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在氂牛、寺院與記憶之間

編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編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暫譯：兩個中國的故事），內容取材於他在中國大陸生活及進行民族誌研究的十五年經歷。第一篇反思「中國」這個單一概念下常被掩蓋的多樣性；第二篇則記述他在甘肅保安族群體中的田野調查。在本篇中，巴蒂進一步深入甘南的藏族草原。透過家庭生活、飲食、語言、宗教，以及一段意外憶起的早期基督教存在的記憶，這篇摘錄文再次帶領我們一窺那些使「中國」這幅圖像比想像中複雜、遠非單一樣貌的文化世界。 2016年夏天，我的韓國朋友兼博士班同學昌敏邀請我前往甘肅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那裡也是他學術研究的重點區域。我們從整潔卻平淡無奇的州府出發，搭了幾個小時的巴士，深入草原，來到偏遠的瑪曲縣。瑪曲這個名字源自藏語「黃河」之意，而縣城就坐落在黃河第一個大轉彎處。抵達縣城後，我們受到昌敏的學生聯絡人羅桑接待。他先盛情款待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火鍋，接著開車帶我們上到當地的寺院。城裡較為虔誠的居民正全神貫注地觀看戴著面具的僧侶進行宗教儀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似乎同樣滿足於把這一天當作假日，在寺院周圍的草地上享受野餐。最後，我們啟程前往羅桑的家，一路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顛簸了四個小時。沿途經過正在吃草的犛牛和馬匹，並一路沿著蜿蜒的河流前行。清澈的河水映照著低垂的雲朵，形成宛如鏡面般的絕美倒影。  天下黃河貴德清 這句名言所指的是下游更遠處的一個縣，出自一位前來造訪的官員之口。在中國，這種由地方官員親口說出的話，幾乎就是對一個「眾所周知的真理」最終極的認證；但這句話其實同樣可以用來形容瑪曲，或黃河上游的任何其他地區。在青藏高原邊緣的這片高地上，河水清澈純淨、自由奔流，與下游充滿泥沙的洪流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黃河一路蜿蜒三千英里，最終流入渤海。 我們終於與大河告別，駛入一望無際的純草原。途中，我們經過一個獨自站在山坡上的男孩，看起來頂多八歲，正看守著山坡另一側的一群氂牛。小路最終帶著我們沿斜坡向上，來到羅桑的家：一座單間土培小屋，旁邊搭著一頂以氂牛皮製成的遊牧民族「黑帳篷」。不遠處還搭著另一頂較小、較為傳統的帳篷，原來是為昌敏和我準備的。我們面前的地面緩緩向下傾斜，通往下面的山谷；羅桑家族有大約一百四十頭氂牛和綿羊、兩頭棕色黃牛，以及幾匹藏馬，悠然散落在山谷間覓食。在黑帳篷的鐵爐旁，羅桑的嫂子為我們做了一頓由米飯和羊肉組成的晚餐。飽餐一頓後，我們回到自己的帳篷準備休息。然而即使在甘肅酷熱的夏季，穿上厚重的禦寒衣物及蓋著兩條毛毯，仍難抵海拔3500公尺高原驟降的氣溫。 第二天清晨，我們仍在黑帳篷裡休息時，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呼喊，說有三隻流浪藏獒闖入了牧場，正在咬殺綿羊。幾名年輕的家族成員聞聲衝下山坡驅趕它們。然而為時已晚，其中一隻羊已經被咬死；但我們隨後幾餐的主菜也因此而定。羅桑、他的表哥和叔叔立刻著手處理那隻死去的羊；另一方面，羅桑的弟弟扎西則專心處理自己手邊的任務。扎西是個頗有型的牧民，留著及肩長髮；他正在修理用於驅動水井水泵的發電機；修好後，他順利為牛槽加滿了水。一整天之中，男人們輪流看守牛群和羊群，熟練地騎著藏馬或摩托車穿梭於山谷之中。到了傍晚，紮西的妻子（一位精通畜牧與烹飪的能幹女性）將隔天早上要擠奶的母氂牛一一繫好，並俐落地把幼崽與母牛隔開過夜，不顧母牛們的各種抗議哞叫聲。 到了晚餐時間，羊肉連同用小腸製成香腸的內臟都已準備就緒。幸好當時的我還沒有想到吃下被流浪犬攻擊致死的動物可能會有什麼問題；我想昌敏大概也沒有多想。若我們當時衛生意識太強，這頓飯恐怕會陷入尷尬的局面。但實際上，我倆毫無顧忌地大快朵頤，而且完全按照真正的遊牧民族方式吃飯：沒有餐盤，也沒有任何多餘的講究，就是一手拿著一大塊肉，另一手握著短柄刀。除了羊肉和氂牛肉之外，這一帶最主要的主食，是以烘焙過的高原大麥製成的糌粑（tsampa）；人們食用時會用手將糌粑與茶和氂牛奶油揉捏混合；我們第二天早晨也體驗了這一過程。這時，羅桑的父親登場了。他性格溫和卻頗有威嚴，臉龐因多年在高原上勞作而飽經風霜。他滔滔不絕地稱讚糌粑的健康益處，還說糌粑是達賴喇嘛每天早餐的首選。不過，這一切都是透過羅桑的翻譯傳達給我們的，因為他的父親和弟弟扎西都不會說中文——這在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是愈來愈罕見的現象。但至少在此時此刻，我們欣然滿足於這片廣袤土地偏遠一隅依然保留著的——就各種實際意義而言——藏族風情。 在草原上享受了幾天田園詩般的夏日生活後，我們準備回到縣城，參加備受期待的年度賽馬節。雖然羅桑這幾天平穩地開著車載我們在上山跑，但我們這時才知道他其實沒有駕照；他擔心交通警察會在賽馬節期間大舉出動，抽查駛入城內的車輛。我主動提出由我來開，但我沒帶著中國的駕照，按當地法律這樣仍屬於違規。昌敏倒是隨身帶著駕照，但他沒有信心開車，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在一般道路上開過車了，更別說這種泥土小路。我們斟酌了一陣子，思考究竟要冒著被逮捕還是發生車禍的風險，羅桑最終同意還是由他來開車。為了在天黑後才進城，我們一直拖到傍晚時分才出發。再加上大陸司機慣用的招數——和對向駛來的車主打聽前方的抽查情況——我們一路順利地抵達目的地。由於多數旅館早已客滿，我們最終找到一家便宜但寬敞的青年旅舍。與羅桑以及一同進城的扎西在外面吃完晚餐後，我們便在此安頓下來。 隔天早上，當我們抵達比賽場地時，我對「藏族牧民自由馳騁於草原上」的那種多少有些天真的想像，立刻就被現實打臉了。眼前是一座正式的賽馬場，設有馬匹的起跑閘位、開幕典禮，以及政府官員一如往常發表的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族團結」的演講。然而，這些絲毫沒有減損觀眾的熱情。觀眾擠滿了看台兩側的草坡，為騎手們加油吶喊：有留著辮子、搖著轉經筒的白髮老婦；有穿著長袖T恤、佩戴珠串項鍊並抱著孩子的母親；也有身著時髦西裝的年輕人。儘管官方儀式相當正式，藏族特色也依然展露無遺。有些騎手甚至不使用馬鞍，直接騎在馬上；負責頒獎等儀式的人員則身著優雅而彼此相配的男女藏袍（chuba）。最後，雖然也有一些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參賽者，但拔得頭籌的仍是來自高原地區的騎手。在兩千公尺決賽時，昌敏和我ㄧ人花了五十元，從草坡移到看台上觀看。來自青海循化縣的騎手包攬了第一名和第三名，冠軍僅以微弱優勢險勝來自拉薩的組合。 我的藏區之行幾天後在風景如畫的郎木寺鎮劃上了句號。這座小鎮坐落在甘肅與四川兩省交界處，海拔3300公尺，兩側各有一座金頂閃耀的寺院，背景則是巍峨壯麗的群山。我系上的一位教授自作主張推薦我參與一部紀錄片系列的第一集。這部系列紀錄片沿著白龍江展開，而白龍江的源頭就在小鎮西邊不遠處。在節目中，我扮演一名尋找羅伯特·埃克沃爾（Robert Ekvall）遺跡的遊客。埃克沃爾是一位1930至1940年代活躍於此地的美國宣教士，對這一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並在當地創辦了一所學校。拍攝過程中，我有幸訪問一位年長的藏族婦女。她還記得自己年幼時曾見過埃克沃爾。然而，即使事隔多年，她坦率的回憶還是讓我略感吃驚，其中似乎沒有任何對往昔歲月的懷舊之情。她直截了當地說，人們尊敬這個人，但並不接受他的基督教。她接著強調，由於宗教因素，當時有些孩子甚至被禁止去他的學校上課。無論如何，後來我便與導演團隊失去了聯絡，也不知道她的話或我的角色最後有沒有出現在節目中。當然，除了幾年前在蘭州參加一場表演，我曾穿著藏族服飾接受一次簡短的訪問之外，那大概就是我在中國電視圈全部的演藝生涯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趟旅程卻成了一個起點。因為在那之前，我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保安族及當地其他穆斯林群體上。然而，第二年，當我有機會為一本關於青海和甘肅藏區的歐洲出版物撰寫章節時，我決定擴大研究範圍，將熱貢地區的佛教群體也納入其中。大約一個半世紀前，保安族人遷徙離開熱貢時，這個佛教群體便留在了原地。於是，我跨出了從穆斯林世界走進藏族世界的一大步。

Hugh Battye • 2026年8月11日 • 故事 繁 • En • 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