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华福大会禧年回顾 vs百年回顾
2026年7月，笔者有幸第一次参加华福大会，这一届与上届相隔十年，是第一场疫情后的聚集，也是一场纪念华福运动五十周年的聚集。 若从说文解字的角度而言，“华福”的每一个关键词都可圈可点，五十年来的处境虽有极大变迁，但仍不失相关性（relevance）： 在华福的语境中谈及历史，通常只回顾到华福的起源（即1976年在香港举行的首届华福大会），有时也会兼顾大会所在地的教会历史（譬如此次古晋大会便追溯了砂拉越的福音往事）。若我们以世纪为单位，回顾一百年前的华人教会，便会看到一幅很不一样的参照系。 2026年往前推一个世纪，是1926年，中国本土教会界面临两大挑战，一为外患、一为内忧： “非基运动”之外患和“新教共识破裂”之内忧所形成的交织与互动，造成了新一轮的恶性循环：自由派陷入理性主义，保守派陷入反智主义。“收回教育权”运动将教会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信仰因素边缘化，导致保守派差会和教会将基督教教育以及相关的文化使命拱手相让，福音被化约为“个人灵魂的重生得救”，教会活动日益内敛。而表面上赢得地盘的自由派，也因使命的迁移（mission drift）和稀释，越来越失去福音的盐味和光照，最终降伏于世俗政府，与世界和光同尘。 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分道扬镳，仅是整个新教分裂史中的一环。历史中的教会，内忧外患始终不断，而内忧的杀伤力往往大于外患：内部分裂或腐化导致自杀性的后果，自然消亡；而外患的挑战则取决于教会的回应，一个合一健康的教会可以应对大部分外患。有学者指出，同样面对非基督徒知识界对基督教信仰的诘难，初期教会认真迎战，迎来了教父时代，发展出护教学；而中国教会则因门户之见未能处理好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而未能开创中国的教父时代。 非基运动五年期间，正面与非基人士对话的，以自由派人士为主体，保守派中能够打持久战的只有一位张亦镜。 华人教会界所熟悉的王明道、宋尚节和倪柝声，似乎都觉得与不信主的人辩论，胜之不武。 再回到2026年，我们会发现历史惊人地重复，或曰，1926年的问题拖延了一个世纪仍未被通透地回应，而百年来的沧海桑田涌现的新问题，叠加在旧问题上，形成更加复杂棘手的宣教生态。教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如同个人生命一样，创伤性的记忆不会消失，即便被压抑，仍然在潜意识中继续发酵，影响我们的言行和决策。华人教会偏向保守与传统，在后现代主义的当下，很多人仍抱持着一个世纪前形成的基要主义的态度：“与其淌世界的浑水，不如传纯正的福音”，回避与世界对话，甚至一味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时候教会对外部世界的批判，或许也是一种转移内部矛盾或不足的逃避性策略。其实，外患中有“危”也有“机”。这次华福的主题强调“聆听“ 、以及银色大耳朵的icon（图标）的不断闪现，提醒我们继续恭听神的话，也聆听世代的声音，且是“快快地听，慢慢的说”。这只“银耳”以大大小小的点点组成，象征大大小小的教会，一起聆听，彼此聆听。 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壁垒分明，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无论是洛桑，还是华福，都在不断推广国度福音（kingdom gospel）、整全使命（holistic mission），重提职场宣教（workplace ministry）和营商宣教（Business as mission），文艺、救援、公义、怜悯、平权等议题重新成为热议。从某种层面而言，是回归到英国福音派个人灵命与社会关怀的有机结合，甚至是中世纪“以信仰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同时，本次华福大会也比过往更多地谈到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不再锁定标准答案，或墨守成规，而是更期待圣灵带领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仅仅“勉强人进教会”，而是更鼓励信徒“道成肉身”地走进人群；领袖或讲员不再以属灵权威的面貌出现，而是坦陈软弱、盲点与局限。有一位讲员，甚至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带领与会者认识到：教会若与世界“失联”，乃是一种“属灵失智症”，因而无法成为福音的管道。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是一战（1914-1918）在全球的“属灵后遗症”之一，二战（1939-1945）更是激发了全球的去殖民化进程（decolonization），导致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西方教会进入后基督教王国时代（post-Christendom era）或后宗派时代（post-denominationalism）。作为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一部分的普世华人教会，在布道植堂、神学教育、门徒训练、资源统筹等各方面，与一百年前相比，已有长足进步。华人来自东南亚的主体世界，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进入其他主体世界，然而，不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主体世界，华人教会都似乎如入无人之境，惯性地移植既有的教会传统，极少与当地社会、甚或教会，产生有机的联接。本次华福大会探讨了和全球教会一起面对的时代挑战（如：科技动态、信仰传承、人口迁移），并在闭幕式上作了颇具巧思的安排：一方面邀请了华理克牧师代表西方教会致辞，另一方面，也邀请了王钦慈牧师，以独特的双栖身份，把拉美教会的宣教运动COMIBAM（拉美版“华福”）引介给全球华人教会。甚盼这是华福在未来可以积极扮演的一个桥梁角色，把华人教会带进主体世界，把主体世界带进华人教会。 “普世合一”虽然不在“华福”的名称中，却始终是一个异象或目标。闭幕式上华理克牧师有关“合一”的循循教导，也深触我心。道理大家都懂，实操谈何容易。华人易抱团，但未必能团结，加上新教分裂的基因，短短两百年的教会发展已经山头林立。这位美国牧师并非不知西方教会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不合一，但他以“外人”的身份来劝勉华人教会，带一点距离感，好像又更能让人接受。离开古晋的飞机上，与一位海外牧者同排，我们谈到了各自身处的教会所面对的、或曾经历过的不合一、甚至结构性的分裂，都有同感：一方面“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们是否可以做的更好？”另一方面，“事已至此，我们当如何修复关系？”在既有的团契上保持和睦（keep peace）尚且不易，关系破裂后再缔和平（make peace）更加复杂；但若我们这一代不尽自己的本分，势必把难题留给下一代去处理。 回到长居地，在闭幕日一個月后，在与其他与会者就此次华福大会的一次交流座谈会上，笔者忽然发现自己的多重「桥梁身分」：就年龄而言，笔者身为三明治世代（sandwi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