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ChinaSource 发布了一篇题为《肃立在光中》的文章1，深刻地记录了华人信徒对东正教古老礼仪传统日益增长的兴趣。这些故事与我过去五年间对全球华人教会所进行的研究中的一项观察形成了强烈共鸣。在这段时间里，我观察到一股悄然却持续的转向正在发生。尽管灵恩运动与改革宗神学在近年来在华人教会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新教福音派教会仍然构成华人基督教的主体。然而，在这一庞大的福音派结构之下，正有一代新兴信徒逐渐浮现，他们发现，传统的敬拜赞美、释经式查经与外展活动虽曾是信仰生活的核心，却越来越无法满足他们更深层的属灵渴求。诚如《肃立在光中》中所描绘的 “Mark” 所经历的那样，他并非个例；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脱离福音派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离开了新教，将目光转向东方教会传统。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我对七位正 “回望东方” 的信徒进行了深入访谈。这些受访者正积极地转向东正教传统，以探索更深层次的礼仪与灵修实践。我的研究目的是梳理他们的信仰轨迹，并理解其转向背后的深层动因。透过这些访谈浮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组个人的信仰经历，更揭示出一种潜在的集体动向——这一群体所呈现的，不只是个别属灵旅程的转变，同时也体现出对福音派语境中长期被忽视的 “历史维度” 的觉醒与追寻。
从好奇心到归属感：为何一些福音派信徒开始“回望东方”
我所访谈的七位对象，无论是那些已离开福音派并归入东正教会的，还是另一些正积极探索东正教传统的，他们在某些社会特征上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比如，所有这些人皆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并拥有高等学历：其中五位为博士，另两位则持有硕士学位，他们大多毕业于西方大学或神学院。全部年龄均在45岁以下，其基督信仰的养成主要是在福音派教会中完成的。正是在这一框架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其中某些内在的限制，并开始展开属灵上的延伸与探索。
听他们的故事，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清晰脉络：这些弟兄姐妹对东方教会的兴趣并非出于对原有传统的不满，而是源于一种单纯的好奇心。对目前正在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的 David 来说，这一兴趣始于他青少年时期对中世纪欧洲文化与教堂建筑的着迷，随后逐步转化为对教会历史以及教父著作的学术探索。然而，在自己的福音派经历中，他敏锐地察觉到，早期教会文本几乎从未被提及——即使被偶尔提到，也常被视为边缘甚至无关紧要的内容。“我从没听人提过爱任纽（Irenaeus）或拿先祖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他回忆道，“这些名字在我们的神学中几乎完全缺席。华人教会似乎根本不关心那段历史。”
这一问题并非 David 一人独有的感受。Justin 不久前刚刚归入东正教。他回到中国前曾在英国的一间华人教会长期担任青少年牧者。他回忆道，自己对神学的热情在学术研究中引领他接触到亚历山大的教父传统；而他对改革宗神学的学习，以及对高教会传统中圣公会礼仪的接触则使他逐渐欣赏到基督信仰中所包含的结构性、深度与历史承续性。然而，Justin 也发现，在许多新教语境中，基督信仰中那些他称之为 “宇宙性与圣礼性的维度” 几乎没有容身之地。“我在早期教会文献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美，与福音派教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之间，存在一种深刻的不协调感。” 他这样说道。
对 Sarah 而言，这一转向和她的学术背景有关。在美国攻读研究生期间，她因参与一项跨国研究项目而接触到拜占庭基督教。作为一位长期在台湾福音派教会中服事的信徒，让她深受触动的是：基督教历史中的广大部分，也包括整个东方教会传统，在华人信徒的集体意识中并不存在。起初这只是一次历史研究，但逐渐地，这条路径演变为她个人属灵生命的旅程。“我并没有改变教会身份的打算，” 她回忆道，“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东方教会所保留的那份静默、独处与祷告的操练——这些在许多台湾新教教会中早已被遗忘的事——让我真正从心灵深处经历到了神的同在。”
这些访谈者中并无一人是仓促迈出这一步的。从一开始的好奇到深层次的归属，这条路往往是缓慢且充满挣扎的。对一些人来说，归入东正教是在多年反思、寻求，并小心分辨属灵果实之后所做出的决定；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段旅程仍在福音派内部持续进行着。其中一位受访者如今致力于翻译与教授早期教会文献，盼望借此丰富自己所处群体的神学语言与属灵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受访者目前仍处于一个未明朗的状态之中：他们沉浸吸收东正教神学，受其祷告传统所陶塑，但仍在思考如何让这段属灵经历服事华人教会——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台湾，还是散居海外的处境中——而不必伴随个人身份的彻底转变。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 “社会资本”。许多受访者在华人福音派教会中投入多年，建立了深厚的人际关系与属灵连结。正因如此，公开转换教会传统的决定，往往意味着沉重的情感与关系代价。正如之前文章中的 Mark 所言，他们忧虑一旦离开，自己所珍视的团契、信任与共同服事的关系网将会失落——而这些，是目前华人语境下规模较小的东正教群体难以提供或替代的。
置身两种传统之间
当一个人跨出华人福音派传统的边界之后，属灵生活会呈现出什么样貌？我所访谈的几位受访者给出了不同的回应。有些人如今已经完全融入东正教的礼仪生活之中，而另一些人则维持着一种 “混合式” 的属灵节奏——他们将两种传统中的要素交织在一起，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条能够回应自己属灵历程复杂性的路径。
以 Justin 为例，他已在中国境内完全投入东正教会的生活。他定期参与东正教的礼仪，领受圣礼，并按照教会年历的节奏生活。他将这段经历形容为一种 “属灵的重整”——透过固定的祷文、禁食与圣像的凝视，生命节奏与祷告方式被逐步校准与重塑。Justin 解释道，“在福音派传统中，灵修常常是即兴的、感性的。但在东正教传统中，属灵操练是有规律的，是形成性的。我不会等到有感动才祷告，而是将自己交托在祷告中，让祷告来塑造我。”
相比之下，David 和 Sarah 则选择留在福音派教会，同时深入汲取东正教及教父传统的资源。虽然他们并不定期参与东正教礼仪，但已将东方教会的祷告操练融入自己的个人灵修生活之中——例如耶稣祷文，以及对教父著作的诵读与默想。他们也在课余时间主动参与翻译与教学，将这些传统介绍给更广泛的信徒群体，盼望成为桥梁，让福音派教会得以与更古老的属灵智慧相连。
不过，最具 “桥梁” 象征意义的，是 Ephrem 的工作。他目前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博士，研究方向为吐鲁番地区的东方教会传统。多年来，他致力于将东方基督教的丰富内容介绍给中文世界，主要通过文本翻译、公开学术讲座与神学对话的方式进行推广；其中大部分资源均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免费提供，旨在促成跨传统的理解与共享。
Ephrem 也是 “光从东方来”（Light from the East）2的共同发起人之一。该事工旨在向说中文的基督徒介绍教父神学与东正教传统，使其更具可读性与神学深度。这一项目最初源于他在美国一所东正教神学院攻读研究生期间的个人研究兴趣，随后逐渐发展为一种更面向大众的使命感。“我意识到，基督教传统中整整一大块内容，在我们的想象中是完全缺席的，” 他回忆道，“早期的大公会议、加帕多家教父、拜占庭传统——它们在大多数华人基督徒的课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但它们既是教会的历史，也应当是我们的历史。”
“光从东方来” 并非一个劝导改宗的平台。它的宗旨，是为华人信徒——尤其是那些具有神学兴趣与思辨能力的群体——开辟一个空间，使他们能够接触那批早已在当代神学视野中被忽略的古教会声音。透过翻译重要文本、举办公开讲座、编写导读手册，Ephrem 与其团队向中文世界介绍了如告白者马克西穆斯（Maximus the Confessor）与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等关键教父人物。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切并不附带任何教派转换的要求。“我们的事工并不是为了给东正教招揽生意，” Ephrem 指出，“我们关心的是神学意识的建立。我们希望邀请福音派信徒进入一个更深、更宽广的信仰理解之中——而不一定是引导他们进入另一个宗派。”
外界对该项目的反应并不是单一的。在较为年轻、学术背景较强的基督徒群体中（尤其是那些熟悉国际神学界里的对话的人）,“光从东方来” 引发了明显的好奇与共鸣。对其中一些人而言，该平台甚至成为他们进一步探索东正教传统的起点。然而，在较为传统的福音派圈子里，Ephrem 偶尔也会遭遇质疑与误解。他说：“有些人以为我们隐藏了某种预谋，但这往往是出于未知所带来的抵触。当一个传统长期缺席于主流视野，它的突然现身，的确可能被视为一种威胁。“
即便如此，Ephrem 仍将这项工作视为对华人教会神学深度的长远 “投资“。其所设想的未来，是一代年轻的华人基督徒能够像阅读 Tim Keller 或 John Stott 那样自然地接触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或拿先祖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对他而言，这并不是关于教会身份的转移，而是关于属灵想象力的拓展。“即便一个人终其一生仍认同于福音派传统，他依然可以与初代教会一同祷告，与教父们一同思想，并与历世历代的圣徒一同敬拜。”
来自东方的回声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邀请每位受访者回顾自己的福音派背景，并思考东正教传统是否、以及如何能成为对华人福音派教会的一种祝福。
对那些踏上 “回望东方” 之路的人而言，无论是已归入教会，还是深度参与其神学与灵修传统，东正教所提供的远不只是另一个属灵归属；它更像是一面镜子，使他们能以更清晰、更深切的眼光重新看待自己福音派的 “根“。尽管每位受访者的经历与神学取向各有不同，他们却在一点上高度一致：东正教传统对于华人福音派教会并非威胁或替代，而是一种可供反思与更新的重要资源。
这些人并不是在试图全然否定自己的福音派背景，而是在属灵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被东正教传统所吸引。这一点也与《肃立在光中》中的 Mark 所表达的反思遥相呼应。尤其有两条路径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与初代教会建立更深层次的连结以及追求一种更整全的属灵生命转化的图景。
首先需要被提及的是基督信仰所承载的历史根源的重要价值。多位受访者提到，自己初次接触教父著作或早期大公会议时，仿佛被打开了一扇窗，得以窥见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神学与属灵世界。对许多华人福音派信徒而言，教会历史常常是从新约直接跳到宗教改革，中间的千年传统几乎被忽略。而东正教所保有的，正是对基督信仰最初一千年所延续下来的鲜活记忆。我想我的受访者们大都会认同 Mark 的一句话：“东正教的许多信仰与实践，其实与初代教会所信所行是一脉相承的。” 对他们来说，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不仅提供了神学信息，更带来了一种扎根感——提醒信徒，他们所归属的不仅是某一个宗派体系，而是一个远比我们所熟悉的教会传统更为悠久和广阔的属灵群体。
其次，东正教传统回应了信徒对于属灵操练的深切渴望。我所访谈的多位受访者提到，在福音派教会中，虽然事工节奏紧凑、外展果效显著，但在此过程中，内在生命的养成往往被边缘化。相比之下，东正教灵修强调缓慢而持久的生命塑造——透过静默、祷告、禁食，以及如耶稣祷文这类谦卑、反复的操练，逐步培育属灵生命的深度。Sarah 将这种转变视为 “重塑性的”：她表示，“东正教重新安排了我的属灵生活节奏——它教会我需要酝酿许久才祷告，而是先进入祷告的操练，让习惯而非情绪来塑造我。” 尤其对像 Sarah 和 David 这些仍留在福音派传统中的信徒而言，东正教带来不是某种形式的 “神学混合主义”，而是一种对日常信仰生活的更新与重整：一种涵盖祷告、静默与默想的属灵节奏，能够深化、而非削弱他们原有的福音派信念与属灵实践。
结语
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对于灵性的渴求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出自一个特征高度一致的群体。他们年轻、具知识背景，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并深深扎根于华人福音派教会。可是，他们的信仰旅程却引领他们走向超越原初传统的智慧探索。
这一转向来自这样一群坚定且真诚的信仰追寻者，应当引发华人福音派及更广义新教教会领袖的关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人的经历并非在为 “离开” 提供理由，而是在发出一份反思的邀请：华人教会所提供的，是仅仅一套可以认信的教义体系，还是一种可以持续实践、塑造生命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教会文化，是否也能为信徒预备一个空间，使他们不只连结于圣经文本，也能触及大公教会积淀千年的历史根基？
编者按：诚挚感谢作者亲自翻译本篇文章，并提供中文版本与读者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