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化名）是一名來自中國的跨文化宣教士，在遠離家鄉之處服事上帝。過去幾年，她旅居異國，親歷了跨文化生活的喜樂與挑戰。在移居海外之前，譚在中國大陸服事。回想幾年前、也就是新冠疫情爆發前的親身經歷，她說：「許多宣教士都撤離了。外籍同工被迫離開，留下來的只有中國同工。這對他們來說真的很艱難。政府有各種手段可以攔阻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我們這群中國同工堅持了下來。在那之後我們又撐了好幾年，但真的非常辛苦。那段日子很艱難，因為我們必須時時刻刻都格外謹慎。」當外籍宣教士導師與友人離開後，譚與夥伴們必須獨力延續事工，他們所承受的掙扎險些將其壓垮。
從她目前服事的地方，譚看見中國政府正加強對家庭教會的限制。「光是看過去幾年，看政府如何運作、對教會手段如何嚴厲，就讓我很難受。教會看起來像是被困住，不只是被困在國內，而是被困在極狹小的空間裡。許多教會正面臨嚴峻的逼迫，甚至連聚會的地方都沒有。至於教會本身，我不確定他們心中是否還保有同樣的呼召與宣教使命。」看著中國教會連聚會敬拜都如此掙扎，譚認為這種來自政府逼迫的壓力，已對中國宣教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儘管有這些限制，中國家庭教會的宣教運動仍在成長。本文將探討中國宣教運動的現況，特別聚焦於大學畢業生群體。儘管面臨許多挑戰，上帝仍持續呼召並差派中國大學畢業生，參與全球宣教。
持續的挑戰：限制帶來復興與宣教
正如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討論的，中國宣教運動的一個神學標記，就是對苦難的預期。吉姆・史都華（Jim Stewart）在趙天恩牧師於1980年代後期主編的《中國宣教手冊》（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中指出，中國教會在苦難中的成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王明道、以及其他在1950年代拒絕加入三自愛國運動（TSPM）教會的傳道人的忠心所激勵：「在共產黨掌權初期，所有基督徒，特別是牧師，都承受了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那些沒有加入三自愛國運動的人遭到了逼迫。這些牧師在壓力下對基督的忠心，激勵了下一代的年輕人也要對基督忠心。中國教會的復興，正是源於他們看見這些上帝忠心的僕人在他們之前所行的榜樣。」1
金天明與金明日，正是跟隨那些傳道人腳蹤的「下一代的年輕人」的兩個實例。這兩位現代中國大陸教會領袖成長於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他們也因著基督信仰經歷了來自中國政府的逼迫。即便如此，金天明與金明日協助啟動了宣教中國。2018年，當他們兩人都處於中國政府的嚴厲限制之下時（金天明正處於十年的軟禁期，金明日則是在他牧養的錫安教會被取締與拆毀之時），他們仍舊差派宣教士出去。2 這種在中國大陸內部持續進行的宣教動員工作，證明了譚對於中國教會已失去跨文化宣教異象的擔憂，其實是不必要的。
盧敬雄（David Ro）牧師總結道，中國的逼迫氛圍已經「預備了宣教中國的家庭教會領袖，讓他們能找到創新的策略，將宣教士差派到同樣具有壓力與逼迫的政治環境中。這種政治氛圍形塑了他們的宣教策略，使他們對於國內及工場上的逼迫更加警覺，也更有預備。」3
除了逼迫與限制的挑戰之外，盧敬雄指出了另一個推動中國宣教運動的因素。復興——或者說是一場上帝的運動——對於中國宣教運動的興起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的宣教運動源於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農村家庭教會復興，以及1990年代與2000年代的城市教會。中國教會領袖明白，宣教中國背後的關鍵因素，是一個復興的教會。」4當上帝在教會中動工帶來復興時，祂也從祂的教會中差派人進入祂的全球宣教。在逼迫與挑戰之中，中國教會經歷了復興，並成長為一個差派宣教的教會。
發展差傳架構：遭關閉的教會支持宣教士
儘管中國家庭教會面臨持續且加劇的限制，他們已開始發展差派架構，以支持跨文化宣教士。即使是那些已被迫關閉的教會，仍在尋找方式來支持他們所差派的宣教士。
吳（化名）已在她的跨文化場域生活了超過七年。吳指出，雖然初抵步時她對宣教滿懷熱忱，但隨後的幾年卻帶來了耗損。孤單與其他跨文化壓力，消磨了她最初的熱情。新冠疫情加劇了這些挑戰，特別是因為她無法回到國內探望家人或教會。
在我們交談前不久，吳終於時隔五年首次回到國內。儘管她在國內的教會已遭政府關閉，但這次的探訪卻帶給她極大的激勵，特別是當她想到自己在跨文化場域中的掙扎時：「所以當我和國內的人交談時，真的激勵了我。其實，教會因為政府的政策而消失了。他們無法聚會，所以教會變成了不同的小組，像是生命小組。我拜訪了幾個生命小組。我看見上帝透過他們動工，在他們中間我覺得很受激勵。我可以說：『哇，我在這旅程上並不孤單。有這麼多人與我同行。』」吳感受到上帝藉由那些正經歷逼迫之苦的人，供應了她所需的激勵。
譚指出，她深感中國教會已領受到，關於在逼迫中參與宣教的預言性話語。「我還記得上帝對中國教會所說的話。我仍相信上帝已對我們這個群體說過，要成為列國的祝福，當然，這也是上帝國度的一個原則。祂用福音祝福了我們，我們也要用福音祝福列國。必定是如此。福音流進中國，也必須流出中國，才是活的。」這呼應了創世記12章中，上帝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譚相信，上帝已賦予中國教會在祝福列國的事上，扮演一定的角色。
對未來的盼望
面對政府日益加劇的限制，宣教中國的領袖們仍持樂觀態度。盧敬雄指出：「除非外部政治環境發生改變，否則數千名宣教士的大規模運動將是不太可能發生的景象。宣教中國的領袖們預期在當前政權下，情況會進一步收緊，但儘管如此，他們整體上仍保持樂觀，並正為前方艱難的道路做預備。」5 隨著中國宣教運動繼續前行，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可能代表著中國宣教運動內部的世代交替。
直到近期，許多中國宣教士仍被視為年輕且裝備不足。陳金光在他2013年對參與回耶運動訓學員的評估中指出：「他們大多是20到25歲的年輕人，平均學歷為國中到高中。只有少數人受過一些大學教育。他們大多數來自農村地區，鮮少有城市生活的經驗，而且在加入培訓計畫之前，幾乎沒有人在中國以外有過任何跨文化經驗。」6 陳金光也指出：「中東的教會領袖強調，未來前往那個地區的宣教士應該具備某種專業身份，並對伊斯蘭文化有深入的了解。鮮少有中國基督徒能符合這兩個標準，特別是在關於跨文化議題的優質培訓方面。」7
自2014年以來，特別是在2015年宣教中國動後，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畢業生開始在跨文化場域從事宣教工作。這些大學畢業生，可能具備了中東和其他地區教會領袖期望在未來宣教士身上看見的專業技能。本系列的最後一篇文章，將聚焦於中國宣教運動中這些人口結構改變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它們如何影響上帝的宣教在全球的擴展。
編者按：本文原為英文撰寫，經作者授權，由華源協作編輯團隊翻譯為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