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七月中旬，来自美国、英国、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及香港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教华人学者与牧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第三次公共神学主题讲座。会议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正如题目，参会者感慨马来西亚是体现多元文化处境非常好的案例，马来裔、华裔、印度裔在这个国家彼此互相影响，竞争，并共同维护和平。会议中，学者们从圣经论、教会观、历史学、社会学、神学、哲学和美学等，发表了相关主题的论文，并与听众共同探讨公共神学在多元处境的本质和意义。会中普世佳音和华源协作这两个机构向参会者赠送了本次大会相关主题的中英文论文集。本文作者通过阅读论文集和亲临本次会议，对公共神学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感想。
公共神学的定义
“公共神学”是由两个词汇组成，一是“公共”，它是有别与私人的，是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环境与社会关系等的公共生活。Stackhouse把这个“公共”定义为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包括人权、民主、法治、市场伦理、公共社会。而David Tracy认为“公共”有三个范围，教会、学术界和社会。
另一个词是“神学”，“神学”这词汇虽然不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但却是基督教里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这说明“公共神学”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背景和立场为基础，去参与公共生活议题的神学。
公共神学就是基督徒参与公共政策和公共讨论，使信仰能够服务整个社会，而不仅服务教会。如何参与呢？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方法，例如“对话”，“关注”，“见证”、“美德”、“倡议”、“解放”、“服务”、“关怀”等。
本次会议的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综合参会学者对多元的探讨，大家认为：多元是中性的名称，多元的另一面是冲突；多元带着区分但不分离；多元是尊重差异；多元是恩赐，也是张力；多元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实现大使命的机会；基督徒在多元中要聆听了解，交流对话，不抽离，不极权；在多元的不同中，建立关系，一起合作，找到共善。
公共神学的历史
如果公共神学是以基督的精神和榜样作为指导，在公共生活中关爱他人、谋求公共利益，最终作光作盐来见证天国的福音。那么公共神学的发展并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专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中关于社会公义和关怀的内容，以及新约关于爱人如己的命令、好撒玛利亚人的案例等。圣经对教会的要求是作光作盐和山上之城，以此来体现上帝在黑暗世界中荣美。除此之外，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基督徒的公共责任进行了肯定，提出教会要参与社会。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天职观把基督徒的职场赋予了神圣性，认为每一种基于信仰的职业都是从天上来的呼召及恩赐，都是服侍神的平台与机会。最后到凯波尔提出“在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没有一寸土地不属于基督，因为基督是万有的主，他对每一寸都宣告‘这是我的’”。
最早提出“公共神学”一词的是Martin E. Marty，他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教会不能只是私人宗教，而应成为公共教会。他的观点被公认为是公共神学的重要发起人。其发起的背景是南非和美国种族隔离仍然盛行，而欧美教会为了更新WCC在社会福音上的极端，联合南美及其它地区的福音派教会，在洛桑举行了第一届洛桑会议，《洛桑宣言》中表明了福音真理与社会关怀或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因此公共神学是福音派对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平衡。
从8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韩国、新加坡和香港陆续在大学或神学院校中成立了公共神学的研究课题或专业。目前来看，公共神学在近几十年已经成为基督教神学院中一个仅次于宣教学的热门学科。
公共神学的限制
过去两年笔者一直在关注公共神学的相关内容，通过一些阅读和研究，再结合本次的会议中，对“汉语公共神学”还是有些感触，并有一些担心。公共神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良药，它有自己独特的产生背景，也有独特的准则与限制，如此才能使它能够成为它所是的。
公共神学家们认为，公共神学不是向社会讲话，而是与社会对话。这个对话的空间被称为公共广场，在这个广场中任何公共领域中的议题都可以都讨论。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成为极权，利用单一的话语权来压制另一领域。因此，大家需要在这个广场中遵守共同的价值观与对话规则，以此来保持公共广场对话的平等、自由及民主。这就意味着，当基督教学者要到公共广场对话时，需要带着谦卑和顺服的心。愿意了解对话规则，愿意倾听与了解和自己不同的信仰立场所表达的观点。并一起合作为社会谋求共善，甚至在对话与合作中见证主基督的荣耀。
因此公共神学的学者需要熟悉掌握公共广场对话的规则，也就是学术规则，遵守规则，使用公共广场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这样的心态和作法可以打破传统的姿态，打破那种圣俗二分的观念，打破那种唯我独尊的极权，使基督的福音在友好的对话中被传扬。
2. 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有区别
由于笔者是牧师，牧会接近二十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在聆听这些学者做报告时，感到有些报告内容思路清晰富有洞见，另外有些报告令人感动发人深省。但是在与共同参加讲座的一些牧师沟通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学者的报告大家无法听懂。我们不是怀疑他们的研究能力，也不是质疑他们的研究主题，而是怀疑他们没有向非学者转化学术语言，使他们的信息能让非学者通俗易懂。如果一个共同信仰背景的两种群体——学者与牧者，都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又如何能在充满多元的公共广场中让不同领域的群体对话呢？
基督教的学术与教会如果也是多元广场的一份子，就意味着基督教学者与牧者是需要对话的，更需要为了能够对话而努力调整自己。基督教学者需要聆听教会牧者在教会牧养中的困惑及感悟，这样能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帮助到教会；教会牧者也需要刻意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快快地听”懂学者的研究报告，领受神借他们按时分粮的供应。因此，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并不是隔断的，需要共同在基督里筑起对话的桥梁。
3. 民主处境与极权处境两者不同
公共神学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公共神学家们都认识到，公共神学产生的语境是民主国家。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民主政治环境，是公共广场对话的前提。也有学者指出，信仰自由是一切民主自由的基础。因此，一些拉丁美洲的神学家们非常反对在自己的处境推广公共神学，更是反对在大学里设立公共神学的科系，因为他认为“公共神学”是欧美民主国家的产物，忽略了殖民、极权、资本垄断等议题，并不适用于极权国家。他们认为不能把西方神学照搬到其它地区与国家，不能盲目跟从与谄媚西方神学。
此次会议有“汉语公共神学”的标签，参与者大多是民主或相对民主处境的基督徒学者与牧者。当大家的分享是基于民主处境的“汉语公共神学”时，会让那些生活在非民主处境的汉
语基督教学者和牧者感到被忽略。因为全世界讲汉语最多人口的国家是中国，本次所有演讲主题都没有直接涉及到中国处境下的基督徒。这是令人遗憾的。希望第四届的“汉语公共神学”研究中能有相关主题的研究发表。
4. 公共神学与社会福音之间有界线
众所周知，1974年洛桑运动发起的原因，就是要平衡WCC把社会关怀转向了社会福音。社会福音与公共神学从外在来看都是非常相似的，都在关注基督教信仰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然而两者在历史背景、神学基础和目标上存在在明显的区别。社会福音是教会通过改革社会制度，参与社会关怀，使社会更符合基督教伦理，目标是让地上的国成为天上的国；社会福音强调伦理实践与公共福利，弱化救恩真理。而公共神学是教会在多元领域中借着对话并参与公共事务，目标是见证福音与天国；公共神学建立在教义传统的基础上，强调福音的真理与大能是公共生活的根基与出路。
当我们在第一届洛桑运动50年之后再谈公共神学，我个人担心的是，我们的“公共神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福音？如何防止公共神学会议变成社会福音会议？我们不应该打着公共神学的旗号来做社会福音，这样前辈们付上极大代价推动的洛桑运动就失去了历史意义。
总结
笔者一直在教会圈里参与牧养服侍，有幸第一次参加第三届公共神学的论坛。以上所表达的都是笔者主观的一些学习心得与参会感悟。汉语神学与教会处境中能引进公共神学，这本身就说明汉语基督徒的谦卑与好学。期待能借着不断的引进与反思，使公共神学也能成为本色化的议题，也能为汉语基督徒群体带来盼望。感谢所有参与汉语公共神学研究与服务的同工们。祝福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