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编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暂译：两个中国的故事），内容取材于他在中国大陆生活及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十五年经历。继第一篇介绍该书试图超越单一、扁平的中国面貌之后，巴蒂在此篇将焦点转向他在甘肃保安族群中的田野调查。这段始于寻找研究地点的过程，最终演变成一场交织着审查许可、官僚体制、热情款待，以及在跨文化接触中，外来者与在地社群抱持的不同预设的故事。
重返积石山
公车转过街角，沿着主干道驶入积石山县城吹麻滩；尽管四周不断耸立起崭新的高楼住宅区，这座小城仍设法保有传统小镇的风貌。我的行程此刻已大致到一段落：从兰州向东南行驶两个小时抵达临夏——这座州府城市素有“中国的小麦加” 之称；接着只需再花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目的地，因为最近开通的隧道大幅缩短了穿越大山的车程。
积石山的正式名称为 “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因境内居住着三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使积石山成为该地区较敏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因而对外国人的管制相对严格。几个月前，在我前往该县进行为期数天的保安族语言调查后，我行程的消息传回了兰州大学的国际学生部门。不久后我便接到电话，要求我解释为何 “未经许可” 前往该地——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像这样短暂的行程竟然也需要取得许可。就在那个星期，我巧遇了一位几年前在前往天水的 “外国专家” 行程中结识的友善警察，他提议用警车顺道载我回学校。他的同事也上了车，我们便聊了起来，对方问了我的名字。“噢，你就是那个没拿许可就跑去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人啊。” 这对我的研究生涯来说可不是个好的开端，但好在后续并没有衍生出什么大问题。在中国的外国人之间流传着一句话：“请求原谅比请求许可容易得多”，我发现这通常是个实用的原则。背后的逻辑是：即使某件事情完全合法且过程简单，但若你试图先取得官方许可，可能反而会让掌权者担心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进而拒绝你的申请。但另一方面，如果事情已经做了，你只需要为越过某条界线而道歉，通常就不会有人再多说什么；因为相关主管部门也不希望让外界过度注意到任何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问题。
官僚体制迷宫
无论如何，几周后的2013年春季，我又来到了这里，这次带着一项任务量更重、也可能更有趣的使命：与当地一个保安族家庭住在一起，进行硕士学位的田野调查。这一次，我带齐了相关文件，除了兰州大学核发的标准许可信之外，还包括一封额外需要该县文化局、教育局和宗教事务局审核盖章的文件。之所以会多出这道繁琐的官僚手续，是因为发生了一起打破上述逻辑的例外：我的朋友兼同学查理（已与家人落脚在其中一个村庄）一年前曾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下，自愿在当地小学代课一天；警方的回应是收紧相关规定，不仅针对他，也连带限制其他所有试图在该县居住的外国人。
因此，我的第一站是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查理先前已与他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他确实十分大方且乐于相助，也顺利为我盖章。随后他安排一名助理陪我前往其他几个局办理手续，我们首先前往宗教事务局，却被告知主管们当时正在开会。等了一会儿后，我们决定不再继续等下去，我便提议先去教育局看看。那里的负责官员虽然在场，却拒绝在信上盖章，要求我先拿到公安局（PSB）以及 “Baomiju” 的印章；后者是我当时必须查字典才能理解的词汇，意思是 “国家保密局” 之类的机构——至于像积石山这样的小县城是否真设有这样的局处，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文化局的那位助理表示不愿陪我前往公安局。深知 “关系” 在中国重要性的我便告诉他，我很确定如果没有他陪同，我是不可能拿到印章的。于是他建议回头找文化局老板寻求建议。局长建议我们放弃继续跑流程盖章，直接前往大河家当地的派出所（那是离我即将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城镇，搭小面包车过去大约半小时），出示兰州大学的许可信即可。他的建议奏效了，在地派出所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人提到还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我终于可以前往安排好的住处村落：大墩村，一个讲保安语的传统村落，也是当地闻名的 “保安三村” 之一。只不过我很快就会发现，事情原来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出乎意料的欢迎——以及一场令人不自在的协商
从大河家搭了约十分钟的小面包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穿过农田和稀疏的林地，我来到了位于大墩村中心的小学。我跨过小径，前往事先安排好的寄宿家庭打听，但由于屋主当时正在翻修房子，我便被转介到住在前方不远处的姪子家。到了新的住处，我受到姪媳妇玛彦（Mayan）的迎接，她带我前往我的房间。那是一座典型的乡村四合院，由几间平房式住宅围绕着中央的露天庭院而成。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房间看起来很像旅馆：硬砖地板上铺着红地毯，甚至还配有一台连接着宽频网路的电脑，这在当时的村庄里可说是相当罕见。我很快便和这对夫妻八岁的儿子马彪（Ma Biao）以及他的朋友熟络起来。两个孩子对这位新来的 “外国叔叔” 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天生就很会使用科技，能帮他们在电脑上下载一款摩托车游戏。然而，我显然没能成功完成他们期待的任务，这似乎马上让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跌了一截。
过了一会儿，女主人招呼我到主屋吃晚饭，请我坐在他们的 “炕” 上。炕是一种用砖头或石头砌起、底部可以烧火加热的高台，平时用来用餐、睡觉和社交。我一边吃着玛彦准备的面疙瘩，一边和她以及她的婆婆聊天，满足地觉得一切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过了一会儿，她的丈夫回到家里。我后来才得知，他恰好在当地警察局里工作——这算是这趟旅程中反覆出现的主题了。寒暄了几句后，我便开口说：
“你叔叔说，我只需要跟你谈谈房租的事。”
然而事情从这里开始急转直下。他先是提到大河家镇上的旅馆价格，接着又说，有宽频网路的旅馆会更加昂贵；而在更远、规模更大的城镇上，一间条件不错的旅馆每晚甚至要价288人民币（以当时的汇率计算约29英镑）。
“所以，你说说看你觉得价格应该是多少？”
“呃⋯⋯我原本想的是每个月500人民币（约50英镑）左右，” 我有些尴尬地回答。
这个价格显然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我们最后陷入一场既尴尬且出乎意料的讨价还价。谈判过程中，他坚持每晚不能低于150元人民币（15英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明明身处中国乡间，而且离最近能洗澡的地方得徒步45分钟；他开出的价格足以让我在兰州最好的地段租下一间相当宽敞的公寓。但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是在提供一项服务，也希望借此赚取一些收入。事后回想，我意识到自己的出价确实太低了，因为这笔费用还包含了一日三餐；而从他们的立场来说，让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二十四小时住在家里，本身也带来相当程度的不便。话虽如此，尽管讨价还价在中国相当普遍，但九比一的价格落差，确实也显示出双方对这件事的认知存在令人尴尬的巨大差异。最后，我很快退回我的 “饭店房间”，度过辗转难眠的ㄧ晚。
当彼此的期待有所冲突
隔天早餐后，我们沿着小径回去找他的叔叔。当时我已在心中设好自己的谈判底线，最多不超过每月1000元人民币（约100英镑），不过，最后并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必要。我们抵达时，叔叔显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立刻开始对我讲起过去大学团队如何经常来他家短暂住宿，获得热情招待且支付相当不错的费用。由于这次也是透过我系上的一位教授牵线安排的，他们以为我的住宿费会由大学或政府负担。我为这场误会表达了歉意，并询问我是否可以在村里四处看看、寻找其他落脚处，他也同意了。我们最后友好地道别，而我也意识到，整件事情其实可以归结为双方期待的不一致。身为外国人，我寻求的是道地、真实的 “文化体验”；但对村民而言，他们更在意的是让客人得到 “舒适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志学者光凭自身的出现，就注定会破坏实验的纯粹性，但在中国，“实验” 本身未必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事是，相关的少数民族或地区能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让访客留下正面的印象，同时与相关的主办或安排机构建立或维持良好的关系。因此，我的接待者原本预想的，是一次短暂而具有教育意义的参访——我作为贵宾获得殷勤款待，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但这与我试图进行的更为真实的民族志研究方式大相径庭。
寻找落脚之处
随后我在村里漫步，来到了清真寺，并在那里被引导前往另一户人家询问。然而，那户人家的主人随即要我先去村支书家征得同意。由于村支书不在家，他的父亲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村支书在电话中同意我能住在那里。然而，当我折返回去时，那户主人却透露其实他们家不太方便（显然，把我转介给村支书其实是屋主试图替自己留面子——如果可以的话，他并不想当面直接拒绝我）。接着我回到清真寺，询问是否能与学生们一起住在寺里，但这个请求同样被拒绝了。与此同时，我之前几次来这一带时认识的一位熟人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他在村里小学工作的叔叔愿意以每月2000元的价格收留我。但当我赶到小学时，那位叔叔也告诉我他其实不太方便。于是，我的熟人建议我去问问学校的厨师。厨师开出的条件是大约一日三餐每月2500元，或一日两餐每月2000元。但在我们的交谈结束前（厨师在期间还让我尝试把面团快速甩切入锅来制作方形切面；这是一门我当时没能学会，后来也始终不得其道的手艺），厨师也暗示道，由于他的妻子不会一直在旁边帮忙，这件事恐怕不太可行。我离开学校时，经过校门旁一块用来鼓励孩子们的标语：
Ping ping an an hui jia qu
平平安安回家去
到了这个时候，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就该这么做。不过，回到大河家后，我决定先找间旅馆住下来，好好睡一觉，再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结果，那间旅馆一晚只收我88元。
在甘河滩找到一个家
隔天，我从大河家步行了45分钟来到 “保安三村” 的另一个村落，甘沟滩，想看看那里有没有租房的可能。在中央清真寺附近初步询问没什么结果后，我决定沿着村子一路往上走再折返回来。在往上走的途中，我遇到路旁一位看起来慈祥的老人。我提到自己正在找地方住，他当场便答应收留我。他邀请我进入他的四合院，他的妻子也热情地欢迎我。他们带我穿过院子，来到最里面角落的一间房。那个房间才刚翻修过，整体看来还算不错，只是里面的陈设相当简陋，而且因为晒不到阳光而有些阴凉。我同意租下这个房间，租金是每月1000人民币（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明白这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不过，我这个人实在不算观察入微，直到离开房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完全没看到任何灯。我连忙折返回去确认，果不其然，房间里不仅没有灯，连墙上的电源插座都没有。我向他们提出这一点后，他们指引我自己去镇上买电线、延长线和灯泡。我也照办了；但等我稍后带着电气用品返回时，他们却决定那间房其实并不适合我，并已经开始为我准备另一间紧邻他们住处的房间。最后，我的新房间确实更加舒适且温馨。里面有一个白色和湖水蓝相间、兼具柜子与抽屉的家具，我拿来当书桌使用；还有一张很大的炕，采暖效果极佳，以至于我晚上睡觉时甚至得翻身滚到边缘，才不致于被烘烤得难受。最重要的是，这里有灯。
最后一道难关
就这样，我住进了 “尕（gǎ）” 马丈三（Ga Ma Zhanshan）1 和玛丽亚姆（Maryam）的家，与他们的孙子马军（Ma Jun）、孙媳妇拉齐雅（Raziya），以及他们刚出生的儿子穆巴拉克（Mubarak）一起生活。不过，我和官方机构打交道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几天后，我们正在四合院里吃晚餐时，八名警察突然上门。我试图用兰州大学的许可函打发负责的警官，结果没有成功；他立刻要求我另外出示给各个局办理的那封证明函。我不太情愿地拿出那封只有文化局一个章印的信件，同时坦承教育局拒绝盖章。他对我的解释似乎还算满意，但接着问我是否了解中国法律，并告诉我离宗教研究远一点。然而，随着谈话继续进行，这项禁令逐渐变成了：“除非你拿到宗教事务局的章。” 第二天，我回到吹麻滩，和文化局的另一名助理一起去宗教事务局。这一次，我们在其中一间较小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名毫无戒心的新进人员。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电视上的篮球比赛。为了不打扰他的休闲时光，我们问他能否顺手帮忙在面前这封信上盖个章。于是，我终于准备好一切所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