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华源协作的读者应该有所了解，近年来中国新一代神学家和基督教跨学科学者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接受过神学训练，并且同时忠于普世教会和中国教会。这些特点与中国大陆早期一代学术神学家的思想传承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后者的著作仍然启发了年轻一代的继承者。
在这些基督教学者当中，有些人刚刚接受特定宗派的身份，开始致力于推动跨学科对话，突破传统神学与哲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僵局。此外，他们也重新开始就信仰在学术研究、中国教会历史以及当代生活中的角色进行深入讨论。
在讲座中，曹荣锦探讨了“世界化的中国基督教”（Worlding Chinese Christianities）这一概念。他借用一个引人入胜的“多重宇宙”叙事，强调了这一领域丰富的多样性及其历史背景。这个叙事以一位旅行中的学者为主线，呼应了世界基督教研究先驱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的一篇著名文章。曹荣锦考察民间基层信仰实践与正规神学之间的互动，探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从唐朝一直延伸到当代华人离散群体的信仰生活。他着重阐述了两个主要主题：一是西方与中国的帝国建构如何影响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二是儒家思想所塑造的文化想象如何影响中国神学的表达。他倡导以更加广阔、更具包容性的视角来理解神学，主张在全球基督教身份的框架下，将信徒的实际生活经验与多元文化背景纳入神学探讨之中。
在随后的回应环节中，剑桥大学全球基督教研究教授约尔格·豪斯坦（Jörg Haustein）指出，尽管世界基督教研究领域经常强调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但也必须认识到，在不同处境中的基督徒之间，仍有共同之处可以将他们彼此连接。
耶鲁大学神学院亚洲基督教与神学教授、该领域知名学者司马懿（Chloë Starr）也参与了讨论。她对试图以一种统一的话语来概括中国基督教多元面貌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最后，戈登-康威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世界基督教与亚洲研究教授姚西伊提醒与会者，在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时，社会学中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具有重要价值。
姚西伊（最左侧）在剑桥大学出席剑桥中国神学中心成立仪式。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一位学者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他提到，由于他经常受邀到中国讲学，在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时，一名学生曾在一个公开论坛上问他如何看待“基督教中国化”（Sinicization）问题。他指出：“在今天下午所有关于中国神学和基督徒实际信仰生活的讨论中，这个词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原话大意转述）随后，他请会上与谈嘉宾解释他们如何理解“中国化”这一概念。
这个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一位并非专门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也很清楚“中国化”一词无处不在，并且它在中国官方有关中国宗教及宗教研究的论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然而，我也知道，这个词之所以没有被提及，并非偶然。近年来，我曾向许多同事提出过这个问题，而他们往往不愿在任何与中国及基督教相关的研究中使用“中国化”这一术语。从提问者得到的回答来看，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何如此谨慎。除了普遍的回应——即“中国化”本质上概括了中国当代的宗教政策，以及针对所有宗教组织（包括国家机构中的宗教学研究，尤其侧重于仍与海外保持联系的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所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曹荣锦还提出了另一个角度：即在三自（神学）运动的背景下，从更狭义的角度理解“中国化”，将其视为对丁光训主教在20世纪90年代所倡导的“神学建设”的延续。
其他与会者则将讨论重新带回中国境内外的中国教会与基督徒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他们希望了解，剑桥中国神学中心将开展哪些项目，以此搭建信仰与学术研究、神学与实际信仰生活之间的桥梁。
徐西面来自中国一个或许最广为人知的“基督教”城市。他拥有丰富的学术经历和广泛的国际人脉，因此具备了引领该中心开拓新方向的良好条件，能够回应这些交汇点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在当代世界中，华人／华语（Sinophone）／中华信仰与学术研究如何相遇。而这一切，将在历史悠久、学术底蕴深厚的剑桥大学殿堂中展开。
该中心目前正在筹划一系列讲座和工作坊，探讨中国基督教的宗派身份、中国语境下的科学与宗教对话，以及圣经翻译与知识传播等议题。
次周，瞿旭彤教授举行讲座，题为《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各方各有其形态：中国当代新教“新宗派化”的神学阐释》（The Wind Blows Where It Wishes, and Each Bears Its Proper Form: A Theological Account of “Neo-Denominationalization” in Chinese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