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并成长于台湾，后来到美国攻读研究所。在我人生的前半段，我深受华人文化形塑；后半段则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我逐渐活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本文所分享的观察，乃根据我成长的经验、个人的反思，以及多年来与华人群体（特别是在教会圈子中）工作的经历。本文并非意图概括所有华人基督徒的经验，也无意涵盖他们在 “休息” 议题上的所有面向；而是尝试探讨在华人文化处境中，影响 “休息” 这个概念的可能文化因素。 我年幼的时候，从来不太敢开口要求休息。如果我问父母亲，自己能否暂停读书时间、休息一下，他们会回答：“你在说什么？休息什么？你的数学题目进度落后了，你的科学作业也还没完成。” 即使我所有作业都按时完成，他们仍会说：“那就去预习下一课，要确保你走在全班的前面，最好在老师还没教之前就全部学会。” 这就是我家对休息的看法。“休息” 这个词似乎不存在我们的字典或日常生活中；一般来说，华人很难真正理解什么是休息，或是该如何休息。“努力” 是一种必须培养的美德，父母会竭尽所能确保孩子具备这个特质，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成功的唯一途径。这样的价值观在家庭与学校里被严格地不断强化。 然而，我们家里也存在一种被允许的 “休息”。我还小的时候，会看到祖母每天午饭后小睡一会儿，通常只有三、四十分钟。之后她便醒来，继续在家中忙进忙出。全家人都尊重她的休息时间，从不打扰她午睡。我被告知：“祖母一辈子这么辛苦，这样的休息是她应得的。” 仿佛休息只属于年长者，是经过一生劳碌后才配得的事。 儒家思想与休息 若要探讨哪些文化价值和信念可能影响华人的 “休息观”，就必须从儒家思想谈起。儒家思想是一套以羞耻为基础的内在价值运作系统，数千年来在华人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无论政权是君主制或民主制皆然。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一项奠基性、极具影响力的教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 简而言之，若要建立一个有秩序、低犯罪率的社会，就要在人民心中建立一套内在的羞耻系统，使他们能自我规范、自我监督自己的行为；不仅如此，人们也会彼此监看，确保每个人都在 “做正确的事”。 这套治理系统在华人历史上受到许多皇帝的欢迎及以实践。经过数千年的运作，华人几乎难以跳脱以这种以羞耻为核心的内在思维模式。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试图根除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华人传统文化，这种羞耻文化的心态依然深植人心。“丢脸” 至今仍被视为个人、家庭或公司所能面临的最大冒犯之一。 那么，这种以羞耻为核心动机的价值系统与 “休息” 有何关联？既然 “努力工作” 被视为典范性的美德，那么 “休息” 自然成为其对立面。当你休息时，意味着你 “不够努力”，是在浪费可以多做事情的时间（浪费光阴）。因此，选择休息往往被人解读为懒惰或 “不能吃苦” 的表现——而这些都是不良的人格特质，会为个人带来羞耻。此外，在一个高度重视一致性与群体和谐的社会里，休息可能被解读为只顾个人福祉、忽略群体利益；换句话说，就是自私或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休息不仅意味着品格上的缺陷，更可能为个人带来羞耻感。 再者，“吃苦” 是华人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品质。“吃苦” 可被理解为持久不懈的忍耐，透过勤奋与努力来展现。更进一步说，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吃苦、能承受多少苦，被视为其品格的真实展现。即使事情不顺利，只要一个人能吃苦，就不会为自己、家庭或所属群体带来羞耻；事实上，即便在其他方面都失败，一个人只要能吃苦，就能赢得称赞与肯定。在这种荣誉与肯定的保证下，“休息” 反而成为获得这种地位的阻碍，甚至可能被视为软弱或缺乏决心的迹象。 儒家思想与其他道德原则的实践 我念高中时，每个年级约有一千名学生。为了有效管理学生，学校将我们分成不同班级，每个班级都以一种美德命名。当我在教室外自我介绍时，会说：“我是诚信班的高三学生。” 或是：“我是正义班的高一学生。” 在教室里，我们会研读《论语》以及其他根植于《论语》的道德原则。我们被要求将这些内容全部背起来，因为考试会考，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被期望一生都要活出这些教导。 为了说明这种氛围，以下是一些与勤奋和 “吃苦精神” 相关、广为人知的谚语： 除了《论语》和这些谚语外，“三纲”、“五常”2、“四维”3与 “八德”4也反覆出现在我们整个求学过程中。在校外，这些价值仍然无所不在。在乡村的墙面上，或许多商店与餐馆的招牌上，都能看见这些美德被写成标示或自然地融入其中；甚至有些街道会直接以美德命名。在这些 “人生准则” 的环绕中成长，我们被深刻地编织在这套价值体系里；我们的行为举止、待人处事与日常运作，自然地朝着符合这些期待的方向发展。而在这样的华人生活方式中，“休息” 似乎没有立足之地。 “休息” 与华人同工的关系 如果你查看一个华人教会退修会的行程表，会发现整个退休会被讲员信息及各种工作坊填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真正的空档。即便安排了 “休息时间”，人们也会彼此相约找点事情 “做”，而不是单纯地休息——也就是真的 “什么都不做”。这种 “一定要做点什么” 的倾向，并非因为华人不需要休息，而是因为 “不够努力、不够有生产力或不够勤奋” 会带来羞耻感。没有人愿意让耶稣的名和教会蒙羞；因此，这些华人基督徒即使内心空虚、疲惫、耗竭，仍会持续努力工作而不休息。 此外，若从儒家的角度来诠释与理解 “舍己” 的观念，就更容易将休息的需求排除在外。“吃苦” 成为透过自我牺牲来证明信仰的重要方式。因此，许多华人基督徒同工会忽略或压抑自己对休息的需求（对个人身心灵健康的关注），为了完成群体目标而咬牙撑过所有任务。透过这些舍己的行动，他们不仅可以为群体 “保住面子”，甚至可能为群体、乃至为耶稣赢得荣耀与肯定。于是，“吃苦” 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和教会忠心程度的标准。“休息” 再次被排除在服事主与他人的过程之外。 当我们与华人同工谈论 “休息” 的概念时，可以预期会遇到某种程度的抗拒，这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与影响密切相关。他们并非刻意拒绝休息，只是不习惯 “休息” 这个观念及其价值。在华人的文化脉络中，因为缺乏共同实践的传统，“休息” 几乎像是一种外来语言，甚至没有足够的词汇去理解它。因此，多数华人同工或许需要透过扎实的圣经教导，才可能真正开始思考并接纳休息的意义。 尽管在华人同工之间，并不鼓励或广泛接纳休息的概念，但若有稳固的圣经基础与温柔的引导，休息仍然是可以被允许的。当我们越来越理解华人同工的经验处境，以及华人社会所重视的美德，就有可能以合乎文化敏感度的方式展开对话，邀请他们进入上帝的平安（shalom）之中。毕竟，休息不是另一项必须完成的 “任务”，而是一份来自慈爱天父的礼物。
PENG Xi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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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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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我今天所写下并分享的内容，源于我多年来在海外华人散居群体中的工作观察，以及我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旅行的见闻。 我想从语言差异开始谈起。当我们思考西方与东方对 “受苦” 的理解时，会发现两者所使用的语言其实不同。英文的 “Suffer” 一词源自拉丁文sufferere，意思是承担、经历、忍受、扛起或被置于某种重担之下1 。然而，中文对 “苦难” 的表达则带我们进入另一种意境。其中一个常见的受苦观念体现在 “吃苦” 一词的表达中。因此，我常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议题。 从词汇开始，东方人和西方人其实已经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了。在西方世界，为基督受苦被理解为一种需要肩负的重担，是压在身上的 “重量”；但在华人世界里，为基督受苦却是必须 “吃” 下去的——实际上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假如今天差派我去为一对在世界各地服事的华人宣教夫妇提供牧养关顾，在喝茶闲谈间，我或许会提到在生活与事工上找到 “平衡” 以及 “自我照顾” 的话题。当我们之间建立了足够的信任，同工的妻子也许会这样向我倾诉： 丹尼斯牧师，我丈夫太拼命服事了。他一周有好几个晚上都不在家。只要有任何与我们事工有关的人打电话来，他就会立刻放下手边的一切出门。孩子们看着他离开，多数时候似乎能理解他是在服事耶稣，但这位他所服事的耶稣，却让我成了一位孤单的妻子。 华人教会在历史上有一种坚信履行使命时，受苦是 “属灵上的必然” 的传统；因此，我认为对于华人教会，“成员关顾”（Member Care）在本体论层面上，无论是实践还是领受，都显得格外困难。除了不愿视 “照顾自身灵命与情绪健康的管家职分” 为正当的事，“成员关顾” 听起来还格外让人感到自私。这是因为华人认为苦难应该被“吃下去”。吃苦之于一个人的呼召，就像豆腐之于麻婆豆腐2。把豆腐拿掉，“麻婆豆腐” 便不再是麻婆豆腐——它的本质就不复存在了。 正如那句名言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一位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曾指出，每一位基督徒到了天上，都应当向一位殉道者道谢。3 而拥有这般文化与历史的华人基督徒，需要感谢华人殉道者的次数肯定不止一次。那么，“吃苦” 的历史背景是如何塑造华人福音工作者实践信仰的方式呢？ 让我们简要回顾三位对中国教会 “受苦观” 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领袖：布道家宋尚节（John Sung）、家庭教会运动之父倪柝声（Watchman Nee），以及王明道牧师。让我们分别及整体地看他们如何影响华人教会领袖对苦难的理解。 宋尚节 宋尚节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天父没有用那些大勇士去杀歌利亚，也没有用那些穿戴铜盔铁甲的人去战胜歌利亚。祂用了一个连亲兄弟都轻看的人，但他的心单纯，完全信靠主。他就是与主有亲密交通的大卫。他捡起五块被众人轻视的小石子。这五块石头是什么？乃是五个真理：与基督同受苦、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埋葬、与基督同复活、与基督同升天。有了这五块石头，我们就绰绰有余，可以杀败歌利亚。4 纵观宋尚节的事工，虽然他的直接死因是肠结核，但某种意义上，他几乎是把自己 “操劳至死”。在他事工的巅峰期，他一年有长达11个月在外奔走。他的妻子生了五个孩子，而他没有一次在孩子出生时在场。回顾他事工的影响力，即便是保守估计，也有十万名华人因着他的劳碌而信主。5 倪柝声 在《属灵人》第一卷的结尾，倪柝声写道：“十字架需要忠心地背负，并且要越来越忠心地背负。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祂 ‘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羞辱’。”6 在第二卷的结尾，我们读到： 当一个信徒在实际经历十字架的对付之后，终于进入一种纯净的生命。凡事为着神，也在神里面，而神也在一切之中。再没有什么是为着自己。连最细微、讨自己喜悦的欲望，也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自爱已被交付于死地。现今生存的目标只有一个：遵行神的旨意。只要祂喜悦，别的都无关紧要；顺服祂成为人生唯一的目的。他不再在乎自己的感觉如何，他在乎的是是否顺服神。这就是一条纯净的道路。7 在他的著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结尾，倪柝声写道： 噢，甚愿被 “浪费”。为主的缘故被浪费是一件蒙福的事。许多在基督教界声名显赫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之中许多人被主彻底使用——我会说，被使用得太极致了——但我们不知道 “浪费在神身上” 是什么意思。8 总结倪柝声的事奉生涯：他的死因，很可能是二十年的监禁所带来的摧残。他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一位基督徒；他的遗体被火化后交给了一位姐妹。他的妻子已在多年前先他而去。保守估计，全球约有2300间教会与他的事工有直接关联，其中许多是家庭教会。9 王明道 最后，我们来看王明道对信徒受苦的总结。虽然他许多日记与著作已有英文出版，但我仅选择一句对我影响深远的话：“我们若要作神忠心的工人之去帮助别人，就必须让祂借着苦难来训练我们——就是祂所许可临到我们的那些苦难。”10 王明道的死因是长达22年的监禁、单独囚禁、酷刑和审讯对他身体所造成的影响。…
Dennis A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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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Ambassadors of Christ to the Nations: A Groundbreaking Survey》（暂译：去到万国的中国基督使者》）。Tabor Laughlin着。俄勒冈州尤金市：Pickwick Publications-Wipf and Stock，2020年。平装本，168页。ISBN-10: 1725257963；ISBN-13: 978-1725257962。可于Wipf and Stock及亚马逊购买。 我有一位同事，总是请我们把需要她转交或寄出的东西放在她办公桌最前方，让她一眼就能看到，她才会记得要处理。她的座右铭是：“看不到，就想不到。” 而我们的宣教士常常也处于 “看不到，就想不到” 的境地。我们通常只在他们的差派礼拜上见到他们，然后是在他们回国述职的时候。这两者之间，有一段漫长的空白期。而这段空白，正是 “成员关顾”（member care，或称 “宣教士关顾” ）可以填补的地方。今天有许多华人宣教士被差往世界各地，他们所得到的成员关顾仍相对薄弱。如今，在他们后方的领袖确实关心这个议题，也愿意向那些较有经验的差传机构学习。 关于本书 《去到万国的中国基督使者》的作者Tabor Laughlin在三一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Jesse Car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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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接触到投身跨文化宣教的华人基督徒，是在香港。那时我在神学院任教，偶尔会有毕业生从宣教禾场回来，在学校教堂的崇拜中分享。那些演说总是令我着迷——我正听着一位来自 “我所服事的文化” 的人，讲述着与我当年进入他们文化时如出一辙的经历。有一次，一位讲员感叹学习泰文有多困难，大喊着：“那可是有声调的语言啊！” 时，我差点笑出声来。要知道，这句话出自一位母语是有着七个声调（有些人甚至说有九个）的粤语（我吃尽苦头学习的语言）人士。我完全能体会他的挫折感。 然而，他们遇到的其他挑战，就不见得那么引起我的共鸣了。我有一位在阿富汗穆斯林群体中服事的香港同事，为了尊重当地文化，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以猪肉为主的饮食习惯。虽然我爱吃猪肉，但那并非我的主食。此外，教育通常是华人宣教士家庭的一大难题，但对我的孩子来说却不是问题。香港的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完全有能力进入香港或海外的大学。更幸运的是，我们孩子就读的公立学校是由香港浸信会联会主办的，他们在那里能接受以粤语为主、不需额外收费的基督教教育。 随着我越来越深入参与香港的宣教群体，我意识到，当我的华人弟兄姊妹回应上帝呼召，投身跨文化宣教时，他们面临的挑战，与我和丈夫在1981年那个酷热潮湿的七月天抵达香港时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极大的不同。 2012年加入《华源协作》后，我参与的首批专案中，有两项与中国派出的跨文化宣教士有关。第一项是2013年春季刊的《华源期刊》，主题为 “中国本土宣教”。该期由两位华人同工担任客座编辑（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另一位来自海外）。当时，我一方面对自己全然不知中国教会正致力于向境外未得之民宣教而感到汗颜，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受差遣同工的历史背景与委身程度感到惊叹。自那之后，我们又陆续出版两期相关专题1，更新报导中国本土的宣教运动；每一次，我对这场运动的理解与认识都更加深入，但那份惊奇与敬佩却始终未减。 我参与的第二个早期专案，是公开发表一位美国跨文化宣教士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该研究是基于对中国宣教士的访谈。由于当时ResearchShare尚未成立，我们便以一种混合形式，在《华源协作》的Blog推出一系列文章，介绍该论文的内容，并连结至网站上以专文形式刊出的相关章节——题为 “来自中国的宣教：一个趋于成熟的运动”。 在这两个专案中，2 关于 “宣教士关顾” 的议题反覆出现。有些报告提到了极高的华人宣教士流失率，有些则感叹华人教会对于如何关顾宣教工人的理解及资源仍然不足。我很高兴在本期《华源期刊》里，我们将焦点放在宣教士关顾的需要上，以及我们身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能如何提供帮助。更有意义的是，本期多数作者本身就是华人。正如Jesse Carroll在他书评的结语中指出的——已有关注此议题的华人宣教领袖开始进行相关研究，以及发展相应的资源。让我们继续向华人弟兄姊妹学习，并在他们将福音带给那些尚未听闻之人的路上支持他们、与他们并肩同行。
Narci H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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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同行，与你同工：华人宣教士关怀指南》，王铃惠、张江光丽、张忆家合着。宇宙光，2022年出版，392页。中文版及英文版电子书皆已出版。 这本书向读者介绍一种整全性的华人宣教士关顾模式，从宣教士招募开始，一直持续到退休（或最终返国定居）为止。书中将长期服事不同国籍宣教士的资深关怀同工所累积的经验，加以处境化，应用于华人宣教士的独特处境；同时探讨与中国差派宣教士特别相关的重要议题，并为教会、差会与宣教士提出具体的建议与指引，帮助各方彼此配搭，以最合宜的方式支持宣教士，使他们在宣教工场上不仅能持续服事，也能成长茁壮，并完成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呼召。 这本书强调的重点之ㄧ，是帮助宣教士在实践大使命的同时，也看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 “大诫命” 的重要性：持续培养他们与耶稣及他人（包括家人）之间的爱的关系；并以此为根基，去影响更多人归向耶稣，更有效地事奉祂。 这本书的中文版本可于 “基督使者协会” 书房购买：《陪你同行，与你同工—华人宣教士关怀指南》。 英文版本则可向Narramore Christian Foundation购买。 各界对《陪你同行，与你同工》的推荐 能亲手拿到这本关于华人宣教士关顾的开创性著作初版，实在令人欣喜！这本书由多位精挑细选的华人实务工作者和着，他们深谙宣教士关顾的文化、内涵与处境，并能精准地应用于华人跨文化工作者身上，使这本书成为极佳的 “处境化” 典范；我盼望其他国家的差传运动也能加以效法。对所有从事跨文化事奉的人而言，这本书是极为宝贵的资源。 Harry Hoffmann是全球宣教士关顾网络（Global Member Care Network, GMCN）协调员 我非常喜爱这本期待已久、为华人教会而写的宣教士关顾手册。本手册回应了宣教士在工场上，以及返国时每天面对的许多关键议题和实际需要。作为一位在宣教工场服事超过二十年的宣教士，并且近期带领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成员组成的华人宣教团队，我对这本书里讨论的许多主题都深有共鸣。这本内容全面的手册，是每个差传机构和差派教会必备的宝贵工具，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支持与关顾华人宣教士。 TJ 服事于创启地区的宣教士
华源协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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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desk of the guest editor.
Peter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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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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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el describe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and ministry among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He tells us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in the past, wh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and new areas of challenge that have emerged.
Stuart Vo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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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church in New Zealand. Recently, God has been building a spirit of unit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New Zealand may soon become a base for Chinese missions.
ZHOU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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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of Chinese immigrants face unique challenges growing up in New Zealand.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the authors address these issues and discuss ways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se young people.
E. Ting Wong, William 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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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Chines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have migrated to the Pacific Islands. Few of them have become Christians. The Pacific Islands Chinese Mission Conference gatherings have helped coordinate ministry to these Chinese people.
Joseph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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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provides an extensive overview of early mission work in China done by New Zealanders. She acquaints us with mission agencies and some of the missionaries as she describes how the work progressed.
Sylvia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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