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个中心进行神学思考
对于一个拥有多重语言、文化与地域背景,既尊重传统、又重视自身处境的人而言,神学思考究竟意味着什么?
汇集来自华人基督教处境的神学研究与反思,探讨圣经、教义、教会传统及当代教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于一个拥有多重语言、文化与地域背景,既尊重传统、又重视自身处境的人而言,神学思考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十届华福大会已经结束。作为一名受邀嘉宾,我很感恩有机会参与其中,也感谢所有筹备同工以及本地教会的款待和付出。 十年前,我也曾受邀参加台北华福大会。从那时起,我一直思考和观察海外华人教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突破自身的“中产性”(middle-class tendency):其中包括对稳定、成功、影响力和成长的追求,背后有些许逃避苦难的意味。如果这一观察有所冒犯,请读者原谅,这也许是我一种特别的“偏见”。 整体而言,这次大会呈现了许多重要主题,也使用了不少新的词汇,如神的国度(Kingdom of God)、整全使命(Holistic Mission)、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新创造(New Creation)、多中心宣教(Polycentric Mission)等。 这些都是今天宣教前沿不能忽略的重要议题。然而,在大会之后,我有几个持续思考的问题。 一、在“时代聆听”之外,也需要“观看” 大会主题“时代聆听·与神共创”非常具有时代感。“听”(hear/listen)在圣经中通常首先与回应神的话有关。“以色列啊,你要听。”(申 6:4)对于神话语的认真顺服,这是华人教会重要的属灵遗产。但我想补充的是,圣经所强调的知觉行动不仅包括“听”,也包括“看”。圣经中多次出现“看”这样的动作。耶稣曾说: 耶稣也责备当时的人: 因此,对于本次华福聚会而言,不仅需要“听”神的话,在走向“共创”的过程中,也需要学习“看”: 二、建议进一步突出十字架神学 宣言关于国度、使命、文化、新创造的强调非常宝贵。或许是因为过去传统的华人教会太强调“十字架”,所以这次“神学钟摆”摆到了另一边。 正如在“华福宣言”草案组的讨论中,有同工提出:国度的福音不能脱离十字架的福音。我认为十字架神学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1. 十字架显明人的罪与有限 洛桑或者华福,这类偏向宣教动员型的大型聚会,会给人一种印象,会强调“人的回应”过于强调人的罪与有限。 考虑到华人文化本身受到儒家传统影响,重视人的道德能力,本来就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乌托邦”的倾向。我担心忽视十字架的国度神学,会让“儒家道德乌托邦”偷偷溜进来。 十字架首先承认无法人靠自己的道德努力或宗教实践拯救自己,十字架否定儒家道德乐观主义,这一点对于儒家背景的华人教会尤其是一个重要提醒。 2. 十字架塑造宣教使命的方式…
“华语”不只有一种声音,“家”也不只有一个地方。面对多元的华语世界,神学如何超越单一中心,在差异中展开真正的对话?
适逢世界华福中心(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成立50周年,于马来西亚古晋举行的第十届华福大会,是一个致敬过往、思考未来的重要时刻。同时,这次聚会也让华人福音运动在前行过程中所面对的几项关键张力浮上台面。 在开幕会上,华福总干事董家骅牧师将今日的华福事工定位于不断成长的全球华人教会历史脉络之中。与会者一同颂唱华福会歌,并聆听曾形塑华福传承的历任领袖分享。在接下来几天的聚会中,大会专题讲员和座谈小组则从不同面向探讨教会展望未来时所面对的各项挑战,其中许多主题呼应两年前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洛桑大会(Lausanne Congress)所探讨的议题,包括移民与流离失所者、整全使命、受造界关怀、Z世代、教会内部的文化变迁,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等等。 历久不衰的主题 这是我过去25年来第三次参加华福大会,看到几个反覆出现的经典主题再次登场,并不感到意外。不止一位讲员提到中餐馆遍布世界各地的例子,指出既然华人无所不在,华人教会也理应遍布全球。数名讲员谈到年轻一代的流失——他们在传统华语教会中找不到归属感,因此转往其他地方,或什至彻底离开教会。伴随这番分析而来的,是相当程度的反思自省,讲员们也问道,为什么改变华人教会文化如此困难?那句耳熟能详的呼唤——“华人,你在哪里?” 再次强化了这种感受:过去50年来,尽管华人教会积极动员,以及无论有意或无意地散居世界各地,华人在全球宣教队伍中的比例仍然相当低。 华福过去所走的道路与未来将要面对的方向之间的张力,在大会中十分明显;这不仅体现在大会所谈论的内容上,也体现在谁能够发声,以及哪些声音仍未能被充分听见。 年轻领袖仅占华福与会人数的15%,多少加深了这样的感受:华福似乎更多地代表过去,而不是未来。作为全球散居华人的通用语言,大会以华语(普通话)为主要语言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这却让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领袖缺乏参与对话的空间(假设他们选择来到大会)。尽管大会为35岁以下的参与者设计专门的聚会,但整体讨论似乎仍围绕在年轻一代如何在既有华人教会的传统与阶级制度中找到立足之处,而不是如何开创新的道路。 与其哀叹年轻一代流失至多元文化教会或非华人教会,何不转而庆祝这些年轻的华人基督徒正在将华人教会的见证带至传统身分的藩篱之外?董家骅牧师在闭幕致词中提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想法,即未来或许可以举办华福青年大会。鉴于此次大会年轻领袖相对稀少,这或许是极具意义的下一步。 中国的沉默多数 而华人教会另一个重要群体虽然出席了,却大致保持沉默。中国基督徒占全球华人基督徒的大多数,但他们几乎没有出现在讲台上(尽管ㄧ些人积极参与下午的分组讨论)。政治因素与安全考量无疑是他们缺乏公开能见度的原因之一。然而,将他们排除在对话之外,不仅使全球华人教会无法汲取这群基督徒数十年来在逼迫与反对中忠心持守信仰所累积的宝贵洞见,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大陆教会与海外华人教会之间的神学鸿沟——前者的 “十字架神学” 在亲身经历中淬链而成;后者则是在截然不同的土壤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为两者提供一个能彼此交流、让思想相互激荡并丰富彼此的平台,似乎是一项当务之急,尤其在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基督徒加入全球华人教会行列之际。 在这两个群体(年轻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与中国基督徒)之中,不乏位于全球宣教最前线、富创新精神且勇敢的仆人。作为一个致力于动员华人的宣教运动,华福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全然拥抱这两股力量。 合一的代价 “和好” 是贯穿整个大会的一个反覆出现的主题。施达基金会(Cedar Fund)的冯韵儿博士提到,当 “万物与上帝和好,万物都被更新” 时,便能找到真正的平安(Shalom)。多中心领导领域(Polycentric Leadership)的先驱、国际神学院的叶仁爱教授则谈到在种族、阶级、性别与年龄上实现和好的必要性。马鞍峰教会的华理克牧师(Rev. Rick Warren)指出,缺乏合一正是大使命尚未完成的原因,并呼吁与会者追求合一、视合一为普世宣教的关键。 要真正拥抱未来,而非仅止于展望,需要在敬仰历史及过往传统的同时,不被其所束缚。而这不只需要新领袖与新思维;面对华人教会深深根植于组织结构与教会关系阶级中的强大文化惯性,单靠这两者仍不足以带来改变。香港Island ECC教会的吴锦波牧师(Albert…
The gathering brought not only an enormous amount of content, but also an unusually high level of personal connection—from reuniting with friends I had not seen for years to meeting new ministry partners.
Learning to receive one another amid our differences while holding fast to truth may be a discipline the entire Chinese church must continue to practice.
2026年七月中旬,来自美国、英国、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及香港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教华人学者与牧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第三次公共神学主题讲座。会议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正如题目,参会者感慨马来西亚是体现多元文化处境非常好的案例,马来裔、华裔、印度裔在这个国家彼此互相影响,竞争,并共同维护和平。会议中,学者们从圣经论、教会观、历史学、社会学、神学、哲学和美学等,发表了相关主题的论文,并与听众共同探讨公共神学在多元处境的本质和意义。会中普世佳音和华源协作这两个机构向参会者赠送了本次大会相关主题的中英文论文集。本文作者通过阅读论文集和亲临本次会议,对公共神学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感想。 公共神学的定义 “公共神学”是由两个词汇组成,一是“公共”,它是有别与私人的,是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环境与社会关系等的公共生活。Stackhouse把这个“公共”定义为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包括人权、民主、法治、市场伦理、公共社会。而David Tracy认为“公共”有三个范围,教会、学术界和社会。 另一个词是“神学”,“神学”这词汇虽然不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但却是基督教里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这说明“公共神学”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背景和立场为基础,去参与公共生活议题的神学。 公共神学就是基督徒参与公共政策和公共讨论,使信仰能够服务整个社会,而不仅服务教会。如何参与呢?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方法,例如“对话”,“关注”,“见证”、“美德”、“倡议”、“解放”、“服务”、“关怀”等。 本次会议的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综合参会学者对多元的探讨,大家认为:多元是中性的名称,多元的另一面是冲突;多元带着区分但不分离;多元是尊重差异;多元是恩赐,也是张力;多元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实现大使命的机会;基督徒在多元中要聆听了解,交流对话,不抽离,不极权;在多元的不同中,建立关系,一起合作,找到共善。 公共神学的历史 如果公共神学是以基督的精神和榜样作为指导,在公共生活中关爱他人、谋求公共利益,最终作光作盐来见证天国的福音。那么公共神学的发展并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专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中关于社会公义和关怀的内容,以及新约关于爱人如己的命令、好撒玛利亚人的案例等。圣经对教会的要求是作光作盐和山上之城,以此来体现上帝在黑暗世界中荣美。除此之外,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基督徒的公共责任进行了肯定,提出教会要参与社会。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天职观把基督徒的职场赋予了神圣性,认为每一种基于信仰的职业都是从天上来的呼召及恩赐,都是服侍神的平台与机会。最后到凯波尔提出“在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没有一寸土地不属于基督,因为基督是万有的主,他对每一寸都宣告‘这是我的’”。 最早提出“公共神学”一词的是Martin E. Marty,他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教会不能只是私人宗教,而应成为公共教会。他的观点被公认为是公共神学的重要发起人。其发起的背景是南非和美国种族隔离仍然盛行,而欧美教会为了更新WCC在社会福音上的极端,联合南美及其它地区的福音派教会,在洛桑举行了第一届洛桑会议,《洛桑宣言》中表明了福音真理与社会关怀或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因此公共神学是福音派对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平衡。 从8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韩国、新加坡和香港陆续在大学或神学院校中成立了公共神学的研究课题或专业。目前来看,公共神学在近几十年已经成为基督教神学院中一个仅次于宣教学的热门学科。 公共神学的限制 过去两年笔者一直在关注公共神学的相关内容,通过一些阅读和研究,再结合本次的会议中,对“汉语公共神学”还是有些感触,并有一些担心。公共神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良药,它有自己独特的产生背景,也有独特的准则与限制,如此才能使它能够成为它所是的。 1. 公共神学要有“公共”规则 公共神学家们认为,公共神学不是向社会讲话,而是与社会对话。这个对话的空间被称为公共广场,在这个广场中任何公共领域中的议题都可以都讨论。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成为极权,利用单一的话语权来压制另一领域。因此,大家需要在这个广场中遵守共同的价值观与对话规则,以此来保持公共广场对话的平等、自由及民主。这就意味着,当基督教学者要到公共广场对话时,需要带着谦卑和顺服的心。愿意了解对话规则,愿意倾听与了解和自己不同的信仰立场所表达的观点。并一起合作为社会谋求共善,甚至在对话与合作中见证主基督的荣耀。 因此公共神学的学者需要熟悉掌握公共广场对话的规则,也就是学术规则,遵守规则,使用公共广场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这样的心态和作法可以打破传统的姿态,打破那种圣俗二分的观念,打破那种唯我独尊的极权,使基督的福音在友好的对话中被传扬。 2. 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有区别 由于笔者是牧师,牧会接近二十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在聆听这些学者做报告时,感到有些报告内容思路清晰富有洞见,另外有些报告令人感动发人深省。但是在与共同参加讲座的一些牧师沟通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学者的报告大家无法听懂。我们不是怀疑他们的研究能力,也不是质疑他们的研究主题,而是怀疑他们没有向非学者转化学术语言,使他们的信息能让非学者通俗易懂。如果一个共同信仰背景的两种群体——学者与牧者,都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又如何能在充满多元的公共广场中让不同领域的群体对话呢? 基督教的学术与教会如果也是多元广场的一份子,就意味着基督教学者与牧者是需要对话的,更需要为了能够对话而努力调整自己。基督教学者需要聆听教会牧者在教会牧养中的困惑及感悟,这样能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帮助到教会;教会牧者也需要刻意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快快地听”懂学者的研究报告,领受神借他们按时分粮的供应。因此,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并不是隔断的,需要共同在基督里筑起对话的桥梁。 3.…
What was most noteworthy about this congress was not only what it said, but also how it was experimenting with new ways to speak, lead, communicate, and understand the next generation.
华人公共神学究竟该如何作盐、作光?从吉隆坡的多元社会出发,作者重新思考:公共见证是否只等于在社会中发声?当不同华人教会面对不同处境,我们又如何既真实参与社会,也以福音的眼光辨识现实?
关怀受苦的人,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基督徒,还是因为每个生命本就具有尊严?从马来西亚的赈灾、难民关怀到企业责任,李祖国反思:道成肉身的信仰如何走出教堂,在公义、怜悯与日常选择中,成为可见的公共见证?
Like all theology, public theology begins not with issues, but with the knowledge of God.
Can the Malaysian Chinese Church shift from a community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its own survival to one that participates in the holistic mission of God and seeks the peace of this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