華人教會可以為世界帶來什麼」成為我們近年來談論普世宣教時最熟悉的問題，也許有時更需要問的是：神正在其他教會裡做什麼？我們有什麼尚未看見、尚未理解，也尚未學會領受？
世代之間如此，華人教會與更廣大的亞洲教會之間也是如此。真正令人不安的未必是我們變得不重要了，而是有一天忽然發現：重要，不等於必須站在中心。
聚會接近尾聲時，幾位來自新加坡的年輕人送了我一張手寫卡片。其中一句寫著：“We thank God for you and the gentle strength you carry.” 「我們為你，也為你所帶著的溫柔力量感謝神。」
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原來那幾天不只是我在看下一代，他們也在看我。而他們看見的我，甚至不完全是我對自己的理解。
這句話讓我有些意外。因為那五天，我並不覺得自己特別溫柔。我看見問題，本能地想修正；碰到沒效率的事，很容易不耐煩；一不小心，也會在心裡替人打分數。更有意思的是，他們還為我禱告，求聖靈賜給我更多的 boldness，使我在需要站出來的時候不退縮。
我後來常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他們在我身上看見的，是溫柔的力量；為我所求的，卻是更大的膽量。兩者看似相反，卻恰好點出了成為「上一代」最難拿捏的地方。成為上一代，不只是退後或放手。有些事情需要被指出，有些界線需要被守住。但膽量不是接管，經驗也不需要靠不斷糾正別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回來以後，我帶著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
當我們逐漸擁有更多經驗、位置，以及影響別人的權力，我們準備如何使用它？
- Arise Asia 2026 於 2026 年 7 月 27 至 31 日在馬尼拉舉行，以希伯來書 12:2 為主題經文，主題為 “For the Joy”，聚集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四千多名參與者，主要對象為 18 至 30 歲的年輕基督徒，並呼召年輕人「去到沒有福音的地方」。第一屆 Arise Asia 於 2023 年在曼谷舉行。參見 Arise Asia 2026 官方網站，以及 ChinaSource〈Arise Asia: Inspi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 會後，香港《時代論壇》刊出〈對 Arise Asia 2026 亞洲青年宣教大會的失望〉（2026 年 8 月 4 日），其中一些質疑集中在主場信息的神學深度，以及宣教呼召的表達方式。若看完整議程，大會涵蓋的內容其實更廣：陳維恩（Wayne Chen）分享多年跨文化服事；其他場次談苦難與尚未完成的宣教使命；工作坊則包括數位事工、商業、burnout、受限制地區宣教、經費與呼召等。最後一場信息中，Paul Elliott 特別把焦點帶回分辨，提醒參與者不要把一場大會帶來的強烈情緒直接等同於宣教呼召。參見《時代論壇》〈對 Arise Asia 2026 亞洲青年宣教大會的失望〉及 Arise Asia 2026 Program and Workshops。
- 這個對比也延續了我在 2025 年 Toronto Consultation 後寫下的一個觀察：世代更替不應只被理解為「交棒」，而應走向 intergenerational sending，讓不同世代彼此支持、彼此差派，不讓任何一個世代缺席。第十屆華福大會中，35 歲以下參與者約佔 15%；Arise Asia 則主要面向 18 至 30 歲的年輕人。這些數字值得注意，但重點並不是一場大會「有年輕人」、另一場沒有，也不是年輕人佔到某個比例，就自然成為真正的跨世代聚會。單獨為年輕人設立論壇或空間，也不等於跨世代已經發生。更值得追問的是：不同世代是否真正進入彼此的對話，彼此學習，並共同承擔有份量的工作與責任。參見 Andrea Lee〈What the Chinese Diaspora Is Talking About〉、Jerry Chang〈把麥克風交出去之後〉及 Brent Fulton〈Charting a Path Forward〉，ChinaSource。
- Innovation Lab 中，一位講者曾用 F.A.I.L.（First Attempt in Learning）來形容這種實驗式學習：與其一開始就試圖打造一艘完美的「火箭」，不如先折一架紙飛機、丟出去、觀察，再從結果中修正。這個比喻所強調的，是讓判斷力有機會在真實嘗試與承擔中形成。參見 Arise Asia 2026 Innovation Lab〈Innovation Is Not Optional〉，2026 年 7 月 29 日。
- 關於愈來愈多華人教會從被差派、被建造的一方，成為更積極參與普世宣教的差派者，以及這一轉變所帶出的下一階段問題，可參見金明日牧師 2012 年在華源協作發表的〈中國教會將要面對的明天〉。這裡更想追問的是：當「我們能貢獻什麼」成為熟悉的問題之後，華人教會是否也保留足夠的姿態，去領受其他教會已經學會的東西。
- 「多中心宣教」（polycentric mission）在第四屆洛桑大會前後成為重要的討論框架，強調不同地方都能成為發起、承擔與學習的節點，彼此需要、彼此修正。參見 ChinaSource〈Who’s in Charge?〉及〈Reflections on Lausanne’s Fourth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