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感恩中呼求——一个人文学者的见证（一）

從理性到信仰

成为我异象，我心中主宰 
万事皆虚空，除我主以外 
主是我昼夜最美思想 
清醒或睡眠，我主都同在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异象 
圣灵充满我，为主打胜仗 
主是我终生最好良伴 
欢乐或忧伤，我主都同在

教会进行财物奉献的时候，我随同其他弟兄姊妹唱起这首圣诗，潸然泪下。

这是我在美国的第四次流泪。

理性的追思

二十岁时，我立志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于是，我决定报考当时最为盛行的美学专业的研究生，据说是四川大学建外语系以来第一个直接从本科考上的同学，书记亲自将我的人事档案送到四川师范大学。但是，四年苦读后发现：美学作为一门学问究竟该研究什么，我却变得糊里糊涂了，虽然曾经洋洋洒洒从存在论的角度写过几万言的“美学的诞生”之类文章。我当时翻译了日本著名美学家竹内敏雄的代表作《美学总论》的一部分，其中论述说：美学的对象之一艺术是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人怎么可能藉着理性来反思感性之物呢？这个观点一直影响我到1997年。此间，不少朋友邀请我从事艺术批评乃至美学研究，但我认为两者的对象——艺术——是不可用理性来批或研究的。这或许是我1990年毕业后转向历史逻辑研究的原因之一。

名声的美魅，吸引我继续前行。我满怀崇高而远大的理想，在1993年写成了学术专著《日本历史的逻辑》，得到研究日本思想的专家卞崇道先生的首肯、作序。

两年后公开出版，寄给日本、德国、美国等凡是有汉学研究的图书馆以及国内一些自己敬重的学者，但是，应者寥寥。原来以为会引起巨大轰动、很快应当被翻译成日语的著作，如同石沉大海。

这本书由朋友赞助加上部分自费出版，十六年过去至2011年还有一百本左右放在我的床底下（后来出于朋友怜悯，她以10元1本拿走；再后，一天我接到电话说有你写的《日本历史的逻辑》一书多本在网上是否愿意购买）。

那时，我的确认为我已经发现了日本为什么在20世纪战后60年代经济迅速腾飞的秘密，发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什么走向军国主义的答案，甚至对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失败也恍然大悟；那时，我二十八岁。

对于所谓的学术界，我由衷地感到失望。不过，不知不觉中，学术研究本身却带给我一种盼望。

在研究日本历史的逻辑后，我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为什么在明治维新前尊重中国人、在二战前尊重欧洲人、在战败后尊重美国人、但到20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腾飞后就以自己为大，因为他们曾经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后裔、自己是天皇护佑的子民。

既然这位神不会犯错误，那么，在祂的命令下所做的一切都不为不义，都是为了把大东亚人民从西方殖民者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日本人在二战中自认为是“救世主”。原来，他们通过把天皇神化、使天皇成为现在活着的神（日语为“现人神”）而赋予了自己优越于其他民族以超越性的神学依据，进而塑造出使大和民族神化的逻辑。

这就是日本人作为一个群体绝对骄傲的根源。这同时暗含着任何民族主义者生命状况呈现骄傲的必然性。

相反，人要绝对谦卑，基督教关于复活的耶稣基督成为人与上帝之间唯一的中保的教义就尤为重要，因为只要基督耶稣是上帝之道成为的肉身，只要祂现在还活着，人就不能越过祂骄傲地宣称自己成为上帝、或坐在祂的右边，甚至代替上帝行道。无论你是旷世天才还是万代枭雄，你都不过是受造之人，你都是用两只脚站立在地上，你在地上因阳光形成的身影不过几米远的距离。况且，这位耶稣基督，教导人要爱上帝、爱邻人如自己。人只能谦卑地匍匐于大地上，在仰望中敬畏、在敬畏中生活、动作、存留。因耶稣基督，人成为人、上帝成为上帝，这就是人类生活的正义基础。

人所生存的世界之正义秩序由此得以建立，其中的世界关系因子——语言、时空、自我、自然、社会、历史、神圣——因人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的关联而各就各位、各得其所：世界中的语言是人所栖居而非工具化的对象，时空是人所安息而非忙碌的依据，自我中的个人是人所生成而非消费的对象，自然是人所管理而非征服的对象，社会中的他人是人所共在而非革命的对象，历史中的传统是人所传承而非抛弃的对象，神圣中的存在不过是人自我拔高、放大的“偶像”。

所有这些的根据，由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信仰给出了终极的承诺。我从理性上扫除了成为基督徒的障碍，决志谦卑地作为人而生活。

为了能够提高英文口语、出国留学，经过研究生期间的学妹（其实际年龄比我想象的大得多）介绍，我来到一对加拿大夫妇Bill和Shirley的家，同一群年轻人开始学习Warren W. Wiersbe的Be Series《新约》注释的《加拉太书》。

每周四的查经过程中，我都会向男主人Bill提出许多疑难问题。如：

“既然上帝创造了人类，那么，上帝怎样在历史中把中国人创造出来的？”

“既然基督徒有上帝来的智慧，那么，你为什么无能回答我提出的这样的问题呢？”

他或者非常耐心翻阅《圣经》出示一些经文给出似是而非的答案，或者借阅如《圣经中的一百个难题》《十三个门徒改变历史》之类的书让我独自探索，或者为我祷告求上帝让我谦卑地追求来自上面的智慧。

一段时间过后，我感到他根本回答不了我的问题。我选择沉默，继续去学习提升英文口语。原因有二：那里的姊妹一个比一个青春、容光焕发，喜乐盈盈，仿佛每周用什么特殊的保养护肤品洗过脸似的；每次查经结束后，弟兄姊妹们把一个长得很矮的女孩从楼上抱下来。

Bill夫妇温情地从四楼下来目送每位离开，其眼中流露出的平等、博爱的目光，使我暗自深问如此美德究竟来自何方？我从感性上体会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信仰的平等力量。

救恩的临在

1994年底，他们决定回国了。我被他们作为基督徒的大爱吸引，并得到一位来自非洲马里的黑人弟兄与来自德国的白人姊妹在圣经学习方面的引导与帮助。由于受到法国神学家西蒙·薇依《重负与神恩》一书中话语的影响，我认为既然上帝没有感动我跪下来聆听到祂亲自对我说“要接受洗礼”，只要在心里信就行了。

次年10月国庆节前洗礼当天，作为皇室后裔的马里弟兄引用《马太福音》28：19－20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既然相信，那就应当顺服耶稣基督本人的命令。我一头栽入水中，起来后天依然是原来的天，也没有听到任何来自高处的声音。我蒙恩得救，成为一名基督徒。

多年后，我才明白人能够接受洗礼进入基督耶稣的国度，属于主动中的被动事件。人虽然表面上主动决定，其实这是在万世之先已经被预定了的。

我依然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作多卷本的《人类历史的逻辑》，要清晰地探明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逻辑原因，以便为人类的未来发展给出方向。

为了能够阅读第一手文献，我同时着手学习法语、继续修德语，计划在四十岁前掌握今日世界上通用的几种语言；1995年3月，我从停薪留职两年后返回单位，同时开始写作具有导论性质的、作为阐明人类历史的逻辑的奠基性的著作《历史与逻辑》一书。

经过两年日夜笔耕，1997年我完成了该书上卷约四十万字，从人的时间意识开始进入到历史怎样生成，从人的价值言说开始分析逻辑如何形成，最后从历史与逻辑的关联发现了世界的图景。它背靠语言而在，拟定写作下卷，名为《语言与世界》。不过，后者也许终将为一份提纲、成为我永恒的梦。那时，我三十一岁。

我筹划用一年时间出版该书，相信它对于人类如何看清今天的历史身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的意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最早拒绝出版此书，编辑在电话中质问我为什么自己还找苏国勋先生写推荐信；然后是经黄克剑先生推荐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无市场而退稿；再后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听了我如实讲述书稿在三联的遭遇当场退还，其间一份打印稿还被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在搬迁办公室中丢失过、一份被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室主任当面遗落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的座位上，最后经过十年库存于巴蜀书社删除五分之一后以《历史与逻辑——作为逻辑历史学的宗教哲学》《人文学的文化逻辑——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之名问世。

巴蜀书社以整理出版古典文献著称。换言之，两书在还没有同读者见面时因其同该社的结缘就已经沦为“古籍”。这是我早已预料中的事，我早已不再以学术为人生的根基。十多年前《日本历史的逻辑》在读者中的厄运，使我清晰地意识到人文科学在中国这个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中永远衰落了，使我看好在图像传播时代艺术批评可能具有的价值。这就是我从1997年10月开始参与当代艺术批评、1998年着手主编《人文艺术》论丛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名声的诱惑。

結語

理性讓我看到人的局限，恩典讓我學會伏下——在基督裡，人才成其為人，我也才真正開始學做一個人。

系列預告：下一篇〈呼召與牧養〉將記述按立、牧養中的掙扎與在「三一書店」的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