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

透過信徒、牧者、事工同工與研究者的觀察，了解中國境內基督教的歷史、信仰生活與當代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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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昏暗的室內望向戶外，兩側是幾何花紋的木格窗，中央可見金黃色樹葉與綠色灌木，一人背對鏡頭坐在窗前。

当法律重新定义教会

2026年7月初，金明日牧師在被中國當局拘留數月（自2025年10月起）後獲釋。金牧師是北京錫安教會的創辦人；該教會是中國最知名的家庭教會之一。去年他被拘留時，官方對他的正式指控是「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 這個措辭值得我們仔細思考片刻。金牧師並不是因為宣揚異端思想、組織政治運動，或煽動暴力被捕，而是因為在線上舉行禮拜。自中國政府於2018年強制關閉錫安教會在北京的實體聚會場所後，教會便將聚會轉移到Zoom平台上。對會眾來說，「忠心地持續教會共同生活」之舉，對中國官方而言卻是犯罪行為——並且中國法律恰好為此提供精確的裁決工具。 這正是中國日益加增的宗教法規所造就的現實。對中國境外所有為中國教會禱告、支持或試圖了解中國教會的人來說，這一法律層面的變化值得密切關注。外界在報導中國基督徒所面臨的壓力時，常聚焦於一些戲劇性的事件，例如教堂被拆毀、牧師被捕、聖經被沒收。這些都是真實且嚴重的處境。然而，在這些顯而易見的打壓之外，某種更系統性的變化正在發生：法律正被用來重新定義基督教被允許存在的形態。 為何「法律語言」至關重要？ 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相比，法律似乎只是某種背景噪音。但在中國，法律扮演著極為獨特的角色。當中國共產黨（CCP）將某些內容寫入法規時，標誌的是一種深思熟慮且長期存在的政治意圖，而非某種旋風式的運動。中國法律的變化，反映的是中共希望在未來逐步實現的治理目標，因為法律在中國是治理的工具，而非對權力的制衡約束。 這是至關重要的區別。在多數民主國家中，「法治」（rule of law）意味著一套獨立的法律制度，用以保護公民免於政府權力的過度擴張。但在中國，「法治」同樣可以理解為「依法而治」（rule by law），即法律是共產黨用來統治社會的工具，而不是用來約束共產黨的制度框架。中國共產黨主導立法過程，其權威並不受到法律限制，反而是藉由法律得以展現。因此，當北京制定宗教事務相關法規時，它並非在限制政府可以對宗教做什麼，而是在定義宗教「被允許成為什麼樣子」。 值得關注的三種法律模式 自2019年以來，中國政府陸續推出多項規範宗教生活的重要法規，涵蓋宗教團體、伊斯蘭朝覲、宗教教職人員、宗教院校，以及網絡宗教服務等領域。其中，有三種法律模式對理解今日中國基督教的處境尤其重要。 教會正被重塑為類似於黨支部的架構 2019年施行的《宗教團體管理辦法》要求宗教團體採用與中國共產黨高度相似的治理架構，包括設立選舉產生的負責人、固定任期、明確的上下層級關係，以及內部的「獎懲機制」。此外，宗教團體也必須定期舉辦活動，向其成員宣講黨的政策和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決策。這些規定乍看之下只是行政管理措施，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有深遠的影響：教會的內部生活——由誰帶領、如何作決策、向會眾傳遞什麼信息——越來越不是由神學信念或教會群體共同分辨來塑造，而是被國家的組織治理邏輯所主導。 神職人員被納入監控型的檔案管理系統 2021年施行的《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要求政府為每一位已登記的宗教教職人員建立並維護個人檔案，內容不僅包括其資格證明，也包括其獎懲及違規行為。這份檔案將伴隨牧者整個事奉生涯，並作為評估其「可信度」的重要依據。到了2024年，中國更進一步擴大這套制度，推出一個向社會公開的宗教教職人員線上資料庫。這套制度的運作邏輯與中國更廣泛推行的社會信用體系如出一轍：個人的行為受到持續監控與記錄，並據此決定其是否能繼續從事相關工作。一位牧師的講道內容若被官方認定為與政治要求不相容，不僅可能遭到訓誡，更可能被永久撤銷其教職資格——並且，政府對何種情況構成違規的標準刻意保持模糊，藉此將威懾效果發揮到最大。 基督教在網路上的表達空間，正被系統性地關閉 金牧師的案例最能說明這一模式。2018年北京錫安教會被政府強制關閉實體聚會後轉為線上禮拜，絕非偶然或鑽法律漏洞，而是一個教會努力維持其共同敬拜及團契生活的方式。然而，在他們這樣做的同時，腳下的法律基礎卻正悄然改變。2021年施行的《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開始禁止未經授權的線上宗教教育與宗教資訊傳播。接著，在2025年9月（金牧師被捕前短短幾週），中國政府再次發布涵蓋範圍極廣的《宗教教職人員網絡行為規範》，禁止神職人員直播聚會、在短影音平台發布講道內容、主持微信禱告群組、向兒童提供線上宗教教育，以及透過數位平台為任何宗教目的募款。甚至連AI生成的宗教內容也被一律禁止。這一時間節點絕非巧合：金牧師正是在這些新規定生效後一個月被捕。法律先被制定出來，隨後便被付諸執行。 「去宗教化」實際上意味著什麼？ 如果單獨來看，上述每一項法規或許都可以被理解為行政管理上的不便，或某種出於安全考量的監管。但將它們放在一起理解時，卻揭示了法規背後更根本的本質。這些法規共同達成的效果，不僅僅是對宗教進行監管，而是將宗教重塑為另一種事物。 我想用一個詞來描述這個過程：去宗教化（dereligionization）。這個概念有別於《華源協作》讀者較熟悉的另外兩個詞彙。「迫害」針對的是信徒本身——具有強制性，往往伴隨著暴力的方式，因此常常產生殉道者。「中國化」（Sinicization）關注的是宗教的文化形式，也就是使基督教適應中國文化的表達方式。而「去宗教化」所涉及的層面，則比前兩者都更深刻。它針對的是「信仰本身的內容」：教會教導什麼、如何組織、由誰帶領，以及最終順服的權威究竟是誰。 若將上述法規放在一起思考，它們共同要求的究竟是什麼？一位依法登記的牧師必須將「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視為其教職資格的一部分；教會對教義的詮釋必須符合國家所定義的「健康、文明、現代」標準；宗教院校的課程必須納入「習近平思想」、愛國主義及中國傳統文化；教會的組織架構必須仿照共產黨的治理模式；牧師若沒有政府核發的許可，不得在網路上講道；一旦被認定越界，其個人檔案便會留下紀錄，面臨教職資格隨時被撤銷的風險。 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基督教所剩下的，是一種外表仍具備「宗教樣貌」的存在——有教堂建築、宗教服務、神職人員的稱謂——但其超越性權威（transcendent authority）的核心主張卻已被系統性地掏空。教會不再首先向上帝或《聖經》負責；在法律與制度上，教會必須首先對共產黨負責。國家根本無需明令禁止基督教的存在，它只需要確保基督教所做、所教、所組織的一切，必須經過黨的批准——而法律是精準實現這一目標的機制。…

• 2026年7月20日 • 繁 • En • 简

A room with benched and a tree outside of the window.

從梧州到望加錫

編者按：本文根據李啟笙牧師的信息〈至深喜樂的傳承〉（A Legacy of Serious Joy）改寫，並參考他與華源協作分享的家族歷史與相關史料。文章經編輯整理，並已由李牧師審閱後刊出。 1905年，廣西梧州，一位36歲的鞋商走進四方街的一間福音堂。 他原籍廣東，曾在城裡經營三家鞋店，卻因鴉片煙癮失去了生意，也幾乎失去了自己。那一天，他聽見了耶穌基督的福音。後來，他悔改、受洗，生命被重新建立。這位名叫李救普的人，日後成為廣西早期教會的重要本地牧者之一。 許多年後，遠在北美長大的李啟笙牧師才慢慢明白，這不是一段遙遠的宣教史，而是自己的家族史。 兩年前，他受邀前往印尼望加錫，在翟輔民（Robert A. Jaffray）所建立的學校擔任宣教講員。那所學校至今仍位於原址。 對許多人而言，翟輔民的名字屬於宣教歷史；但對李啟笙而言，這個名字早已與自己的家族、信仰和生命緊緊相連。 翟輔民不只是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宣教策略家，曾在華南長期服事，後來又幫助東南亞福音工作的開展。李啟笙在大學時才知道，翟輔民也與自己曾祖父在廣西梧州歸信基督的故事有關。「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李啟笙在信息中回憶道，「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曾在生命中的不同階段服事為牧者。到了大學時，我才知道，我的曾祖父是因著翟輔民的服事而信主的人。」這個故事若只被記成「一位西方宣教士來到中國」，就太可惜了。 它同時也是一位中國人被福音尋回的故事，是廣西本地教會領袖興起的故事，也是信仰如何在一個家族中穿越世代、地域與語言的故事。從梧州到香港，從印尼到北美，許多當年看似微小的順服，後來才慢慢顯出它們深遠的果子。 一張從未使用的回程票 翟輔民於1873年出生在加拿大多倫多，父母是蘇格蘭移民。他的母親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父親則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後來取得多倫多主要報紙之一《多倫多環球報》的控股權。 從外在條件來看，翟輔民並不像是一個會把一生獻給跨文化福音工作的理想人選。他患有心臟病和糖尿病。陶恕（A. W. Tozer）在《容我的百姓去》這本翟輔民傳記中，曾形容年少的他是一個「過度壯碩的男孩」。然而，翟輔民在16歲時透過主日學老師的服事歸信基督；20歲時，在聽見宣信博士（A. B. Simpson）講道之後，他確信神呼召他前往海外宣教。 他的父親卻另有安排。父親希望他接手家族的報業。根據陶恕的記載，翟輔民的父親曾對他說，如果宣道會差派他去中國，那麼宣道會可以支付他的費用；他不會給他一分錢。但如果翟輔民後來覺得這一切是個錯誤，想要回家，父親會寄錢給他買回程票。 翟輔民從未使用那張回程票。 1897年，他成為加拿大第一批被按立的宣道會宣教士之一。不久之後，他便啟程前往華南。此後，廣西梧州成為他35年服事的主要基地。…

, • 2026年7月17日 • 繁 • En

A rectangular mirror in the desert sand with a blue sky in the background.

The Displaced Minority

If Chinese Christians can develop robust loc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reflection, they can move away from a “nervous” existence and learn to navigate risks, mitigate pressures, and live out their faith meaningfully within the land they inhabit.

• 2026年6月16日 •

A church with a tall steeple with a cross on it in Beijing, China.

If Revival Comes III

We must explore what kind of ideology the Chinese church, which developed in tandem with such a turbulent history, would adopt as it enters the church, serves the church, and envisions the future.

• 2026年5月22日 • En • 简

Holding hands and praying together

As Trump and Xi Meet

Prayer is a way we can all draw closer to Christ and be a more unified church. This moment is not only about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lso about how the global church, as the body of Christ, remembers those who suffer, prays for those in power...

• 2026年5月13日 •

A narrow stream meanders through the contrasting cracked desert soil, illustrating nature's adaptability in harsh conditions.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e VUCA World

The Chinese church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com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If it can take root amid headwinds, trust amid uncertainty, and discern direction amid complexity, this period may well become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vival.

• 2026年5月5日 • En • 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