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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戴著粉色蝴蝶結髮飾的女孩坐在戶外,望向遠處的大峽谷。

從熱鬧的家,到滿溢的心

編者按:對許多身處中國,或生活在世界各地華人群體中的 ChinaSource 讀者而言,Kelly Carlson 一家所面對的教育環境可能與自己的處境相當不同。他們可以在公立學校、基督教學校與在家教育之間選擇,也能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取得專業的教育資源。這些選擇和條件,並不是每個家庭、每個地方都具備的。 我們刊登這個故事,不是要提供一套可以直接複製的教育模式,而是想呈現一個家庭如何隨著孩子和處境的改變,一年一年、一個孩子一個孩子地重新思考教育的選擇。而這些選擇背後,其實也有一些不同處境中的基督徒父母都可能面對的問題:誰、以及什麼正在塑造我們的孩子?眼前這一個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我們又如何理解上帝託付給父母的責任?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都是上帝獨特的創造,也各自有上帝所賜的使命與目的。身為父母,我們蒙受「帶領及指導孩子」這份禮物與責任,而這也包含了教育方式的選擇。《箴言》22:6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我和我丈夫從未接受過在家教育。高中時,曾有一段短暫的時間,因為覺得這個世界的影響和負面能量實在太強,我曾央求媽媽讓我在家接受教育。我們家似乎因著父親的工作和家庭狀況而經常搬家。我認為自己如今很能適應各種不同生活、文化和人際關係情境,部分要歸功於這段經歷。媽媽對我們姊妹的教育方式,是每年根據每個孩子的個別情況來判斷什麼樣的安排對我們最好。她並不覺得自己被「綁定」在某一種選擇上;而我也能感受到,她一直很留意我們這些正在成長中的孩子的需要。除了七年級那一年之外,我主要就讀於公立學校。光是在三年級那一年,我就讀過三所不同學校——其中兩次是因為搬家,另一次則是因為那所規模很小的基督教學校並不適合我。在整個小學、國中和高中階段,我總共讀過大約十二所不同的學校。我後來進入一所基督教大學,也很享受上帝一路帶領我走過的家庭與職涯道路。 我與丈夫有四個孩子,全部都是領養來的。年紀最大的兩個孩子是雙胞胎,是在美國國內領養的;最小的兩個則是從中國領養而來。我們最大的兩個孩子(他們現在26歲且皆結婚)從三年級直到十二年級都就讀於我當時任教的基督教學校。我們那時偶爾還會在學校遇到彼此。對我來說,最美好的時光莫過於他們在我教的五年級語文與歷史課上的時候。他們後來都就讀於基督教大學,一個獲得數位設計學位,另一個則取得社會工作學位。 我最小的兩個孩子——現在分別是13歲和14歲——則走了不同的路。我女兒從幼兒園到二年級也就讀於我任教的基督教學校;而我的兒子是盲人,基督教學校表示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持我兒子的需求,因此兒子就讀於地方的公立學校,那裡能提供協助他視覺及行動能力的相關服務。接著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我和丈夫決定重新評估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孩子們的教育方式。 新冠疫情讓每個人都回到了家裡,包括當時正在上大學的兩個兒子。家裡一下子變得熱鬧非凡(我一直很喜歡這樣),我和丈夫決定,我們不僅有能力承擔教育孩子的責任,同時這也是我們想做的事。我們喜歡全家人有更多時間聚在一起,喜歡早晨不必匆忙地趕著出門,也享受更多共同用餐的時光。我們很珍惜每天生活中那些可以指出上帝作為的時刻,按著上帝的道教導孩子、一起歡笑,在他們經歷小學和國中的階段時與他們建立更深的連結與關係,並維持暢通的溝通管道。 在家教育的挑戰之一在於結交朋友——於是我們加入地方的自學共學團體/社群,參加各種學習活動;我也為在家教育的孩子們規劃校外教學、活動和多元學習課程,幫助大家建立群體與人際連結。 以下是我學到的一些事: 在家教育是可行的。在家教育的每個階段都有各種線上和實體資源可供協助。人也是寶貴的資源——尋找身邊那些在家教育做得很好的人,他們不僅能成為你的鼓勵,也是珍貴的資訊寶庫。在某些情況下,就像我們家一樣,有時會有特殊需求考量。以我的兒子為例,我們在當地找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專業老師,她受過點字教學和行動能力訓練,每週都會來我們家授課。 在家教育符合聖經的教導。我們是在牧養孩子的心,引領他們認識自己和上帝。 在家教育不必追求完美(我們也是一邊摸索、一邊學習,並在需要的時候調整)。你選擇在家教育孩子的方式,可以和其他任何家庭截然不同——不需要一模一樣,因為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而生活中處處是新的學習契機。 在家教育讓我們能引導孩子發展他們的恩賜。身為在家教育的父母,我們通常能投入更多時間和資源,幫助孩子在特定領域中發展。我的兒子非常熱愛音樂,過去三年裡他學了爵士鼓、小提琴和鋼琴;我的女兒則非常熱愛閱讀,她不僅花大量時間讀書,還開始寫短篇小說。 在家教育帶來了全新的冒險。由於不受實體學校行事曆的限制,我們能更頻繁地出門旅行、探索周遭的世界,甚至當天往返的一日遊也完全可行。打破傳統思維的感覺非常有趣!我最喜歡的一段回憶,是陪丈夫出差,而那趟工作之旅恰好是一趟為期兩週、探索西加勒比海與東加勒比海的郵輪之旅。我們非常喜歡在每個港口停留,體驗一個又一個新的國家,對比它們與上一個國家的不同之處,欣賞各地獨特的音樂、景觀與建築,並與當地文化中的人們交流互動。 在家教育讓孩子能探索自己熱愛的事物,以及勇於嘗試挑戰自我極限的新事物。上個禮拜,我們和其他幾個在家教育家庭一起去了攀岩館。我那看不見的兒子雖然害怕、不確定自己是否做得到,仍不斷鼓起勇氣往更高處攀爬。他從中獲得了成就感與自信;與此同時,其他孩子和家長也很享受在下面仰頭為他大聲加油打氣的時刻。 找到彼此扶持的群體至關重要。你不能、也不該孤軍奮戰——我們都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我們的孩子也是這身體的一部分,在上帝國度的生命與工作中有自己的角色。 我們的孩子有能力成就令人驚嘆的事。《提摩太前書》4:12勉勵年輕人,不要因為年輕就讓人小看自己,「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而身為父母,我們的職責是在孩子持續成長、跟隨基督、探索上帝創造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旅程中帶領及引導他們,並與他們一同歡慶。 在家教育是一份特權。能擁有時間和洞察力去帶領及牧養孩子們的心,是無可取代的珍貴禮物。願我們忠心地善管上帝託付給我們的這份責任。

中國青海省的高原自然風景。

在氂牛、寺院與記憶之間

編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編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暫譯:兩個中國的故事),內容取材於他在中國大陸生活及進行民族誌研究的十五年經歷。第一篇反思「中國」這個單一概念下常被掩蓋的多樣性;第二篇則記述他在甘肅保安族群體中的田野調查。在本篇中,巴蒂進一步深入甘南的藏族草原。透過家庭生活、飲食、語言、宗教,以及一段意外憶起的早期基督教存在的記憶,這篇摘錄文再次帶領我們一窺那些使「中國」這幅圖像比想像中複雜、遠非單一樣貌的文化世界。 2016年夏天,我的韓國朋友兼博士班同學昌敏邀請我前往甘肅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那裡也是他學術研究的重點區域。我們從整潔卻平淡無奇的州府出發,搭了幾個小時的巴士,深入草原,來到偏遠的瑪曲縣。瑪曲這個名字源自藏語「黃河」之意,而縣城就坐落在黃河第一個大轉彎處。抵達縣城後,我們受到昌敏的學生聯絡人羅桑接待。他先盛情款待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火鍋,接著開車帶我們上到當地的寺院。城裡較為虔誠的居民正全神貫注地觀看戴著面具的僧侶進行宗教儀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似乎同樣滿足於把這一天當作假日,在寺院周圍的草地上享受野餐。最後,我們啟程前往羅桑的家,一路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顛簸了四個小時。沿途經過正在吃草的犛牛和馬匹,並一路沿著蜿蜒的河流前行。清澈的河水映照著低垂的雲朵,形成宛如鏡面般的絕美倒影。  天下黃河貴德清 這句名言所指的是下游更遠處的一個縣,出自一位前來造訪的官員之口。在中國,這種由地方官員親口說出的話,幾乎就是對一個「眾所周知的真理」最終極的認證;但這句話其實同樣可以用來形容瑪曲,或黃河上游的任何其他地區。在青藏高原邊緣的這片高地上,河水清澈純淨、自由奔流,與下游充滿泥沙的洪流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黃河一路蜿蜒三千英里,最終流入渤海。 我們終於與大河告別,駛入一望無際的純草原。途中,我們經過一個獨自站在山坡上的男孩,看起來頂多八歲,正看守著山坡另一側的一群氂牛。小路最終帶著我們沿斜坡向上,來到羅桑的家:一座單間土培小屋,旁邊搭著一頂以氂牛皮製成的遊牧民族「黑帳篷」。不遠處還搭著另一頂較小、較為傳統的帳篷,原來是為昌敏和我準備的。我們面前的地面緩緩向下傾斜,通往下面的山谷;羅桑家族有大約一百四十頭氂牛和綿羊、兩頭棕色黃牛,以及幾匹藏馬,悠然散落在山谷間覓食。在黑帳篷的鐵爐旁,羅桑的嫂子為我們做了一頓由米飯和羊肉組成的晚餐。飽餐一頓後,我們回到自己的帳篷準備休息。然而即使在甘肅酷熱的夏季,穿上厚重的禦寒衣物及蓋著兩條毛毯,仍難抵海拔3500公尺高原驟降的氣溫。 第二天清晨,我們仍在黑帳篷裡休息時,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呼喊,說有三隻流浪藏獒闖入了牧場,正在咬殺綿羊。幾名年輕的家族成員聞聲衝下山坡驅趕它們。然而為時已晚,其中一隻羊已經被咬死;但我們隨後幾餐的主菜也因此而定。羅桑、他的表哥和叔叔立刻著手處理那隻死去的羊;另一方面,羅桑的弟弟扎西則專心處理自己手邊的任務。扎西是個頗有型的牧民,留著及肩長髮;他正在修理用於驅動水井水泵的發電機;修好後,他順利為牛槽加滿了水。一整天之中,男人們輪流看守牛群和羊群,熟練地騎著藏馬或摩托車穿梭於山谷之中。到了傍晚,紮西的妻子(一位精通畜牧與烹飪的能幹女性)將隔天早上要擠奶的母氂牛一一繫好,並俐落地把幼崽與母牛隔開過夜,不顧母牛們的各種抗議哞叫聲。 到了晚餐時間,羊肉連同用小腸製成香腸的內臟都已準備就緒。幸好當時的我還沒有想到吃下被流浪犬攻擊致死的動物可能會有什麼問題;我想昌敏大概也沒有多想。若我們當時衛生意識太強,這頓飯恐怕會陷入尷尬的局面。但實際上,我倆毫無顧忌地大快朵頤,而且完全按照真正的遊牧民族方式吃飯:沒有餐盤,也沒有任何多餘的講究,就是一手拿著一大塊肉,另一手握著短柄刀。除了羊肉和氂牛肉之外,這一帶最主要的主食,是以烘焙過的高原大麥製成的糌粑(tsampa);人們食用時會用手將糌粑與茶和氂牛奶油揉捏混合;我們第二天早晨也體驗了這一過程。這時,羅桑的父親登場了。他性格溫和卻頗有威嚴,臉龐因多年在高原上勞作而飽經風霜。他滔滔不絕地稱讚糌粑的健康益處,還說糌粑是達賴喇嘛每天早餐的首選。不過,這一切都是透過羅桑的翻譯傳達給我們的,因為他的父親和弟弟扎西都不會說中文——這在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是愈來愈罕見的現象。但至少在此時此刻,我們欣然滿足於這片廣袤土地偏遠一隅依然保留著的——就各種實際意義而言——藏族風情。 在草原上享受了幾天田園詩般的夏日生活後,我們準備回到縣城,參加備受期待的年度賽馬節。雖然羅桑這幾天平穩地開著車載我們在上山跑,但我們這時才知道他其實沒有駕照;他擔心交通警察會在賽馬節期間大舉出動,抽查駛入城內的車輛。我主動提出由我來開,但我沒帶著中國的駕照,按當地法律這樣仍屬於違規。昌敏倒是隨身帶著駕照,但他沒有信心開車,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在一般道路上開過車了,更別說這種泥土小路。我們斟酌了一陣子,思考究竟要冒著被逮捕還是發生車禍的風險,羅桑最終同意還是由他來開車。為了在天黑後才進城,我們一直拖到傍晚時分才出發。再加上大陸司機慣用的招數——和對向駛來的車主打聽前方的抽查情況——我們一路順利地抵達目的地。由於多數旅館早已客滿,我們最終找到一家便宜但寬敞的青年旅舍。與羅桑以及一同進城的扎西在外面吃完晚餐後,我們便在此安頓下來。 隔天早上,當我們抵達比賽場地時,我對「藏族牧民自由馳騁於草原上」的那種多少有些天真的想像,立刻就被現實打臉了。眼前是一座正式的賽馬場,設有馬匹的起跑閘位、開幕典禮,以及政府官員一如往常發表的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族團結」的演講。然而,這些絲毫沒有減損觀眾的熱情。觀眾擠滿了看台兩側的草坡,為騎手們加油吶喊:有留著辮子、搖著轉經筒的白髮老婦;有穿著長袖T恤、佩戴珠串項鍊並抱著孩子的母親;也有身著時髦西裝的年輕人。儘管官方儀式相當正式,藏族特色也依然展露無遺。有些騎手甚至不使用馬鞍,直接騎在馬上;負責頒獎等儀式的人員則身著優雅而彼此相配的男女藏袍(chuba)。最後,雖然也有一些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參賽者,但拔得頭籌的仍是來自高原地區的騎手。在兩千公尺決賽時,昌敏和我ㄧ人花了五十元,從草坡移到看台上觀看。來自青海循化縣的騎手包攬了第一名和第三名,冠軍僅以微弱優勢險勝來自拉薩的組合。 我的藏區之行幾天後在風景如畫的郎木寺鎮劃上了句號。這座小鎮坐落在甘肅與四川兩省交界處,海拔3300公尺,兩側各有一座金頂閃耀的寺院,背景則是巍峨壯麗的群山。我系上的一位教授自作主張推薦我參與一部紀錄片系列的第一集。這部系列紀錄片沿著白龍江展開,而白龍江的源頭就在小鎮西邊不遠處。在節目中,我扮演一名尋找羅伯特·埃克沃爾(Robert Ekvall)遺跡的遊客。埃克沃爾是一位1930至1940年代活躍於此地的美國宣教士,對這一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並在當地創辦了一所學校。拍攝過程中,我有幸訪問一位年長的藏族婦女。她還記得自己年幼時曾見過埃克沃爾。然而,即使事隔多年,她坦率的回憶還是讓我略感吃驚,其中似乎沒有任何對往昔歲月的懷舊之情。她直截了當地說,人們尊敬這個人,但並不接受他的基督教。她接著強調,由於宗教因素,當時有些孩子甚至被禁止去他的學校上課。無論如何,後來我便與導演團隊失去了聯絡,也不知道她的話或我的角色最後有沒有出現在節目中。當然,除了幾年前在蘭州參加一場表演,我曾穿著藏族服飾接受一次簡短的訪問之外,那大概就是我在中國電視圈全部的演藝生涯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趟旅程卻成了一個起點。因為在那之前,我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保安族及當地其他穆斯林群體上。然而,第二年,當我有機會為一本關於青海和甘肅藏區的歐洲出版物撰寫章節時,我決定擴大研究範圍,將熱貢地區的佛教群體也納入其中。大約一個半世紀前,保安族人遷徙離開熱貢時,這個佛教群體便留在了原地。於是,我跨出了從穆斯林世界走進藏族世界的一大步。

一張泛黃的家庭老照片,父親坐在兩名年幼的孩子之間,雙手扶著孩子。

每個名字的背後

課本上傳頌著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故事。 這個遙遠的故事,對我來說其實沒有那麼遙遠,因為我正是他的後代。可是,這個故事又離我非常遠。那看似很有分量的名字,對我來說,很長一段時間只是族譜裡的幾個字。 當然,我有時也會覺得自豪。畢竟,他是歷史上的名人。不過,這個頭銜和我的真實生活其實沒有太多聯結。大多時候,它比較像是一個自我介紹時可以拿來說的有趣背景。 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很新奇地對我說:「天啊,你是歷史人物的後代,但你現在也是第四代基督徒耶!福音的工作好奇妙!」 這句無心的話,讓我開始認真思想自己的生命軌跡。那條看似遙遠、似乎與耶穌基督毫無交集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家族的敘事線,是怎樣被神的救恩觸及?福音又是怎樣進入我的家族,穿過幾代人的故事,最後來到我的生命裡? 真正塑造我生命的,並不是歷史名門的光環,而是一段更隱微、也更深刻的信仰傳承。 幾代以前,我的家族在天津一帶因為接觸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女宣教士而認識基督;幾代之後,我自己也在破碎與恢復中,走向與媒體、廣播和福音事工相關的使命。 一位加拿大女宣教士 我家最早信主的是我的老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的媽媽。我從來沒有見過她,但全家人都知道她的故事。 當時老奶奶的先生在海關工作,應該是在天津一帶,因此比較容易接觸到外國人。後來有機會接待了一位宣教士,基督信仰就這樣進入了我們家。姑姑和叔叔都說,那位宣教士是從加拿大來的「畢小姐」。 關於這位畢小姐,我們知道得不多。她屬於哪一個差會,在哪一間教會服事,這些細節如今已經不可考。可是她留下的影響卻非常深遠。 家族裡,細細碎碎地留下了信仰的痕跡。我的奶奶在那個年代竟然能夠受教育,讀到蕪湖女中。那時候女性普遍受教育的機會並不多,這對我來說很有意義。我的大伯、爸爸、叔叔也都有英文名字,而且都是聖經人物的名字:大伯叫大衛,爸爸叫保羅,叔叔叫雅各。後來大伯甚至直接把他的中文名字正式改成范大衛。叔叔和姑姑也都曾就讀基督教學校。 長輩還說,小時候他們看過老奶奶讀的聖經,是一本「大字道林紙」的聖經。那本聖經很有歷史意義,可惜當年大家沒有紀錄保存的概念,老奶奶過世時,那本聖經也一起入棺了。 我想到這些,心裡常常覺得很奇妙。一位我們後來已經無法完整追溯背景的女宣教士,只是在某個時代、某個地方,忠心地把福音帶到一個家庭中。誰能想像,幾代之後,這個家庭裡會有一個後代,透過廣播與媒體事工,繼續參與福音的傳遞? 在信仰家庭裡,卻沒有真正認識神 雖然我爸爸那邊可以說是第三代基督徒,但在我爸爸成長的過程中,他並沒有穩定地扎根在教會裡。反而是我媽媽那邊,因為小時候住在教會旁邊,常常去教會領東西吃,因此接觸到信仰。長大之後,因為我爸爸外遇並另有家庭,媽媽再次回到神面前,也因此把信仰真正傳承給我們。 從小我就跟著媽媽去教會。我知道基督徒的孩子應該要做一個乖小孩,也知道要敬拜神。可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其實沒有和神建立真實的關係。 父親的缺席對我影響很深。從國中開始,我就很渴望從感情關係中得到愛,也開始過著雙面人的生活。那時候,我很早就在感情裡尋找被愛、被保護和被肯定的感覺,也在一些關係中越過了身體和情感的界線。 外表上,我仍然跟著去教會、服事,甚至看起來很樂觀、熱心;但我自己知道,內心深處有很多羞愧、破碎,和不敢讓人知道的部分。 那種狀態很痛苦。你知道自己一邊相信神,一邊卻在感情和身體界線上不斷受傷、跌倒,又覺得無力改變。你對神覺得羞愧,對自己也想放棄。尤其是對婚姻和感情的憧憬,幾乎完全破碎。我覺得自己既然得罪了神,就不配得到最好的。 可是現在回頭看,我也看見神的手一直在我的生命中。 高中時,我曾和最好的朋友吵架。那時候我很不想待在班上,只要有校內校外的比賽,我通通都報名參加。後來因為即席演講得名,我開始每天中午接受培訓。一開始,我只是想逃離教室,沒想到多年之後回頭看,我發現自己的口才、思考脈絡和臨場反應,都是在那個時候被訓練出來的。 神也透過很具體的方式回應我的禱告。有一次,我剛開始接受即席演講訓練一個月,就要代表學校去比賽。其實我幾乎沒有練習過什麼題目。進預備室時,老師和我最後演練了一題:「我對社團活動的看法」,也給了我很多建議和修正。接著我走去抽籤時,就禱告說:「主啊,我不求第一名,但拜託你讓我抽到一個我知道怎麼說的題目。我不想呆呆地站在台上五分鐘。」 結果我一抽,題目竟然就是剛剛才練過的「我對社團活動的看法」。那次比賽毫無懸念地拿了第一名,老師也傻眼,覺得我的運氣怎麼那麼好。…

一輛白色巴士行駛在紅褐色山巒間的蜿蜒道路上,周圍山坡可見層層不同色調的岩層。

蓋章與協商

編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編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暫譯:兩個中國的故事),內容取材於他在中國大陸生活及進行民族誌研究的十五年經歷。繼第一篇介紹該書試圖超越單一、扁平的中國面貌之後,巴蒂在此篇將焦點轉向他在甘肅保安族群中的田野調查。這段始於尋找研究地點的過程,最終演變成一場交織著審查許可、官僚體制、熱情款待,以及在跨文化接觸中,外來者與在地社群抱持的不同預設的故事。 重返積石山 公車轉過街角,沿著主幹道駛入積石山縣城吹麻灘;儘管四周不斷聳立起嶄新的高樓住宅區,這座小城仍設法保有傳統小鎮的風貌。我的行程此刻已大致到一段落:從蘭州向東南行駛兩個小時抵達臨夏——這座州府城市素有「中國的小麥加」之稱;接著只需再花一個多小時即可到達目的地,因為最近開通的隧道大幅縮短了穿越大山的車程。 積石山的正式名稱為「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因境內居住著三個穆斯林少數民族,使積石山成為該地區較敏感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之一,因而對外國人的管制相對嚴格。幾個月前,在我前往該縣進行為期數天的保安族語言調查後,我行程的消息傳回了蘭州大學的國際學生部門。不久後我便接到電話,要求我解釋為何「未經許可」前往該地——當時的我並不知道,像這樣短暫的行程竟然也需要取得許可。就在那個星期,我巧遇了一位幾年前在前往天水的「外國專家」行程中結識的友善警察,他提議用警車順道載我回學校。他的同事也上了車,我們便聊了起來,對方問了我的名字。「噢,你就是那個沒拿許可就跑去少數民族地區的外國人啊。」這對我的研究生涯來說可不是個好的開端,但好在後續並沒有衍生出什麼大問題。在中國的外國人之間流傳著一句話:「請求原諒比請求許可容易得多」,我發現這通常是個實用的原則。背後的邏輯是:即使某件事情完全合法且過程簡單,但若你試圖先取得官方許可,可能反而會讓掌權者擔心其中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進而拒絕你的申請。但另一方面,如果事情已經做了,你只需要為越過某條界線而道歉,通常就不會有人再多說什麼;因為相關主管部門也不希望讓外界過度注意到任何發生在自己管轄範圍內的問題。 官僚體制迷宮 無論如何,幾週後的2013年春季,我又來到了這裡,這次帶著一項任務量更重、也可能更有趣的使命:與當地一個保安族家庭住在一起,進行碩士學位的田野調查。這一次,我帶齊了相關文件,除了蘭州大學核發的標準許可信之外,還包括一封額外需要該縣文化局、教育局和宗教事務局審核蓋章的文件。之所以會多出這道繁瑣的官僚手續,是因為發生了一起打破上述邏輯的例外:我的朋友兼同學查理(已與家人落腳在其中一個村莊)一年前曾在未經官方批准的情況下,自願在當地小學代課一天;警方的回應是收緊相關規定,不僅針對他,也連帶限制其他所有試圖在該縣居住的外國人。 因此,我的第一站是文化局局長的辦公室;查理先前已與他建立良好的關係,而他確實十分大方且樂於相助,也順利為我蓋章。隨後他安排一名助理陪我前往其他幾個局辦理手續,我們首先前往宗教事務局,卻被告知主管們當時正在開會。等了一會兒後,我們決定不再繼續等下去,我便提議先去教育局看看。那裡的負責官員雖然在場,卻拒絕在信上蓋章,要求我先拿到公安局(PSB)以及「Baomiju」的印章;後者是我當時必須查字典才能理解的詞彙,意思是「國家保密局」之類的機構——至於像積石山這樣的小縣城是否真設有這樣的局處,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文化局的那位助理表示不願陪我前往公安局。深知「關係」在中國重要性的我便告訴他,我很確定如果沒有他陪同,我是不可能拿到印章的。於是他建議回頭找文化局老闆尋求建議。局長建議我們放棄繼續跑流程蓋章,直接前往大河家當地的派出所(那是離我即將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城鎮,搭小麵包車過去大約半小時),出示蘭州大學的許可信即可。他的建議奏效了,在地派出所的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沒有人提到還需要取得相關部門的許可。我終於可以前往安排好的住處村落:大墩村,一個講保安語的傳統村落,也是當地聞名的「保安三村」之一。只不過我很快就會發現,事情原來還是沒有那麼簡單。 出乎意料的歡迎——以及一場令人不自在的協商 從大河家搭了約十分鐘的小麵包車,沿著塵土飛揚的小路穿過農田和稀疏的林地,我來到了位於大墩村中心的小學。我跨過小徑,前往事先安排好的寄宿家庭打聽,但由於屋主當時正在翻修房子,我便被轉介到住在前方不遠處的姪子家。到了新的住處,我受到姪媳婦瑪彥(Mayan)的迎接,她帶我前往我的房間。那是一座典型的鄉村四合院,由幾間平房式住宅圍繞著中央的露天庭院而成。我驚訝地發現我的房間看起來很像旅館:硬磚地板上鋪著紅地毯,甚至還配有一台連接著寬頻網路的電腦,這在當時的村莊裡可說是相當罕見。我很快便和這對夫妻八歲的兒子馬彪(Ma Biao)以及他的朋友熟絡起來。兩個孩子對這位新來的「外國叔叔」非常興奮,因為他們認為外國人天生就很會使用科技,能幫他們在電腦上下載一款摩托車遊戲。然而,我顯然沒能成功完成他們期待的任務,這似乎馬上讓我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跌了一截。 過了一會兒,女主人招呼我到主屋吃晚飯,請我坐在他們的「炕」上。炕是一種用磚頭或石頭砌起、底部可以燒火加熱的高台,平時用來用餐、睡覺和社交。我一邊吃著瑪彥準備的麵疙瘩,一邊和她以及她的婆婆聊天,滿足地覺得一切似乎進行得相當順利。過了一會兒,她的丈夫回到家裡。我後來才得知,他恰好在當地警察局裡工作——這算是這趟旅程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了。寒暄了幾句後,我便開口說: 「你叔叔說,我只需要跟你談談房租的事。」 然而事情從這裡開始急轉直下。他先是提到大河家鎮上的旅館價格,接著又說,有寬頻網路的旅館會更加昂貴;而在更遠、規模更大的城鎮上,一間條件不錯的旅館每晚甚至要價288人民幣(以當時的匯率計算約29英鎊)。 「所以,你說說看你覺得價格應該是多少?」 「呃⋯⋯我原本想的是每個月500人民幣(約50英鎊)左右,」我有些尷尬地回答。 這個價格顯然沒有得到對方的認同,我們最後陷入一場既尷尬且出乎意料的討價還價。談判過程中,他堅持每晚不能低於150元人民幣(15英鎊)。從我的角度來看,我明明身處中國鄉間,而且離最近能洗澡的地方得徒步45分鐘;他開出的價格足以讓我在蘭州最好的地段租下一間相當寬敞的公寓。但從他的角度來看,他是在提供一項服務,也希望藉此賺取一些收入。事後回想,我意識到自己的出價確實太低了,因為這筆費用還包含了一日三餐;而從他們的立場來說,讓一個素不相識的外國人二十四小時住在家裡,本身也帶來相當程度的不便。話雖如此,儘管討價還價在中國相當普遍,但九比一的價格落差,確實也顯示出雙方對這件事的認知存在令人尷尬的巨大差異。最後,我很快退回我的「飯店房間」,度過輾轉難眠的ㄧ晚。 當彼此的期待有所衝突 隔天早餐後,我們沿著小徑回去找他的叔叔。當時我已在心中設好自己的談判底線,最多不超過每月1000元人民幣(約100英鎊),不過,最後並沒有進一步談判的必要。我們抵達時,叔叔顯然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立刻開始對我講起過去大學團隊如何經常來他家短暫住宿,獲得熱情招待且支付相當不錯的費用。由於這次也是透過我系上的一位教授牽線安排的,他們以為我的住宿費會由大學或政府負擔。我為這場誤會表達了歉意,並詢問我是否可以在村裡四處看看、尋找其他落腳處,他也同意了。我們最後友好地道別,而我也意識到,整件事情其實可以歸結為雙方期待的不一致。身為外國人,我尋求的是道地、真實的「文化體驗」;但對村民而言,他們更在意的是讓客人得到「舒適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民族誌學者光憑自身的出現,就注定會破壞實驗的純粹性,但在中國,「實驗」本身未必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事是,相關的少數民族或地區能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讓訪客留下正面的印象,同時與相關的主辦或安排機構建立或維持良好的關係。因此,我的接待者原本預想的,是一次短暫而具有教育意義的參訪——我作為貴賓獲得殷勤款待,並支付相應的報酬——但這與我試圖進行的更為真實的民族誌研究方式大相逕庭。 尋找落腳之處…

四人騎著自行車經過一棟紅磚建築,建築中央有石砌拱門與高大的窗戶,兩側綠樹成蔭。

當櫻花落在番薯田

近年來,台灣教會對日本福音的負擔日益劇增。我們看見許多教會每年固定組團前往日本短宣、訪宣,與日本在地教會建立了深厚的互動連結與主內情誼。然而,當我們越洋過海去傳福音時,上帝也正在做一件奇妙的事——祂已親自將日本年輕靈魂,從東瀛帶到台灣這塊番薯田上。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25 學年度國際生來台的統計數字,日本學生持續蟬聯來台學生國籍的第四位。雖然人數維持在八千多人的規模,但細看數據卻發現一個質變:過去日本學生多以短期交換、華語研習為主,如今選擇攻讀學位的學士、碩博士生比例正逐步增加,其分佈更從傳統的學術殿堂(如台大、師大)擴展至技職體系(如台北城市科大)。這群日本未來的菁英與專業技術人才,正成群結隊地踏在台灣這塊番薯田上。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能僅將此視為教育數據的變動。當上帝透過地緣政治的推力(中國內部仇日情緒升溫)與台灣半導體相關產業的拉力(全球領先地位),將這群來自「福音硬土」的年輕靈魂送到我們門口時,台灣教會是否看見了這場「家門前的宣教」契機? 一、 趨勢透視:2025年日本生的宣教地圖 根據最新數據(詳見附錄),日本學生在台呈現「高度集中」且「類型多樣」的特色,這為教會提供了精準的服務據點: 二、 接待日本學生的「宣教心法」:川路傳道的實務建議 面對這群新一代的日本青年,單憑熱情是不夠的。台南聖教會日籍傳道川路女士分享了極具價值的「宣教心法」,提醒我們在番薯田上耕耘時,必須理解日本特有的心靈土壤: 三、 從「日本訪宣」到「在地接待」的轉化 台灣教會已有豐富的對日訪宣經驗,這奠定了極佳的基礎。現在是將這些能量轉化的時刻: 結語:在番薯田上種下櫻花福音種子 台灣半導體相關產業看見的是日本青年的潛能,產學之間合作用優渥條件吸引他們的投入(註);台灣教會應看見他們的永恆價值,用基督的愛款待他們。 「當櫻花落在番薯田」,這不只是人口移動,更是一場上帝調度的神聖差派。求主開啟台灣教會的眼界,讓我們學習川路傳道所分享的智慧,用不強求的愛、高尚的人品與耐心的陪伴,在自家的校園旁接待這 9,000 位日本青年。 讓我們在番薯田上,細心呵護這些櫻花種子,直到他們在基督的愛中開花結果,成為改變台日兩國未來的福音先鋒。 附錄:2025日本學生在台灣前 20 名學校(加權排名) 日本學生加權人年排名(前 20 名) 加權邏輯說明 加權人年 = 學位生 × 3 + 華語生 × 0.5 + 交換/研習生 ×…

A beautiful Mongolian scene with a statue of a horse.

How God Called Me to Mongolia

All of a sudden, what started as a random set of strangers in a country I knew nearly nothing about outside of my middle school world history class, became God’s children whom he loved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in my life.

Light streaming through the curved stained-glass windows of a church.

Providence and Vision

My experience of the election and grace of the Triune God—the providential care of the Heavenly Father, the guarding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on—is truly a testament to what John Newton described as Amazing Grace in his hymn: “grace appeared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