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化名）是一位跨文化宣教士，在远离她中国家乡之地服事上帝。过去几年，她旅居异国，亲历了跨文化生活的喜乐与挑战。但在移居海外之前，谭是在中国大陆服事上帝。谭回想几年前、也就是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亲身经历：“许多宣教士都撤离了。外籍同工被迫离开，留下来的只有中国同工。这对他们来说真的很艰难。政府有各种手段可以拦阻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这群中国同工坚持了下来。在那之后我们又撑了好几年，但真的非常辛苦。那段日子很艰难，因为我们必须时时刻刻都格外谨慎。”当外籍宣教士导师与友人离开后，谭与伙伴们必须独力延续事工，他们所承受的挣扎险些将其压垮。
从她目前服事的地方，谭看见中国政府正加强对家庭教会的限制。“光是看过去几年，看政府如何运作、对教会手段如何严厉，这让我很难受，因为教会看起来像是被困住了。不只是被困在国内，而是被困在极狭小的空间里。许多教会正面临严峻的逼迫，甚至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至于教会本身，我不确定他们心中是否还保有同样的呼召与宣教使命。”看着中国教会连聚会敬拜都如此挣扎，谭认为这种来自政府逼迫的压力，已对中国宣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有这些限制，中国家庭教会的宣教运动仍在成长。本文将探讨中国宣教运动的现况，特别聚焦于大学毕业生群体。尽管面临许多挑战，上帝仍持续呼召并差派中国大学毕业生，参与全球宣教。
持续的挑战：限制带来复兴与宣教
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讨论的，中国宣教运动的一个神学标记，就是对苦难的预期。吉姆・史都华（Jim Stewart）在赵天恩牧师于1980年代后期主编的《中国宣教手册》（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中指出，中国教会在苦难中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王明道、以及其他在1950年代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TSPM）教会的传道人的忠心所激励：“在共产党掌权初期，所有基督徒，特别是牧师，都承受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那些没有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人遭到了逼迫。这些牧师在压力下对基督的忠心，激励了下一代的年轻人也要对基督忠心。中国教会的复兴，正是源于他们看见这些上帝忠心的仆人在他们之前所行的榜样。”1
金天明与金明日，正是跟随那些传道人脚踪的“下一代的年轻人”的两个实例。这两位现代中国大陆教会领袖成长于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他们也因着基督信仰经历了来自中国政府的逼迫。即便如此，天明与明日协助启动了“宣教中国”。2018年，当他们两人都处于中国政府的严厉限制之下时（天明正处于十年的软禁期，明日则是在他的锡安教会被取缔与拆毁时），他们仍旧差派出宣教士。2 这种在中国大陆内部持续进行的宣教动员工作，证明了谭对于中国教会已失去跨文化宣教异象的担忧，其实是不必要的。
卢敬雄（David Ro）牧师总结道，中国的逼迫氛围已经“预备了‘宣教中国’的家庭教会领袖，让他们能找到创新的策略，将宣教士差派到同样具有压力与逼迫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政治氛围形塑了他们的宣教策略，使他们对于国内及工场上的逼迫更加警觉，也更有预备。”3
除了逼迫与限制的挑战之外，卢敬雄指出了另一个推动中国宣教运动的因素。复兴——或者说是一场上帝的运动——对于中国宣教运动的兴起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宣教运动源于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农村家庭教会复兴，以及1990年代与2000年代的城市教会。中国教会领袖明白，‘宣教中国’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一个复兴的教会。”4当上帝在教会中动工带来复兴时，祂也从祂的教会中差派人进入祂的全球宣教。在逼迫与挑战之中，中国教会经历了复兴，并成长为一个差派宣教的教会。
发展差传架构：遭关闭的教会支持宣教士
尽管中国家庭教会面临持续且加剧的限制，他们已开始发展差派架构，以支持跨文化宣教士。即使是那些已被迫关闭的教会，仍在寻找方式来支持他们所差派的宣教士。
吴（化名）已在她的跨文化场域生活了超过七年。吴指出，虽然初抵步时她对宣教满怀热忱，但随后的几年却带来了耗损。孤单与其他跨文化压力，消磨了她最初的热情。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些挑战，特别是因为她无法回到国内探望家人或教会。
在我们交谈前不久，吴终于时隔五年首次回到国内。尽管她在国内的教会已遭政府关闭，但这次的探访却带给她极大的激励，特别是当她想到自己在跨文化场域中的挣扎时：“所以当我和国内的人交谈时，真的激励了我。其实，教会因为政府的政策而消失了。他们无法聚会，所以教会变成了不同的小组，像是生命小组。我拜访了几个生命小组。我看见上帝通过他们动工，在他们中间我觉得很受激励。我可以说：‘哇，我在这旅程上并不孤单。有这么多人与我同行。’”吴感受到上帝借由那些正经历逼迫之苦的人，供应了她所需的激励。
谭指出，她深感中国教会已领受到，关于在逼迫中参与宣教的预言性话语。“我还记得上帝对中国教会所说的话。我仍相信上帝已对我们这个群体说过，要成为列国的祝福，当然，这也是上帝国度的一个原则。祂用福音祝福了我们，我们也要用福音祝福列国。必定是如此。福音流进中国，也必须流出中国，才是活的。”这呼应了创世记12章中，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谭相信，上帝已赋予中国教会在祝福列国的事上，扮演一定的角色。
对未来的盼望
面对政府日益加剧的限制，“宣教中国”的领袖们仍持乐观态度。卢敬雄指出：“除非外部政治环境发生改变，否则数千名宣教士的大规模运动将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景象。‘宣教中国’的领袖们预期在当前政权下，情况会进一步收紧，但尽管如此，他们整体上仍保持乐观，并正为前方艰难的道路做预备。”5 随着中国宣教运动继续前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代表着中国宣教运动内部的世代交替。
直到近期，许多中国宣教士仍被视为年轻且装备不足。陈金光在他2013年对参与“回耶运动”受训学员的评估中指出：“他们大多是20到25岁的年轻人，平均学历为初中到高中。只有少数人受过一些大学教育。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鲜少有城市生活的经验，而且在加入培训计划之前，几乎没有人在中国以外有过任何跨文化经验。”6陈金光也指出：“中东的教会领袖强调，未来前往那个地区的宣教士应该具备某种专业身份，并对伊斯兰文化有深入的了解。鲜少有中国基督徒能符合这两个标准，特别是在关于跨文化议题的优质培训方面。”7
自2014年以来，特别是在2015年“宣教中国”启动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开始在跨文化场域从事宣教工作。这些大学毕业生，可能具备了中东和其他地区教会领袖期望在未来宣教士身上看见的专业技能。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将聚焦于中国宣教运动中这些人口结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上帝的宣教在全球的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