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ce Chinese Christians see evangelism as their most important mission,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profits and evangelism,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ology and practice that nonprofits can make.
Many of China’s expatriate ministry professionals, increasingly finding difficulties in ministering, are turning to serving the church in China remotel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issues influencing whether expatriate Christians can continue to live and minister within China.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 looks at the broader policy decisions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Xi’s call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The author details how Xi “envisions a China that has regained centrality” in a global world.
In this issue, we are offered thoughtful articles which provide us with rich draughts of wisdom and experience. We will be drawing from this deep well for some time to come.
References for your further reading that cover national level changes in China in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pertaining directly to religion.
Winter 2022
华人宣教士的差派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流失率，突显了华人教会更完善宣教士成员关顾（member care）的迫切需要。然而，一些根深蒂固的神学信念与文化价值观，阻碍了这项事工的推展，使华人同工难以理解何谓宣教士关顾，更别说考虑参与其中。除非能从坚实的圣经基础出发来解决这些障碍，否则难以说服华人同工，让他们相信“成员关顾”是履行大使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期《华源期刊》除了探讨上面所述障碍，也延伸至那些因忽视宣教工人需求而深受影响的领域。 在本期的主题文章中，我们尝试厘清何谓“成员关顾”，并根据圣经基础探讨成员关顾作为一种事工的意义。我们强调采取全人（holistic）关顾方式，并指出多个需要被关注及正视的层面。 本期另有两篇文章，深入剖析在华人处境中阻碍人们更全面理解宣教士关顾的神学与文化假设。Peng Xiaohui 探讨了为何中国同工难以体认“安息”的价值，以及儒家思想对“责任”的强调如何深植于华人语言与文化象征中。Dennis Ahern 则回顾华人教会的属灵典范，并指出对他们而言，“受苦”是基督徒身份的核心要素。两位作者都提到“吃苦”是华人事工精神（ethos）的核心概念。诚然，受苦是基督徒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在当代华人教会的经验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Ahern 提醒读者：“圣经中没有任何一处教导我们，借着忽视宣教士弟兄姊妹在身心灵关顾上的需求，‘把苦喂给他们吃’。” Daniel Sher 在关于“父职与宣教”的文章中延续这一主题，探讨中国人对《马太福音》19:29的理解，如何导致一些中国同工忽略家庭，并以为这样才能显出自己对基督委身的程度；相较之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中的教导却未受到同等重视。遗憾的是，往往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的破裂，导致同工不得不离开宣教工场。 Sher 以亚伯拉罕为例，指出上帝祝福万国的途径乃是透过家庭。他敦促身为宣教士的丈夫与父亲，在回应大使命呼召的同时，回到属灵父职的核心，并反思父职的呼召。 在另一篇探讨宣教士与婚姻的文章中，Lisa Tsai 根据她对中国跨文化工人的田野研究，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观察。她向差会与工场领袖提出具体而实际的建议，为如何借着培养健康的婚姻来帮助同工茁壮成长提供清晰的蓝图。 本期的书评介绍了Tabor Laughlin 的著作《China’s Ambassadors of Christ…
近年来，中国教会回应差派宣教士前往世界各地的呼召，特别是那些因各种原因已不再向西方宣教士开放的地区。这些仆人信心坚定、勇敢无惧，甚至甘心并预备为基督舍命。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现实是：当今大多数文化都处于流动与变迁之中，彼此影响、相互形塑。由于过往接触其他文化的程度不同，不同的宣教仆人在跨文化服事上各有其优势与挑战。此外，世代差异亦真实存在，这使得在培训较年轻的宣教仆人时，必须采取有别于培训已具备一定世界观与职场经验的较年长者的方式。 我们确实听闻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成功见证，然而更多时候听见的，却是无法持续服事、灰心丧志、羞愧返乡，甚至失去信仰的故事。 根据与已被差派者的访谈显示，造成这些结果的因素包括：缺乏清楚的呼召、不当的甄选程序、训练不足、经济困难，以及差派教会未能提供持续的支持。1 特别就前往伊斯兰国家的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文化张力而言，Wu Xi指出，许多隐而未显的个人问题，往往会在宣教工场上浮现，例如一些中国同工在新的环境中发现自己出现与以往不同的行为表现，或出现人际冲突与情绪失控等情况。2 而Lisa Tsai在对中国跨文化宣教同工的访谈中发现，离开工场最常见的原因包括：子女教育、经济问题、婚姻与家庭考量、团队冲突、人生危机，以及安全疑虑。3 关于中国宣教士的流失率，虽然各方统计不一，但普遍的共识是：流失率非常高。这样的现实在基督徒心中激起一股深切的渴望，盼望能为中国宣教士做些什么，使他们不仅 “撑得下去”，更能在事奉中持续成长、茁壮发展。 “我们能如何帮忙？” 是许多人不断提出并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些海外华人同工——本身是或曾隶属于制度成熟的外国差会的宣教士——以及曾在中国服事、或与中国大陆基督徒并肩事奉的非华人同工，都逐渐意识到：最迫切、也最关键的一种需求，就是成员关顾（member care）。 对宣教士的关顾，需要一种整全性的进路。这份想要伸出援手的心志确实非常强烈；然而，意识到需要的存在，并不等同于已经掌握清楚可行的方法与途径。 Wang与Kam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是谁该承担主导角色？“地方教会是否能同时作为完整的差派结构，提供宣教士所需的一切关顾与督导？一个关系网络是否能承担这些功能？还是应将这些责任托付给差派机构，甚至是宣教工场当地的基督徒群体？”4 事实上，对于 “成员关顾” 究竟包含哪些内涵，许多华人甚至尚未形成最基本的理解。有些人甚至在未明白其意义之前，便断然表示自己不需要这样的关顾；他们视成员关顾为一种 “西方的” 宣教理念或策略，认为并不适用自身的处境。也有人认为，追求所谓的成员关顾，反而显出对圣灵的引导缺乏信心与倚靠。于是，问题便再次浮现：我们究竟该如何提供帮助？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接触到这些华人宣教士，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充满爱的支持？我们又该如何说服他们：在主里，还有其他弟兄姊妹蒙召与他们同行、陪伴他们，并提供一些实际的工具，帮助他们在宣教工场上活得健康、事奉得力，并持续成长？ 什么是成员关顾？ 我们今日称之为 “成员关顾”（member care）的实践，其实早在Missio Dei（上帝的宣教）开始之时便已存在。在约拿那场迟来却最终成功的跨文化宣教行动后，上帝为这位心怀不满的先知预备遮荫，使他免受烈日曝晒；当约拿因遮荫忽然枯死而抱怨时，上帝耐心地劝导他，指出他内心愤怒的问题。阿尼色弗屡次在保罗为福音被囚时，使他心得畅快（提后1:16）；司提反、福徒拿都和亚该古也是如此（林前16:18）。保罗在马其顿遭遇患难时，因提多的到来得着安慰；而提多又从哥林多教会成员那里得着鼓励（林后7:6、13）。使徒约翰称赞该犹为那些 “为主的名出外” 的弟兄尽心尽力，并劝勉他在旅程中支持他们（约三5-8）。 成员关顾的核心，在于帮助宣教士 “以上帝看待他们的方式” 来看待自己。 Sacred Journey事工的杜恩与珊迪（Duane and Sandy Hammack）如此写道： 这世上每ㄧ个人都存在 “属灵映照能力不足” 的问题，即使是蒙召成为宣教士与牧者的人也不例外。虽然人人都有最好的映照工具——圣经，而且多数人也完成了神学研究所的训练，但这个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存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以三一上帝每日看待我们的方式来看清自己。我们最多只能在自己身上看见某种程度的基督反映；但对某些人而言，他们因严重缺乏看见 “上帝眼中真正的自己”…
中国如今正处于差派跨文化宣教士的初期阶段。在我博士论文中针对中国宣教士对 “成员关顾”（member care）的看法所做的研究里，发现对中国基督徒而言，这是个相当新的概念，多数宣教士与宣教机构甚至不知道目前已有相关的线上资源。有些机构和教会尝试提供成员关顾服务；然而，受限于经费因素以及有经验的成员关顾工作者人数不足，他们实际上能做的非常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华源协作》邀请我撰写一篇关于中国宣教士婚姻议题的文章时，尽管我知道这个主题极具挑战性，仍欣然接受。重新检视我的访谈笔记，并回顾相关文献后，我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婚姻满意度与宣教工作的果效、宣教士服事的持久度之间有高度相关性。¹在这一点上，中国宣教士的婚姻与其他国家的宣教士并无不同。正如Brierley所指出的，婚姻与家庭问题是导致宣教士离开工场的第三大因素。² 近年来，学界愈来愈关注从家庭角度来预测宣教士的生命状态与服事果效。³ 根据我的研究发现，子女教育与婚姻满意度都名列宣教士过早离开工场的前五大因素之中。 其次，在婚姻成功或失败的层面上，宣教士、基督徒以及非信徒之间其实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这一点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一般认为，宣教士的婚姻承受高频率且高强度的压力，例如：面对各种不同环境、跨文化与逆文化的适应、远离原有的支持系统、宣教机构的要求，以及在家庭生活与宣教事奉之间取得平衡等。这些处境可能引发或触发如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忧郁症与焦虑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然而，这些压力源并不必然导致负面的结果。 Rosik与Pandzic指出：“宣教经验似乎并未对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造成差异性的影响。”⁴ 相反地，我所访谈的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尽管他们经常面对极大的压力，但能一起参与宣教事工反而使他们经历到更高的婚姻满意度；这一发现也与Jones与Jones的研究结果一致。⁵ 中国宣教士与其他国家宣教士在婚姻挑战的 “内容” 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仅在 “重要性排序” 上却明显不同；例如，子女教育对所有宣教士而言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对他们在宣教工场上的服事年限与生活品质都有显著影响。 接着，宣教士的教育背景与他们所能运用的外在资源，以及可前往服事的地点，有着高度相关性。相对而言，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妻在工场安排上有更多选择，也在子女教育选项与募款方面更为容易。受过大学教育的宣教士，通常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期待；例如，他们希望为子女提供更好教育机会的期望，明显高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宣教士。此外，他们也渴望更多参与决策，期望在异象与规范的制定上拥有较多发声空间，而不只是单纯服从及照指示行事。若他们的声音未被尊重，将会削弱他们对团队委身与合作的动力。因此，对这类宣教士而言，领导风格与决策程序需要更具弹性。 教育程度较低的宣教士，则往往更关注日常生活与经济方面的需要。他们相对能忍受艰苦，更为独立、谦卑、乐观，也较容易对生活感到知足；这些内在资源能抵销环境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他们在压力下展现出更高的韧性，并且较不容易倦怠。 此外，尽管来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夫妻所面对的环境与内在挑战大致相似，中国宣教士夫妻在语言学习、财务支持，以及属灵与心理支持等方面的资源，普遍少于西方宣教士。中国宣教士较少有机会加入具规模与声誉的国际宣教机构，因此，从招募、装备到子女教育，中国宣教家庭往往是在 “高期待、低支持” 的处境中生活。这些高度期待主要来自差派他们的教会与宣教组织，这些单位常期望宣教士前往危险而贫困的地区服事，但有时所提出的事工需求，却与宣教士实际接受的装备并不相符。我也注意到，有些宣教领袖在宣教大会中对目标做出过度的承诺，之后却期待前线的宣教士完成他们所承诺的一切。 最后，宣教士的配偶在决定自己服事角色上拥有越多自由，其婚姻冲突就越少，幸福感也越高。这是我所访谈的夫妻中最明显的发现之一。正如Crawford与DeVries所指出的，当宣教士配偶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时，他们也更愿意延长并持续投入其服事。⁶ 为何跨文化宣教士的婚姻能够成功？ 共享的爱之地图。依据Gottman的说法，“爱之地图” 是大脑中储存所有与伴侣相关重要资讯的部分，包括他们的盼望、梦想等等。⁷ 情感丰富的夫妻，对彼此所处的世界都非常熟悉。我所访谈与关顾过的宣教士夫妻普遍具备这项特质；即使他们身处极为艰难的环境、外在资源相当有限，只要他们愿意彼此理解并尊重对方的需要、呼求与期待，往往就能承受并因应这些压力。 举例来说，有一位宣教士的妻子，因丈夫必须专注于宣教事工，她不得不在工厂里辛勤工作，同时还要照顾两名年幼的孩子；然而她告诉我，她感到能支持丈夫是一种特权。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位初信者，尚不足以直接参与上帝的事工，但她尊重丈夫的呼召，愿意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使丈夫可以专心回应呼召，而不必为家庭需要分心。同时，丈夫也十分珍惜妻子的付出；每当有机会学习婚姻与家庭相关的课程（这对他们而言其实相当难得），他都会暂时放下其他工作，邀请妻子一同学习。他经常表达对妻子努力的感谢，而不是视为理所当然。这类夫妻通常在进入宣教工场前，便已清楚了解彼此的角色与分工，这也使他们能以更多的尊重来对待对方。 彼此靠近，而非彼此疏离。在访谈夫妻时，我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们不是宣教士，你们的生活与婚姻会有什么不同？” 夫妻们最常给出的回答是：成为宣教士反而使他们的婚姻更加坚固。他们认为，若留在原本的生活环境中，未必能接受这么多关于婚姻的装备与对潜在危机的提醒，也不一定会如此刻意地经营婚姻关系。相较之下，身为宣教士，他们会有意识地培养沟通与冲突处理的能力，选择一同成长、共同面对挑战。 他们强调，身为宣教士，他们 “被要求得更多，也被给予得更多”。他们拥有更多彼此问责的同伴，对属灵争战有更高的警觉，也在关系中设立了清楚的保护界线，并且有机会建立祷告同伴。因此，特别是在团队中服事时，他们较少有机会彼此疏离或退缩；和一般夫妻相比，他们有更多机会转向彼此、建立连结。 Gottman指出，这种 “转向彼此” 正是情感连结、滋润爱情、热情以及良好性生活的基础。⁸ 透过这样的互动，夫妻能够建立一个 “情感银行帐户”，并累积足够的关系资本，使他们在面对各种困难时（如子女教育、艰困环境、经济压力等），仍能彼此配搭、互相扶持。 让配偶影响自己。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必须愿意接纳彼此带来的影响、并分享权力。我所访谈的多数夫妻在权力上是相对平等的，也允许彼此自由地表达想法；然而，我也遗憾地注意到，有一位妻子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声音，她的恩赐被压抑、被忽视。她在心理、情绪与身体层面的状况，都令我感到忧心。更令人难过的是，不仅丈夫认为妻子为家庭与他事工所作的牺牲是 “属灵的”（意即在上帝眼中是好的），连妻子自己也如此相信。根据John Gottman的研究，当一位丈夫不愿与配偶分享权力时，他的婚姻有高达81%的机率会走向崩解。⁹ 创造共同意义的能力。依据Gottman的观点，婚姻不只是养育孩子、分担家务或维持性生活而已；婚姻还可以有属灵层面，关乎夫妻一同建构内在生命——建造一种充满象征与仪式的文化，并且珍惜那些将彼此连结在一起的角色与目标，并借此理解 “成为一家人” 的意义。¹⁰ 当我询问这些夫妻，对有志从事跨文化宣教的伴侣有何建议时，他们的回答总是从 “共享同一个呼召” 开始，或至少是对这个呼召有深刻而坚定的认同。他们解释说，无论是否身为宣教士，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夫妻总会为不同的事情争执；然而，正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呼召，他们能在生活中创造共享的意义，并愿意一同面对挑战、一起与教会及机构建立关系。这份共享的意义使他们不只是配偶，更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与一辈子的人生伙伴。 对生活与子女教育的共同期待。夫妻对生活样貌以及子女教育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过每日的生活。对艰苦环境有较高承受度的夫妻，在子女教育上拥有更弹性的选择，他们对生活的期待也较能与自身资源相符，因此整体婚姻压力较小。他们更容易感到知足，也更倾向专注于新的经验，而非沉溺于痛苦与失落之中，婚姻张力自然较低。他们甚至能将危机转化为美好的回忆。 例如，有一对夫妻在抵达宣教工场的第一个晚上，房间里涌入了大量白蚁，他们一度以为遭遇恐怖攻击。因为当时已是深夜，外头一片漆黑，只听见白蚁发出的声响，听起来竟有些像军用无人机。然而，隔天当地人告诉他们，那些声音其实来自白蚁，而且白蚁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于是他们把地上的白蚁整理起来，烹煮后 同享用。 为中国宣教士提供支持 1.首先，在筛选过程中，选择那些已经彼此磨合并找到平衡的夫妻。这些夫妻彼此尊重，有共同的异象，并对婚姻与宣教中的角色分工有清楚认知。其次，要考虑生活能力与期待。所谓 “生活能力”，指的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所需的生存技能；例如在山区，需要学会登山技巧并保持方向感。宣教士也需要懂得如何在异文化中自我生存与照顾自己，而不依赖外部协助，例如处理行政工作、使用当地食材烹饪等。 家庭评估应包括人格特质、精神病理状况、品格、家庭模式、韧性/复原力、属灵生命、文化适应力、家庭凝聚力/连结性、沟通能力与人际关系。¹¹ 选择那些愿意学习、对新经验持开放态度，且对变化有弹性的夫妻。 2. 从招募流程一开始，就应装备夫妻预备将来重返母文化。根据宣教周期及个人需要，提供及时且适切的培训与支持。每周定期关怀与联系，有助于他们整理内在挣扎，避免问题累积。“社会支持” 的可得性，是预测跨文化工作者能否成功适应的重要指标。其他研究也支持，来自组织的支持，尤其是培训与行前准备，对跨文化工作者在工场上的心理健康与事奉果效至关重要。¹² 3. 成员关顾服务应特别针对第一任期的宣教士，尤其是正要进入为人父母或扶养年幼子女阶段的夫妻。¹³ 教会可以在多个层面提供关怀，包括道德支持、经济支持、代祷、沟通联系，以及返国适应的协助。此外，照顾宣教士在原居地的家人，也能帮助宣教士减轻后顾之忧，使他们能更专心投入宣教事工。…
华人教会如今积极回应跨文化、普世宣教的需要。怀着一颗立志委身、永不回头的心，许多宣教士及其家庭被差派到地极，走进庄稼成熟的禾场。 他们里面带着与教会老一代相同的DNA——冲啊、冲啊、冲啊地投入事奉。任何苦难都是为主受的。他们被耶稣牺牲的爱所激励：既然如此，怎能不将全心全意献给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不能为主舍弃的呢？ 这样的决心令人敬佩，但这种 “一股脑地往前冲” 也带来必须正视的挑战。近年来，在宣教服事中偏离轨道、甚至彻底被摧毁的宣教士及其家庭，其数量已达令人忧心、令人心碎的程度。 其中一个尚未被充分提出与探讨的问题是：在他们的服事中，他们是否没有把上帝所要求的献上，反而献上了上帝 “并未要他们舍弃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尤其在建立家庭与发展父母职分这一方面。 许多在华人教会服事的人，在神学上持有一种观点：只要你专心投入事工，上帝自然会看顾你的家庭。于是潜意识里形成这种想法：基督徒不必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仍能自然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再加上对圣经的一种偏颇理解，以为圣经教导人若要服事主，就必须撇下父母、妻子与儿女，导致了这样的观念与实践：为了服事主而忽略甚至抛下家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那些委身事奉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弟兄——没有把深化婚姻关系与履行父职的责任放在事工的优先位置。他们未曾意识到，自己需要花时间建立这张与自身存续息息相关的 “安全网”。然而，当没有安全网，或安全网破裂，或事工因重大挫折而崩溃时，往往带来令人心碎的结果：生命破碎，事工崩溃，甚至全面解体。但这一切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在这张关乎存续的安全网所包含的众多关系中，本文将简要聚焦于其中一项较常被忽略的关系——父职。 另一个事工呼召：父职 宣教学者常引用《创世记》12:1-3的亚伯拉罕之约——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地上的万国——作为宣教神学的重要基础。然而，上帝是 “如何” 成就这个应许，必须在《创世记》18:17-19的脉络下来理解：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这段经文显示，亚伯拉罕的 “父职” 与上帝赐福万国的计画密切相关，并且是他呼召的一部分。上帝对亚伯拉罕以及万国的祝福应许，是透过他作为一家之主、一族之长的角色来实现的——亚伯拉罕应教导并吩咐他的儿女及后代遵守上帝的道，在历世历代中活出上帝的话语。 这个常被忽略的连结，应当使许多在回应大使命时 “一股脑往前冲” 的关键弟兄们，重新反思父职的呼召。上帝对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命令，不仅强调口头宣讲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强调 “活出上帝道路” 式的宣教生命，以及以敬虔的家庭作为宣教大工程的重要载体。属灵父职的呼召，是何等重要！ 属灵父职的核心 基督信仰强调父亲是 “一家之主”，这直接指向上帝赋予父亲的领导位置、责任与功用。作为父亲，教养儿女的首要责任在他们身上。 在父子与父女关系中，属灵父职始于一生之久的塑造过程——透过父亲的教养，使男孩成为男人，女孩成为女人。父职的呼召乃是让儿女明白，上帝按着祂的旨意造男造女，使他们能活出作为男性与女性的荣耀。 父职呼召不仅关乎培养儿女按着上帝的设计活出男性与女性的生命，更是培养他们成为下一代人敬虔的属灵父母。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成为生理上的父母，但上帝的话语能透过许多被培育起来的属灵父母传承下去。这些属灵父母将在属灵上带领、牧养与教导下一代，使信仰得以代代相传并传至万国万民。 当宣教同工带领人归主、使人成为门徒时，怎能不盼望自己的儿女也能持守信仰，活出受造于神的荣耀，并将信仰一代代传递下去？这正是回应神圣父职呼召所带来的赏赐。愿没有一位父亲失去这份赏赐。 父亲的塑造 有效的父职并非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是需要学习的，因此必须有清楚的目标。我相信，上帝对一位成熟父亲的心意，是他能肩负起 “一家之主” 的领导责任，成为孩子心中的 “英雄爸爸”。上帝盼望父亲以坚定的真理、勇气、智慧，以及温柔的心来带领家庭。 要成为这样有效的父亲，首先必须明白上帝对真男人的定义。经过多年的思考及研读，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所要的男人，是一位 “刚毅而温柔的基督徒骑士”。 “基督徒骑士” 的概念源自Raising a Modern-Day Knight一书1 ，这个形象代表上底对男子气概的异象。荣誉与忠诚，是基督徒骑士的语言，也是他的标志性特质； “刚毅而温柔” 则是我对基督徒骑士特质所加上的描述。…
我出生并成长于台湾，后来到美国攻读研究所。在我人生的前半段，我深受华人文化形塑；后半段则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我逐渐活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本文所分享的观察，乃根据我成长的经验、个人的反思，以及多年来与华人群体（特别是在教会圈子中）工作的经历。本文并非意图概括所有华人基督徒的经验，也无意涵盖他们在 “休息” 议题上的所有面向；而是尝试探讨在华人文化处境中，影响 “休息” 这个概念的可能文化因素。 我年幼的时候，从来不太敢开口要求休息。如果我问父母亲，自己能否暂停读书时间、休息一下，他们会回答：“你在说什么？休息什么？你的数学题目进度落后了，你的科学作业也还没完成。” 即使我所有作业都按时完成，他们仍会说：“那就去预习下一课，要确保你走在全班的前面，最好在老师还没教之前就全部学会。” 这就是我家对休息的看法。“休息” 这个词似乎不存在我们的字典或日常生活中；一般来说，华人很难真正理解什么是休息，或是该如何休息。“努力” 是一种必须培养的美德，父母会竭尽所能确保孩子具备这个特质，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成功的唯一途径。这样的价值观在家庭与学校里被严格地不断强化。 然而，我们家里也存在一种被允许的 “休息”。我还小的时候，会看到祖母每天午饭后小睡一会儿，通常只有三、四十分钟。之后她便醒来，继续在家中忙进忙出。全家人都尊重她的休息时间，从不打扰她午睡。我被告知：“祖母一辈子这么辛苦，这样的休息是她应得的。” 仿佛休息只属于年长者，是经过一生劳碌后才配得的事。 儒家思想与休息 若要探讨哪些文化价值和信念可能影响华人的 “休息观”，就必须从儒家思想谈起。儒家思想是一套以羞耻为基础的内在价值运作系统，数千年来在华人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无论政权是君主制或民主制皆然。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一项奠基性、极具影响力的教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 简而言之，若要建立一个有秩序、低犯罪率的社会，就要在人民心中建立一套内在的羞耻系统，使他们能自我规范、自我监督自己的行为；不仅如此，人们也会彼此监看，确保每个人都在 “做正确的事”。 这套治理系统在华人历史上受到许多皇帝的欢迎及以实践。经过数千年的运作，华人几乎难以跳脱以这种以羞耻为核心的内在思维模式。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试图根除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华人传统文化，这种羞耻文化的心态依然深植人心。“丢脸” 至今仍被视为个人、家庭或公司所能面临的最大冒犯之一。 那么，这种以羞耻为核心动机的价值系统与 “休息” 有何关联？既然 “努力工作” 被视为典范性的美德，那么 “休息” 自然成为其对立面。当你休息时，意味着你 “不够努力”，是在浪费可以多做事情的时间（浪费光阴）。因此，选择休息往往被人解读为懒惰或 “不能吃苦” 的表现——而这些都是不良的人格特质，会为个人带来羞耻。此外，在一个高度重视一致性与群体和谐的社会里，休息可能被解读为只顾个人福祉、忽略群体利益；换句话说，就是自私或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休息不仅意味着品格上的缺陷，更可能为个人带来羞耻感。 再者，“吃苦” 是华人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品质。“吃苦” 可被理解为持久不懈的忍耐，透过勤奋与努力来展现。更进一步说，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吃苦、能承受多少苦，被视为其品格的真实展现。即使事情不顺利，只要一个人能吃苦，就不会为自己、家庭或所属群体带来羞耻；事实上，即便在其他方面都失败，一个人只要能吃苦，就能赢得称赞与肯定。在这种荣誉与肯定的保证下，“休息” 反而成为获得这种地位的阻碍，甚至可能被视为软弱或缺乏决心的迹象。 儒家思想与其他道德原则的实践 我念高中时，每个年级约有一千名学生。为了有效管理学生，学校将我们分成不同班级，每个班级都以一种美德命名。当我在教室外自我介绍时，会说：“我是诚信班的高三学生。” 或是：“我是正义班的高一学生。” 在教室里，我们会研读《论语》以及其他根植于《论语》的道德原则。我们被要求将这些内容全部背起来，因为考试会考，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被期望一生都要活出这些教导。 为了说明这种氛围，以下是一些与勤奋和 “吃苦精神” 相关、广为人知的谚语： 除了《论语》和这些谚语外，“三纲”、“五常”2、“四维”3与 “八德”4也反覆出现在我们整个求学过程中。在校外，这些价值仍然无所不在。在乡村的墙面上，或许多商店与餐馆的招牌上，都能看见这些美德被写成标示或自然地融入其中；甚至有些街道会直接以美德命名。在这些 “人生准则” 的环绕中成长，我们被深刻地编织在这套价值体系里；我们的行为举止、待人处事与日常运作，自然地朝着符合这些期待的方向发展。而在这样的华人生活方式中，“休息” 似乎没有立足之地。 “休息” 与华人同工的关系 如果你查看一个华人教会退修会的行程表，会发现整个退休会被讲员信息及各种工作坊填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真正的空档。即便安排了 “休息时间”，人们也会彼此相约找点事情 “做”，而不是单纯地休息——也就是真的 “什么都不做”。这种 “一定要做点什么” 的倾向，并非因为华人不需要休息，而是因为 “不够努力、不够有生产力或不够勤奋” 会带来羞耻感。没有人愿意让耶稣的名和教会蒙羞；因此，这些华人基督徒即使内心空虚、疲惫、耗竭，仍会持续努力工作而不休息。 此外，若从儒家的角度来诠释与理解 “舍己” 的观念，就更容易将休息的需求排除在外。“吃苦” 成为透过自我牺牲来证明信仰的重要方式。因此，许多华人基督徒同工会忽略或压抑自己对休息的需求（对个人身心灵健康的关注），为了完成群体目标而咬牙撑过所有任务。透过这些舍己的行动，他们不仅可以为群体 “保住面子”，甚至可能为群体、乃至为耶稣赢得荣耀与肯定。于是，“吃苦” 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和教会忠心程度的标准。“休息” 再次被排除在服事主与他人的过程之外。 当我们与华人同工谈论 “休息” 的概念时，可以预期会遇到某种程度的抗拒，这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与影响密切相关。他们并非刻意拒绝休息，只是不习惯 “休息” 这个观念及其价值。在华人的文化脉络中，因为缺乏共同实践的传统，“休息” 几乎像是一种外来语言，甚至没有足够的词汇去理解它。因此，多数华人同工或许需要透过扎实的圣经教导，才可能真正开始思考并接纳休息的意义。 尽管在华人同工之间，并不鼓励或广泛接纳休息的概念，但若有稳固的圣经基础与温柔的引导，休息仍然是可以被允许的。当我们越来越理解华人同工的经验处境，以及华人社会所重视的美德，就有可能以合乎文化敏感度的方式展开对话，邀请他们进入上帝的平安（shalom）之中。毕竟，休息不是另一项必须完成的 “任务”，而是一份来自慈爱天父的礼物。
我是一名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我今天所写下并分享的内容，源于我多年来在海外华人散居群体中的工作观察，以及我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旅行的见闻。 我想从语言差异开始谈起。当我们思考西方与东方对 “受苦” 的理解时，会发现两者所使用的语言其实不同。英文的 “Suffer” 一词源自拉丁文sufferere，意思是承担、经历、忍受、扛起或被置于某种重担之下1 。然而，中文对 “苦难” 的表达则带我们进入另一种意境。其中一个常见的受苦观念体现在 “吃苦” 一词的表达中。因此，我常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议题。 从词汇开始，东方人和西方人其实已经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了。在西方世界，为基督受苦被理解为一种需要肩负的重担，是压在身上的 “重量”；但在华人世界里，为基督受苦却是必须 “吃” 下去的——实际上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假如今天差派我去为一对在世界各地服事的华人宣教夫妇提供牧养关顾，在喝茶闲谈间，我或许会提到在生活与事工上找到 “平衡” 以及 “自我照顾” 的话题。当我们之间建立了足够的信任，同工的妻子也许会这样向我倾诉： 丹尼斯牧师，我丈夫太拼命服事了。他一周有好几个晚上都不在家。只要有任何与我们事工有关的人打电话来，他就会立刻放下手边的一切出门。孩子们看着他离开，多数时候似乎能理解他是在服事耶稣，但这位他所服事的耶稣，却让我成了一位孤单的妻子。 华人教会在历史上有一种坚信履行使命时，受苦是 “属灵上的必然” 的传统；因此，我认为对于华人教会，“成员关顾”（Member Care）在本体论层面上，无论是实践还是领受，都显得格外困难。除了不愿视 “照顾自身灵命与情绪健康的管家职分” 为正当的事，“成员关顾” 听起来还格外让人感到自私。这是因为华人认为苦难应该被“吃下去”。吃苦之于一个人的呼召，就像豆腐之于麻婆豆腐2。把豆腐拿掉，“麻婆豆腐” 便不再是麻婆豆腐——它的本质就不复存在了。 正如那句名言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一位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曾指出，每一位基督徒到了天上，都应当向一位殉道者道谢。3 而拥有这般文化与历史的华人基督徒，需要感谢华人殉道者的次数肯定不止一次。那么，“吃苦” 的历史背景是如何塑造华人福音工作者实践信仰的方式呢？ 让我们简要回顾三位对中国教会 “受苦观” 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领袖：布道家宋尚节（John Sung）、家庭教会运动之父倪柝声（Watchman Nee），以及王明道牧师。让我们分别及整体地看他们如何影响华人教会领袖对苦难的理解。 宋尚节 宋尚节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天父没有用那些大勇士去杀歌利亚，也没有用那些穿戴铜盔铁甲的人去战胜歌利亚。祂用了一个连亲兄弟都轻看的人，但他的心单纯，完全信靠主。他就是与主有亲密交通的大卫。他捡起五块被众人轻视的小石子。这五块石头是什么？乃是五个真理：与基督同受苦、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埋葬、与基督同复活、与基督同升天。有了这五块石头，我们就绰绰有余，可以杀败歌利亚。4 纵观宋尚节的事工，虽然他的直接死因是肠结核，但某种意义上，他几乎是把自己 “操劳至死”。在他事工的巅峰期，他一年有长达11个月在外奔走。他的妻子生了五个孩子，而他没有一次在孩子出生时在场。回顾他事工的影响力，即便是保守估计，也有十万名华人因着他的劳碌而信主。5 倪柝声 在《属灵人》第一卷的结尾，倪柝声写道：“十字架需要忠心地背负，并且要越来越忠心地背负。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祂 ‘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羞辱’。”6 在第二卷的结尾，我们读到： 当一个信徒在实际经历十字架的对付之后，终于进入一种纯净的生命。凡事为着神，也在神里面，而神也在一切之中。再没有什么是为着自己。连最细微、讨自己喜悦的欲望，也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自爱已被交付于死地。现今生存的目标只有一个：遵行神的旨意。只要祂喜悦，别的都无关紧要；顺服祂成为人生唯一的目的。他不再在乎自己的感觉如何，他在乎的是是否顺服神。这就是一条纯净的道路。7 在他的著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结尾，倪柝声写道： 噢，甚愿被 “浪费”。为主的缘故被浪费是一件蒙福的事。许多在基督教界声名显赫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之中许多人被主彻底使用——我会说，被使用得太极致了——但我们不知道 “浪费在神身上” 是什么意思。8 总结倪柝声的事奉生涯：他的死因，很可能是二十年的监禁所带来的摧残。他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一位基督徒；他的遗体被火化后交给了一位姐妹。他的妻子已在多年前先他而去。保守估计，全球约有2300间教会与他的事工有直接关联，其中许多是家庭教会。9 王明道 最后，我们来看王明道对信徒受苦的总结。虽然他许多日记与著作已有英文出版，但我仅选择一句对我影响深远的话：“我们若要作神忠心的工人之去帮助别人，就必须让祂借着苦难来训练我们——就是祂所许可临到我们的那些苦难。”10 王明道的死因是长达22年的监禁、单独囚禁、酷刑和审讯对他身体所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