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局外人的身方思考 “中国” 时，往往会立刻（且通常不自觉地）面临两大挑战：第一，如何用这个简短的名字，来概括如此广袤的国家里各种多元的声音；第二，如何避免让我们自身固有的偏见，扭曲我们对这些声音的理解。我在最近出版的新书《A Tale of Two Chinas》（暂译：两个中国的故事）里试图回应这两项挑战；透过回顾我在中国之旅中经历到的多元面向，并尽可能地以描述性的方式记述我在途中遇到的政治与文化议题，而不是采取过度规范性（prescriptive）的方式。简而言之，这本书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整全（holistic）与客观（objective）。
首先是 “整全” 的部分。在这本书中，我将自己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十五年历程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我称为 “主流城市中国” 里的经历，主要聚焦在天津、西宁和兰州这三座北方城市。我在那里学习普通话、教英语，并在当地一所大学先后攻读民族学的硕士与博士学位。在前半段回顾自己早期的中国旅程时，我涵盖了改革开放时期以及习近平当前 “新时代” 时期的若干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主题。第二部分则描述在我称为“少数民族农村中国” 里的经历，内容根据我在西北中部农村地区的穆斯林及藏传佛教徒社群进行研究生田野调查的经历。在这一部分，我更详细地探讨自己所居住的各个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宗教与农业环境。最后，在强调我所体验到的这两种 “中国” 之间的差异之余，我也指出两者的元素如何相容交织于一些勤劳的少数民族家庭及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外来务工人员一样，持续在多个群体或生活圈中立足、深耕。
当然，这种追求 “整全” 的尝试绝非完美；若单纯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显然远不只有两种 “中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已划分出56个不同民族，包括占总人口约90%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官方名称），以及55个少数民族。此外，国际研究人员更将这55个少数民族进一步细分为数百个民族语言群体（ethnolinguistic groups），并指出，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许多截然不同的族群被以有些武断的方式合并在一起。
此外，近年来，“单一且同质的汉族主体” 的概念也开始受到检视。在中国14亿人口中，真的有12亿人在各方面都大致相同吗？仅以语言和饮食为例：众所周知，以北方北京口音为基础的普通话，与南方重要的方言（如粤语和闽南语）相去甚远；而俗语所说的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甚至还没把少数民族计算在内，就足以显示中国大陆汉人族群在饮食口味上的巨大差异。如已故的中国伊斯兰教专家杜磊（Dru Gladney）所言：
汉人社会内部的族群差异，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很容易被视为不同的文化、语言及菜系；但在中国境内，这些差异却被视为地方习俗、方言于菜肴。广东人、四川人和湖南人，不知怎的，似乎不能以他们所吃的东西来界定自己。1
然而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中国的许多生活与社会层面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已走向同质化。官方的民族识别政策不仅界定研究人员认为本来就存在的事物，本身也具有创造性及自我实现预言的成分。告诉来自不同地方族群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 “汉族” 的一份子，再以强大的中央集权教育体系强化这个观念，他们长大后自然会相信并切身感受到这种同质性，进而再将这种认同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
再加上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普通话的普及，以及网络和社群媒体所带来的快速传播，如今 “主流城市中国”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确实皆相当相似。至于 “少数民族农村中国” 的生活，我在中西北部地区穆斯林与藏传佛教社群中的经历，固然不能简单地推而广之，用来概括上述众多少数民族群体，也无法充分呈现构成整个国家地理面貌的多样化农村环境——但我希望，透过将焦点放在其中一个特定地区，能在某种程度上为第一部分的“宏观” 观察提供一种 “微观” 层面的平衡，同时也以较为概括的笔触，描绘出那个超越人们熟悉的城市生活经验之外的中国。总体而言，透过穿梭于现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断层线——城市与农村、汉族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这本书的叙事试图提供一个空间，让一幅更全面、更具反思性的中国图像得以浮现。
再来是 “客观” 的部分。当然，身为一名外部观察者，以及一名具有特定背景的西方基督徒，我也带着自己的偏见和观点来到这个议题面前；而这些因素无论在何种情境下，都必须纳入考量。但在书写中国议题时，情况更为棘手，因为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让人极难维持相对中立的立场。正如一位记者所指出的，谈论中国的评论者往往会被贴上 “鹰派” 或 “亲中吹捧者” 的标签，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多少空间可言。2
尽管如此，这本书至少试图走在中间的路上。政治与宗教议题之所以出现在这本书中，仅限于它们作为我个人生命叙事所引发的反思脉络中的一部分。因此，有些具争议性的议题，例如新疆与香港发生的事件，由于并非我亲身经历的核心部分，因此只在文中一带而过。对于一些期待作者在这些议题上采取更鲜明立场的读者而言，这或许会令人失望。
其他来自中国大陆、或与中国大陆有所关联的人，可能也不太乐见我在面向海外读者时，随着相关议题的浮现而触及中国境内一些更广泛的 “敏感” 议题。他们和许多中国大陆人士一样，更倾向在国家层面上套用 “家丑不可外扬” 这句中国俗语。3 对此，我想借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话来回应：一幅好的肖像画，不应只描绘引人注目的优点，而应 “连疙瘩和瑕疵也一并画出来”（warts and all）。
不过，也许如果我让两边的人都感到失望，那么从某种程度而言，本书反而就达成了它的目的。因为这本书的初衷既非攻击中国，亦非为中国辩护，而是如前文所述，旨在 “描述” 中国——或更确切地说，描述我所亲身经历的 “那些中国”，包括它们各自的荣耀、喜悦、挑战与挣扎。无论如何，如果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索忍尼辛（Solzhenitsyn）所言，善与恶的分界线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那么要对全球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做出果断且自信的道德评价，该是多么困难的事？4 当然，人们仍然会持续作出这样的评价。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能为各种立场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资讯，帮助他们在持续形塑自己对这个庞大、引人入胜而又复杂的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解时，得到一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