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编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暂译：两个中国的故事），内容取材于他在中国大陆生活及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十五年经历。第一篇反思 “中国” 这个单一概念下常被掩盖的多样性；第二篇则记述他在甘肃保安族群体中的田野调查。在本篇中，巴蒂进一步深入甘南的藏族草原。透过家庭生活、饮食、语言、宗教，以及一段意外忆起的早期基督教存在的记忆，这篇摘录文再次带领我们一窥那些使 “中国” 这幅图像比想像中复杂、远非单一样貌的文化世界。
2016年夏天，我的韩国朋友兼博士班同学昌敏邀请我前往甘肃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那里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区域。我们从整洁却平淡无奇的州府出发，搭了几个小时的巴士，深入草原，来到偏远的玛曲县。玛曲这个名字源自藏语 “黄河” 之意，而县城就坐落在黄河第一个大转弯处。抵达县城后，我们受到昌敏的学生联络人罗桑接待。他先盛情款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火锅，接着开车带我们上到当地的寺院。城里较为虔诚的居民正全神贯注地观看戴着面具的僧侣进行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似乎同样满足于把这一天当作假日，在寺院周围的草地上享受野餐。最后，我们启程前往罗桑的家，一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沿途经过正在吃草的牦牛和马匹，并一路沿着蜿蜒的河流前行。清澈的河水映照着低垂的云朵，形成宛如镜面般的绝美倒影。
天下黄河贵德清
这句名言所指的是下游更远处的一个县，出自一位前来造访的官员之口。在中国，这种由地方官员亲口说出的话，几乎就是对一个 “众所周知的真理” 最终极的认证；但这句话其实同样可以用来形容玛曲，或黄河上游的任何其他地区。在青藏高原边缘的这片高地上，河水清澈纯净、自由奔流，与下游充满泥沙的洪流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黄河一路蜿蜒三千英里，最终流入渤海。
我们终于与大河告别，驶入一望无际的纯草原。途中，我们经过一个独自站在山坡上的男孩，看起来顶多八岁，正看守着山坡另一侧的一群牦牛。小路最终带着我们沿斜坡向上，来到罗桑的家：一座单间土培小屋，旁边搭着一顶以牦牛皮制成的游牧民族 “黑帐篷”。不远处还搭着另一顶较小、较为传统的帐篷，原来是为昌敏和我准备的。我们面前的地面缓缓向下倾斜，通往下面的山谷；罗桑家族有大约一百四十头牦牛和绵羊、两头棕色黄牛，以及几匹藏马，悠然散落在山谷间觅食。在黑帐篷的铁炉旁，罗桑的嫂子为我们做了一顿由米饭和羊肉组成的晚餐。饱餐一顿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帐篷准备休息。然而即使在甘肃酷热的夏季，穿上厚重的御寒衣物及盖着两条毛毯，仍难抵海拔3500公尺高原骤降的气温。
第二天清晨，我们仍在黑帐篷里休息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呼喊，说有三只流浪藏獒闯入了牧场，正在咬杀绵羊。几名年轻的家族成员闻声冲下山坡驱赶它们。然而为时已晚，其中一只羊已经被咬死；但我们随后几餐的主菜也因此而定。罗桑、他的表哥和叔叔立刻着手处理那只死去的羊；另一方面，罗桑的弟弟扎西则专心处理自己手边的任务。扎西是个颇有型的牧民，留着及肩长发；他正在修理用于驱动水井水泵的发电机；修好后，他顺利为牛槽加满了水。一整天之中，男人们轮流看守牛群和羊群，熟练地骑着藏马或摩托车穿梭于山谷之中。到了傍晚，扎西的妻子（一位精通畜牧与烹饪的能干女性）将隔天早上要挤奶的母牦牛一一系好，并俐落地把幼崽与母牛隔开过夜，不顾母牛们的各种抗议哞叫声。
到了晚餐时间，羊肉连同用小肠制成香肠的内脏都已准备就绪。幸好当时的我还没有想到吃下被流浪犬攻击致死的动物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我想昌敏大概也没有多想。若我们当时卫生意识太强，这顿饭恐怕会陷入尴尬的局面。但实际上，我俩毫无顾忌地大快朵颐，而且完全按照真正的游牧民族方式吃饭：没有餐盘，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讲究，就是一手拿着一大块肉，另一手握着短柄刀。除了羊肉和牦牛肉之外，这一带最主要的主食，是以烘焙过的高原大麦制成的糌粑（tsampa）；人们食用时会用手将糌粑与茶和牦牛奶油揉捏混合；我们第二天早晨也体验了这一过程。这时，罗桑的父亲登场了。他性格温和却颇有威严，脸庞因多年在高原上劳作而饱经风霜。他滔滔不绝地称赞糌粑的健康益处，还说糌粑是达赖喇嘛每天早餐的首选。不过，这一切都是透过罗桑的翻译传达给我们的，因为他的父亲和弟弟扎西都不会说中文——这在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是愈来愈罕见的现象。但至少在此时此刻，我们欣然满足于这片广袤土地偏远一隅依然保留着的——就各种实际意义而言——藏族风情。
在草原上享受了几天田园诗般的夏日生活后，我们准备回到县城，参加备受期待的年度赛马节。虽然罗桑这几天平稳地开着车载我们在上山跑，但我们这时才知道他其实没有驾照；他担心交通警察会在赛马节期间大举出动，抽查驶入城内的车辆。我主动提出由我来开，但我没带着中国的驾照，按当地法律这样仍属于违规。昌敏倒是随身带着驾照，但他没有信心开车，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般道路上开过车了，更别说这种泥土小路。我们斟酌了一阵子，思考究竟要冒着被逮捕还是发生车祸的风险，罗桑最终同意还是由他来开车。为了在天黑后才进城，我们一直拖到傍晚时分才出发。再加上大陆司机惯用的招数——和对向驶来的车主打听前方的抽查情况——我们一路顺利地抵达目的地。由于多数旅馆早已客满，我们最终找到一家便宜但宽敞的青年旅舍。与罗桑以及一同进城的扎西在外面吃完晚餐后，我们便在此安顿下来。
隔天早上，当我们抵达比赛场地时，我对 “藏族牧民自由驰骋于草原上” 的那种多少有些天真的想像，立刻就被现实打脸了。眼前是一座正式的赛马场，设有马匹的起跑闸位、开幕典礼，以及政府官员一如往常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 “民族团结” 的演讲。然而，这些丝毫没有减损观众的热情。观众挤满了看台两侧的草坡，为骑手们加油呐喊：有留着辫子、摇着转经筒的白发老妇；有穿着长袖T恤、佩戴珠串项链并抱着孩子的母亲；也有身着时髦西装的年轻人。尽管官方仪式相当正式，藏族特色也依然展露无遗。有些骑手甚至不使用马鞍，直接骑在马上；负责颁奖等仪式的人员则身着优雅而彼此相配的男女藏袍（chuba）。最后，虽然也有一些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参赛者，但拔得头筹的仍是来自高原地区的骑手。在两千公尺决赛时，昌敏和我ㄧ人花了五十元，从草坡移到看台上观看。来自青海循化县的骑手包揽了第一名和第三名，冠军仅以微弱优势险胜来自拉萨的组合。
我的藏区之行几天后在风景如画的郎木寺镇划上了句号。这座小镇坐落在甘肃与四川两省交界处，海拔3300公尺，两侧各有一座金顶闪耀的寺院，背景则是巍峨壮丽的群山。我系上的一位教授自作主张推荐我参与一部纪录片系列的第一集。这部系列纪录片沿着白龙江展开，而白龙江的源头就在小镇西边不远处。在节目中，我扮演一名寻找罗伯特·埃克沃尔（Robert Ekvall）遗迹的游客。埃克沃尔是一位1930至1940年代活跃于此地的美国宣教士，对这一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学校。拍摄过程中，我有幸访问一位年长的藏族妇女。她还记得自己年幼时曾见过埃克沃尔。然而，即使事隔多年，她坦率的回忆还是让我略感吃惊，其中似乎没有任何对往昔岁月的怀旧之情。她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尊敬这个人，但并不接受他的基督教。她接着强调，由于宗教因素，当时有些孩子甚至被禁止去他的学校上课。无论如何，后来我便与导演团队失去了联络，也不知道她的话或我的角色最后有没有出现在节目中。当然，除了几年前在兰州参加一场表演，我曾穿着藏族服饰接受一次简短的访问之外，那大概就是我在中国电视圈全部的演艺生涯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趟旅程却成了一个起点。因为在那之前，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安族及当地其他穆斯林群体上。然而，第二年，当我有机会为一本关于青海和甘肃藏区的欧洲出版物撰写章节时，我决定扩大研究范围，将热贡地区的佛教群体也纳入其中。大约一个半世纪前，保安族人迁徙离开热贡时，这个佛教群体便留在了原地。于是，我跨出了从穆斯林世界走进藏族世界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