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媒体宣教机构要推动公共神学的开展？”——这是过去几年里，伙伴、朋友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坦白说，这同样也是我常常在心里追问自己的问题。
更“棘手”的是，我的老板——普世佳音国际事工的总干事谢克德牧师——也会问我这个问题。他出于对事工的负责，必须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有限的资源投放在这条看似“抽象”的道路上。而我，也必须找到一个足以说服他的答案。
谢牧师是一位美国白人，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台湾和中国做了近二十年的宣教士，对中国文化与历史情有独钟。我们私下里时也常会聊这些话题。记得在2024年春节前后，我兴冲冲地与他分享一本关于百年前中国福音海报的新书，他却淡淡地回答：“好像我家地下室就有一些。”这句话让我们一起走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让我找到了那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福音海报：关键一员
长话短说，我们真的在他地下室里发现了20张保存完好的近百年前的福音海报。这些当年由宣教差会与中国信徒共同创作的海报，色彩鲜明，内容生动——更重要的是，它们不是挂在教堂里的，而是张贴在街头巷尾、茶馆集市，甚至有些在海报底部特别注明：请张贴在公共空间！
中国在印刷技术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海报在形式上也并不新奇，但一百年前中国人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大量的，工业化批量印刷，五彩斑斓的彩色海报。月份牌（广告年历）、宣传画、商业海报遍布全国，这种视觉文化的爆炸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而教会在这场媒体革命中没有缺席，甚至扮演重要角色，无论在设计的质量上和发行数量上都毫不逊色。它们讲述圣经故事，解释信仰教义，宣扬福音真理，与政治宣传、商业广告争夺普通百姓的注意力，在那样一个充满战争和动乱的年代里，提供一种新的对未来的想象。
新媒体：劣币驱逐良币
当我看到这些海报时，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当年的新媒体！今天的我们，其实也面对相似的问题。只不过，街角和茶馆被微信、抖音取代，公共空间不再是纸张和墙面，而是手机屏幕和社交平台。正如百年前的海报，今天的新媒体无疑是一场影响更为广泛的媒体革命。但我们的表现如何呢？2017年我们对微信公号上的基督教内容做了一次广泛全面的数据分析，发现当时五个最受欢迎的“基督教”公众号中，有四个实际上是“营销号”。它们的阅读量超过其余95个公号的总和，但却充满了虚假虚假与严重扭曲的圣经真理。
2018年，我们对一批信仰背景更清晰正统的公众号进行调研。从技术角度看，它们在排版与设计上有待提升，但更深层的问题则是内容缺乏与日常生活的联系，缺乏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也未能与世界进行对话。当教会不关注人们的关注，不明白人们的需要，不了解“市场”，也就是不能有效沟通时，异端与商业投机者就会趁虚而入，甚至形成所谓 “劣币驱逐良币”的难堪局面。反观百年前的福音海报，我们实在有太多需要检讨和学习。
海报背后的大众神学
有趣的是，当年的福音海报反倒最初就是为“营销”而设计的。它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产量激增，因为海外资金枯竭，基督教出版商必须寻找生存之道。海报满足了这种需要。
作为媒体产品，这些海报受市场驱动。谁是受众？他们识字吗？在动荡年代他们渴望什么？与香烟肥皂相比基督徒可以提供怎样不同的慰藉和清洁？与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中国描绘的未来相比，基督徒又能为中国带来怎样不同的愿景？这些都可以从这些海报当中看到。可以说，他们聆听了那个时代。不但如此，在设计上我们也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化处境的充分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使不论是文盲还是士绅都可以容易接受。在那个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听闻基督教的年代，可以说这些海报就是对大众神学的实践，重在普及。
当然也因此这些海报的局限同样明显：缺乏深度，简化福音是最常见的批评。一些在本土化上的处理停留于表象，缺乏生命力与内涵，甚至有些不伦不类。而“市场导向”则很容易变成“取悦受众”， 进而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成功神学”，这些问题是基督教传播、宣教一直需要注意的问题。
新媒体与公共神学
大众神学在今天中文语境里已经逐渐等同于我们一般理解的公共神学。旨在让教会参与社会，与社会进行对话，关注社会公共议题，从而在公众生活中表达基督教的立场并推动社会福祉和公平。然而，对大部分的华人社会而言，现代性的“公共”还很陌生，教会对“公共”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体验，对“神学”我们又总是充满疑惑和担心。很多基督徒想积极回应公共议题，但是没有好的整全的思想和架构，在新媒体上就整体呈现出肤浅、狭隘和混乱。2013年底，根据在新媒体上的观察和实践，我提出了“基督教的公共传播”的概念，也因此想要更多了解和学习公共神学，却发现华人教会资源甚少。而此后十年间，公共神学这个名词似乎一度盛行，但究其内容，却是鱼龙混杂，莫衷一是。
上帝是关乎全人类的创造主本身，就是公共的上帝。教会若只把信仰关在会堂里，就失去了本质。然而，公共神学则不只是对社会问题或议题的回应和神学反思，也不只是用普世的语言和逻辑表达神学，而更是、且首先是对上帝的公共性的认识，诠释，和见证。这也就注定了公共神学的研究与教会牧养，宣教传播，生命见证紧密相关。一个健康整全的公共神学需要在不同进路、层面和场景的积极互动中建立，成长和检验。
穿越时代的使命
这些海报是谢克德牧师的祖父母在1925年至1949年间在中国宣教时留下的。在加尔文大学的档案馆里还保留着当年他们所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是如何使用这些海报的。在那些老照片中，除了他祖母是经常出现的当然主角之外，一位中国传道人常常出镜，甚至远超过他的祖母。我惊奇地发现这位华人传道的姓居然是“安”，与我同姓。“安”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当然，他并不是我的祖父——我来自华北，而这发生在江苏。但这已经足够奇妙，那一刻仿佛穿越时空，又仿佛进入一个平行宇宙。百年前谢牧师的祖父母和一位安姓华人传道用海报在公共空间传播福音，今天他们的孙子又和一位安姓华人传道同工，用新媒体宣教。
我不知道他们当年有没有展开关于“公共神学”等相关讨论，但这个巧合却让我可以更好地回答“为什么媒体机构要推动公共神学发展”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仅是媒体产品的使用者，更是内容的创生者和传播者。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每一则post,就是今天的街角与墙面上的poster。新媒体使得“人人皆媒体”，对于基督徒而言“人人宣教”成为可能和必须。不管哪一个时代，我们都需要聆听我们的时代，都需要与神共创。因为无论是海报还是新媒体，你我的使命从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