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人事工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跨境流动的增加，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地理位置相近、文化环境相对包容且入境便利的泰国，也成为中国新移民、旅居者、学生家庭及短期访客在亚洲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根据泰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泰国实际居住人口约为7,030万人。 泰国同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华裔社群之一。Minority Rights Group估计，泰国约有900万–1,000万华裔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3%–15%。 因此泰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华人及华裔社群之一。更有约200万–300万人是从中国来泰国持各种签证的人，包括陪读签、养老签、学生签、旅游签和短期免签。泰国大城市的本地教会几乎都已经意识到华人事工的重要性。在泰国的中国人需要有人传福音给他们，泰国教会也需要可以熟练使用中文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牧师来帮助他们牧养中国基督徒。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家庭教会日益高涨的“海外宣教潮”，数量成倍增加的中国牧者和宣教士也跨越国界涌入泰国，将这里视作宣教的第一站或集散中心。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却在泰国工场显现：一方面是极大的福音需求和大量涌入的中国宣教人员；另一方面，泰国华人事工却面临着极深的张力，本地教会的需要依然得不到满足。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教会和牧者在地理上“走出中国”了，但我们真的“走进宣教”了吗？本文旨在以泰国华人教会的现状为切入点，剖析当前中国海外宣教士在泰国所面临的内外张力与群体复杂性。泰国宣教工场表面上的困境，实则是中国家庭教会向普世宣教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缩影。透过这面镜子，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海外宣教若要真正走向成熟，必须在神学认知、国度视野以及属灵健康上完成深刻的内部蜕变。 泰国宣教事工面对的张力 自新教传入泰国已接近200年，但根据2023年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报告的数据，泰国基督徒（包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仅为1.1%–1.2%。 因此泰国迄今为止仍然是宣教输入国。若以泰国华人事工为例，已经有许多的中国牧者和宣教士进入泰国，但泰国华人事工的缺口仍然很大。 首先，泰国人普遍对中国人缺少足够的信任。众所周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量的中国人开始尝试离开中国体验不同的生活环境与文化。因为泰国是一个有包容性的国家，物价比中国低廉，距离中国又比较近，并为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提供短期免签入境安排，使得泰国几乎成为中国人在亚洲的首选国家。 由于无法评估的原因， 泰国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人在泰国的非法行为，例如“灰产”、诈骗、中国逃犯和非法滞留等，这样使得大多数的泰国人对中国人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大量的中国人给泰国经济带来了活力，恨是因为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从事非法活动。所以，笔者听一些泰国人说：“每当我们看到中国人时，我们就在想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的状况对泰国教会也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泰国教会需要中国牧者或宣教士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宣教士缺少足够的信任。根据笔者在曼谷和清迈等地的接触和观察，这种不信任是双方都能感受到的。 其次，在泰国的华人群体流动性很大，包括非基督徒、基督徒、牧师与宣教士。站在牧养的角度，无论是曼谷、清迈还是普吉岛等地的牧者或宣教士，都反映同一个问题：在泰国的中国人群体流动性很大，这让牧师或宣教士们在牧养上有时会产生困惑和不安，在牧养理念和方法上只能采取校园事工的模式。为什么在泰国的中国人群体有很大的流动性？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泰国的中国宣教士群体类型 从中国来泰国的牧师和宣教士群体多种多样。一份文献显示，截至2020年，大约有25–30位在泰服侍。 事实上，因着信仰环境导致的不透明，关于中国教会的任何数据都是有争议的。从当前（2026年9月）来看，从中国来到泰国的牧师与宣教士人数虽然无法统计，但以笔者的观察和了解，其数量已是2020年的若干倍。就如中国人把泰国作为旅行的首选国家一样，中国家庭教会几乎也会把海外宣教的第一站设在泰国，然后在泰国短暂停留之后再去往其它国家；除此之外，全球著名的宣教组织和机构都会把泰国作为在亚洲事工的根据地，宣教士们的会议、培训、辅导、退修或退休等都会选择泰国。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泰国已经成为全球宣教的集散中心。 这些从中国来泰国的牧师与宣教士选择停留在泰国有许多的原因： 以上这些数目庞大的中国牧者和宣教士，都需要一两年时间的适应和调整，才能进入正常的事工状态和生命状态。即使他们费力恢复了状态，他们对于是自己单独做工，还是与泰国教会合作，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人认为，和泰国教会在事工理论、生活文化、语言和信任度上无法达到理想的标准，而选择在泰国单独服侍或选择与其他的中国牧者及宣教士们合作。也有一些人认为，无论哪个国家的宣教事工，都要留给当地教会，这些事工是带不走的，再加上泰国本地的教会也需要帮助，不如选择协助泰国本地教会或与他们合作。 为什么“人很多”，但仍然“缺少人”？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牧师和宣教士已经进入泰国，而泰国的华人群体和本地华人事工的需要仍然得不到满足？这只能说中国教会的宣教浪潮仅仅处在开始阶段，还没有能力满足泰国华人事工的需要。这个阶段的中国海外宣教士和牧者群体还在预备自己，还在储备推动宣教浪潮前进的能量，一旦时机成熟、能量完备，事工的动力与拓展指日可待。 据不完全统计，有3,000至15,000名中国宣教士在全球不同国家事奉。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最高估计是最低估计的五倍，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就此可知，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牧者或宣教士走进了海外禾场，拥有了不错的宣教经验和成果。但这只是中国宣教浪潮中的前浪，若想让中国宣教的浪潮变得更大更久，就需要在现今的储能阶段做好准备工作。中国教会需要正视教会发展中既存的问题，也需要着手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离宣教的中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孙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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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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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七月中旬，来自美国、英国、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及香港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教华人学者与牧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第三次公共神学主题讲座。会议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正如题目，参会者感慨马来西亚是体现多元文化处境非常好的案例，马来裔、华裔、印度裔在这个国家彼此互相影响，竞争，并共同维护和平。会议中，学者们从圣经论、教会观、历史学、社会学、神学、哲学和美学等，发表了相关主题的论文，并与听众共同探讨公共神学在多元处境的本质和意义。会中普世佳音和华源协作这两个机构向参会者赠送了本次大会相关主题的中英文论文集。本文作者通过阅读论文集和亲临本次会议，对公共神学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感想。 公共神学的定义 “公共神学”是由两个词汇组成，一是“公共”，它是有别与私人的，是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环境与社会关系等的公共生活。Stackhouse把这个“公共”定义为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包括人权、民主、法治、市场伦理、公共社会。而David Tracy认为“公共”有三个范围，教会、学术界和社会。 另一个词是“神学”，“神学”这词汇虽然不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但却是基督教里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这说明“公共神学”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背景和立场为基础，去参与公共生活议题的神学。 公共神学就是基督徒参与公共政策和公共讨论，使信仰能够服务整个社会，而不仅服务教会。如何参与呢？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方法，例如“对话”，“关注”，“见证”、“美德”、“倡议”、“解放”、“服务”、“关怀”等。 本次会议的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综合参会学者对多元的探讨，大家认为：多元是中性的名称，多元的另一面是冲突；多元带着区分但不分离；多元是尊重差异；多元是恩赐，也是张力；多元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实现大使命的机会；基督徒在多元中要聆听了解，交流对话，不抽离，不极权；在多元的不同中，建立关系，一起合作，找到共善。 公共神学的历史 如果公共神学是以基督的精神和榜样作为指导，在公共生活中关爱他人、谋求公共利益，最终作光作盐来见证天国的福音。那么公共神学的发展并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专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中关于社会公义和关怀的内容，以及新约关于爱人如己的命令、好撒玛利亚人的案例等。圣经对教会的要求是作光作盐和山上之城，以此来体现上帝在黑暗世界中荣美。除此之外，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基督徒的公共责任进行了肯定，提出教会要参与社会。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天职观把基督徒的职场赋予了神圣性，认为每一种基于信仰的职业都是从天上来的呼召及恩赐，都是服侍神的平台与机会。最后到凯波尔提出“在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没有一寸土地不属于基督，因为基督是万有的主，他对每一寸都宣告‘这是我的’”。 最早提出“公共神学”一词的是Martin E. Marty，他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教会不能只是私人宗教，而应成为公共教会。他的观点被公认为是公共神学的重要发起人。其发起的背景是南非和美国种族隔离仍然盛行，而欧美教会为了更新WCC在社会福音上的极端，联合南美及其它地区的福音派教会，在洛桑举行了第一届洛桑会议，《洛桑宣言》中表明了福音真理与社会关怀或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因此公共神学是福音派对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平衡。 从8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韩国、新加坡和香港陆续在大学或神学院校中成立了公共神学的研究课题或专业。目前来看，公共神学在近几十年已经成为基督教神学院中一个仅次于宣教学的热门学科。 公共神学的限制 过去两年笔者一直在关注公共神学的相关内容，通过一些阅读和研究，再结合本次的会议中，对“汉语公共神学”还是有些感触，并有一些担心。公共神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良药，它有自己独特的产生背景，也有独特的准则与限制，如此才能使它能够成为它所是的。 1. 公共神学要有“公共”规则 公共神学家们认为，公共神学不是向社会讲话，而是与社会对话。这个对话的空间被称为公共广场，在这个广场中任何公共领域中的议题都可以都讨论。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成为极权，利用单一的话语权来压制另一领域。因此，大家需要在这个广场中遵守共同的价值观与对话规则，以此来保持公共广场对话的平等、自由及民主。这就意味着，当基督教学者要到公共广场对话时，需要带着谦卑和顺服的心。愿意了解对话规则，愿意倾听与了解和自己不同的信仰立场所表达的观点。并一起合作为社会谋求共善，甚至在对话与合作中见证主基督的荣耀。 因此公共神学的学者需要熟悉掌握公共广场对话的规则，也就是学术规则，遵守规则，使用公共广场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这样的心态和作法可以打破传统的姿态，打破那种圣俗二分的观念，打破那种唯我独尊的极权，使基督的福音在友好的对话中被传扬。 2. 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有区别 由于笔者是牧师，牧会接近二十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在聆听这些学者做报告时，感到有些报告内容思路清晰富有洞见，另外有些报告令人感动发人深省。但是在与共同参加讲座的一些牧师沟通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学者的报告大家无法听懂。我们不是怀疑他们的研究能力，也不是质疑他们的研究主题，而是怀疑他们没有向非学者转化学术语言，使他们的信息能让非学者通俗易懂。如果一个共同信仰背景的两种群体——学者与牧者，都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又如何能在充满多元的公共广场中让不同领域的群体对话呢？ 基督教的学术与教会如果也是多元广场的一份子，就意味着基督教学者与牧者是需要对话的，更需要为了能够对话而努力调整自己。基督教学者需要聆听教会牧者在教会牧养中的困惑及感悟，这样能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帮助到教会；教会牧者也需要刻意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快快地听”懂学者的研究报告，领受神借他们按时分粮的供应。因此，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并不是隔断的，需要共同在基督里筑起对话的桥梁。 3.…
孙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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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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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收紧、经济焦虑与人口变迁，让中国教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孙永从VUCA时代的处境出发，思考教会如何透过深化门徒培育、调整事工策略，在逆风中寻找更新与复兴的道路。
孙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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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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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 En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we Chinese missionaries in Thailand stood together publicly—it was messy, but it was a breakthrough.
孙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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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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