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人性可能跟你的不一样

“你是中国人”

我的祖父是因战乱从中国山东移居韩国的第一代移民。小时候，他经常对我说：“你是中国人。”这句话并不只是对我们家族根源的说明。它所表达的是，即使我在韩国长大，我仍然应当带着明确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生活。对年幼的我而言，“中国人”并不是一个需要怀疑或追问的概念，而是我所继承的一个既定事实。至少在当时，它似乎是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最清楚的答案。

然而，随着时间过去，我逐渐发现，我所理解的“华人”（Chinese），与其他地区的华人对“华人”的理解，并不一定相同。我的华人性（Chineseness）可能跟你的不一样。这并不是说某个人比较接近“真正的华人”，而另一个人就比较不真实。这里所说的“华人性”，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本质，而是指我作为韩国华侨（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在特定的历史、地方、语言、教育、政治记忆与社会关系之中逐渐形成的身份经验。这也不是要把所有华语社群都纳入同一种“华人”身份之中。

世界许多地方的华人散居社群早已取得居住国国籍，因此，国籍本身并不足以界定华人性。然而，韩国华侨有其特殊的历史脉络。由于相当多的第一代移民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便已来到韩国，不少家庭即使已经在韩国生活了好几代，仍长期持有中华民国护照。近年来，选择归化取得韩国国籍的人逐渐增加，但中华民国护照至今仍在韩国华侨的历史经验与集体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谭安维人生不同时期使用的五本中华民国护照，并排陈列。 — *谭安维在人生不同阶段使用过的五本中华民国护照。*以下照片皆由*作者提供。*

多重的归属

对韩国华侨而言，归属从来不是单一的。许多家庭的祖籍可以追溯到中国山东，那里承载着家族历史与祖先记忆；而中华民国与台湾，则透过历史、教育与政治记忆，成为韩国华侨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认同来源。韩国的华侨学校长期使用来自台湾的教材，其教育内容也深受台湾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真正生活与成长的地方却是韩国。我们记得家族根植于中国山东的历史，持有中华民国护照，却生活在韩国。我们使用 Mandarin（国语）与山东方言，同时也自然流利地使用韩语。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我成为华人？是护照、祖籍、语言、教育，还是我实际生活与成长的地方？

年少的谭安维身穿条纹上衣，胸前别着红色花饰，站在韩国汉城华侨小学校门前，后方可见毕业祝贺横幅。 — *谭安维于韩国汉城华侨小学毕业时的照片。该校以中文授课，使用来自台湾的教材。*

1992 年韩国与中华民国断交的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随着与中国大陆出身者接触的增加，韩国华侨逐渐意识到：即使彼此共享某些语言与文化元素，各自经历过的历史却并不相同。

“你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台湾人？”

我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在前往台湾就读大学之后变得更加清楚。我从小被教导自己是中国人，但到了台湾，同学们却称我是“韩国人”。

“你是从韩国来的，所以你就是韩国人。”

当时我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因此，我有时会拿出自己的中华民国护照给他们看，说：“我跟你们拿的是一样的护照。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谭安维站在大学教室的黑板前，手持讲稿进行报告，身后的黑板写有李舜臣等中文字。 — *谭安维在台湾的大学军训课上，报告朝鲜王朝的李舜臣将军与龟船。当时军训是大学必修课，但身为侨生的他，在台湾求学期间不必服兵役。*

然而，一本护照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究竟是韩国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有一段时间，我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是”。无论称自己是中国人、韩国人或台湾人，似乎都没有任何一个身份能够完整地描述我。因此，我借用台湾作家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有时也会把自己形容为“亚洲的孤儿”。那时候，对我而言，活在边界上并不是一种丰富，而是一种缺憾。

然而，现在回头看，我逐渐明白，正是这种处于中间的状态（in-between-ness），也可能成为神学洞见开始萌生的地方。我曾经把这种模糊的位置视为一种必须克服的缺陷，但它反而使我重新理解上帝、自己，以及那些塑造我的不同世界。正是在不同历史、语言与记忆彼此交会的地方，我开始看见一些过去看不见的事物。

从无处归属，到找到归属

我对身份的理解发生重大转变，是在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开始重新理解上帝国，以及圣经所说的“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 3:20）。我逐渐明白，我并不需要先决定自己究竟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台湾人。从终极的意义来说，我首先是一个属于上帝国的人。

然而，天上国民的身份并不是一本用来抹去我地上身份的新护照。福音反而使我接受：韩国、中国与台湾各自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痕迹，都真实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

过去，我总觉得必须在中国人、韩国人与台湾人之间选择一个答案。后来，我才明白，从不同意义而言，我甚至可以对三个问题都回答“是”。韩国社会塑造了我；我的家族根源在中国；我持有中华民国护照，也曾亲自在台湾接受大学教育，并承接了与台湾相关的政治与历史记忆。

在基督里，我的理解逐渐从“我哪里都不属于”转变为“我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地方”。确信自己属于上帝国，并没有抹去我的其他身份；相反地，它使我得到自由，不再需要让任何一种国家或民族身份成为我的终极身份。也正是在这份自由之中，我重新接纳了自己最具体的身份——韩国华侨。

道成肉身也使我重新思考神学的具体性。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进入了一个具体的时代、地方、民族与历史。因此，神学也从来不是从“无处”（nowhere）发出的。我们总是在某个地方，以某种语言，带着特定的历史与记忆谈论上帝。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北美以及韩国华侨的基督徒可以共享同一个信仰，但他们的神学见证不必完全相同。这并不是缺陷，而是道成肉身之信仰所具有的具体性。

多重的华人性，同一个身体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楼静武所提出的 Sinophone Theologies（华语神学）特别具有意义。如果我们把“Chinese”理解为一个单一而同质的文化与语言范畴，就很容易忽略不同华语社群在不同地方与历史中所形成的生命经验。正如楼静武所指出的，Sinophone 的视角并不是从一个单一、中心化的“Chinese culture”出发，而是邀请我们同时看见不同 Chinese worlds 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¹

五旬节为我们思考华语神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神学图像。在使徒行传 2 章中，圣灵降临时，人们并没有开始使用一种共同的神圣语言；相反地，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听见上帝的大作为。如果华语神学以国语／普通话为中心，却将粤语、台语、山东话，以及不同华人离散群体的语言经验推向边缘，那么它所建立的只不过是另一个新的中心。

五旬节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所有人都说同一种语言的共同体，而是一个人们能够用不同的语言谈论上帝，同时也能够听见彼此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认为五旬节的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多中心的共同体（polycentric community）。这种多中心性不再以一个单一中心为基准，按照与该中心距离的远近来评价所有其他共同体。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北美以及韩国的不同华语社群，都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与地方经验出发认识上帝，并在那里进行神学思考。任何一个地方的经验，都不必成为衡量所有其他经验的唯一标准。

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十分个人的问题。我的信仰与神学并不是只透过一种语言形成的。我在台湾信了耶稣并成为教会的一员，但后来却是在韩国学习神学。国语与山东话世界塑造了我的身份，而与中华民国及台湾相关的历史记忆，也仍然存在于我的生命背景之中。如果我必须从这些经验之中只选择一种，再把它称为“真正的我”，那么我就必须把自己的信仰经验切割开来。

谭安维（右）身穿蓝色上衣，与身穿深色西装的作家白先勇（左）站在白板前合影。 — *谭安维（右）与台湾作家白先勇（左）合影。*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的生命经验并不只是用来说明华语神学的一个例子，也是我开始进行神学思考的一个认识论的出发点。楼静武也把“自传性经验”（autobiographical experience）视为 Sinophone Theologies 形成的重要神学资源之一。²因此，身为韩国华侨所经历的张力、归属、语言与记忆，不是进行神学之前必须排除的个人背景，而正是我开始神学思考的具体生命条件。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 章所说的“基督的身体”，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合一并不是同质化（uniformity）。身体之所以成为身体，正是因为各个肢体彼此不同；也正因为不同，我们才彼此需要。任何单一的华人基督徒的经验，都无法代表整体。承认不同声音的存在，也不等于否定合一。基督的身体不是透过消除差异而成为一体，而是在差异之中彼此需要。

启示录 7 章则呈现了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一同站在上帝面前的异象。然而，我们有时却把“Korean”、“Chinese”或“American”视为内部同质的类别，再讨论这些民族如何在基督里合一。事实上，每一个类别的内部本身就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

因此，在基督里的合一，不只是要求我们看见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也要求我们看见这些类别内部的差异。“华人”本身就包含不同的国家经验、地方历史、语言、迁徙、政治记忆与离散生活。在中国大陆形成的华人性，不能成为世界各地华人的唯一标准；在香港、台湾、东南亚、北美以及韩国华侨之中形成的华人性，也都在各自独特的历史与关系之中形成。

因此，“我的华人性可能跟你的不一样”并不是一句为了将彼此分开而提出的宣言，而是一个彼此聆听的邀请。华语神学不应先定义一种抽象的“中华文化”，再把所有人放进其中，而应聆听不同的人如何从自己的家族史、迁徙、语言与教育、政治与记忆，以及信仰经验之中遇见上帝、谈论上帝。

然而，华语神学也不能只停留在确认多元华人身份认同的存在。它还必须问：谁的声音被放在中心？谁的经验又被推向边缘？这不只是多样性的问题，也是权力的问题。当某一种语言、历史或政治记忆被视为“普遍”时，其他经验就很容易被视为特殊、次要，甚至只是边缘性的存在。

当我们使用“华人基督教”这个名称时，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某一个地区的历史、某一种语言形式，或某一种政治经验视为规范？不同地区与离散社群的经验，应当迫使我们重新追问：我们长久以来理所当然使用的“华”，究竟意味着什么？

谭安维在亚细亚圣徒访韩圣会讲台上为 Rev. Dr. Park Sung-min 口译。 — *谭安维（左）在第35届亚细亚圣徒访韩圣会上，为韩国学园传道会全国主任 Park Sung-min 牧师（右）担任口译。*

也许，五旬节的核心并不只是人们说出了不同的语言，更在于他们能够听见别人的语言。因此，华语神学的使命不只是产生更多声音，也在于培养一双能够听见彼此的神学耳朵。我需要有自由说出自己的华人性，同时也需要接受，另一个人的华人性可能与我的并不相同。

上帝在接纳我以前，并没有要求我先把自己究竟是韩国人、中国人还是台湾人整理清楚。上帝就在这些关系与历史彼此交织的地方遇见了我。我在基督里所发现的天上公民身份，并没有抹去我的具体历史；反而使我能够自由地接纳自己的历史。

我曾经以为自己哪里都不属于。后来，我在基督里发现，我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地方。而也正是在这份自由之中，我重新发现了自己发言的那个具体位置：“我是韩国华侨。”

如今，我不再把自己的华人性与别人的不同视为一种缺憾。那个曾经让我感到缺憾的边界位置，如今反而可能成为一个使我重新理解上帝、也使我能够聆听他人的神学位置。差异不一定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成为我们从彼此领受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