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n to Not Fit In
Through my many travels and encounters, I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non-fitting place is precisely where I am meant to be as a disciple of Jesus among God’s people.
文化
從華人文化、價值觀、習俗與身分認同出發，理解文化如何形塑人們對信仰、群體與彼此的認識。
最新文章
活在「連字號」之間
紅包、綠包、紫包，看似相似的節慶習俗，背後卻有無法完全互譯的文化意義。吳孟翰從馬來西亞、美國與台灣的生活經驗出發，結合保羅書信與基督身體的意象，思考「連字符號」如何讓不同的身分彼此相連，而不抹去差異。
當恐懼擺設供桌
編按：John Walz 在台灣服事超過十四年。本文從一位麵店朋友的問題：「耶穌能怎麼幫我賣麵？」出發，反思鬼月、恐懼、靈界權勢，以及跨文化處境中如何理解人原有的宗教想像，再從那裡開始談福音。這些觀察來自作者多年在台灣生活與服事的經驗，也盼望引發更多關於福音與本土處境的討論。本文原刊於 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經授權翻譯刊登。 農曆七月，台灣各地的人們會準備迎接在鬼月期間來到陽間的遊魂。有些家庭會在門前空地點燈，為這些委婉稱作「好兄弟」的遊魂引路，並在門口擺上食物與其他供品。 這些遊魂是被請到住家附近領受供品，而不是迎進屋內，因此人們通常會準備飯菜、香與其他供品。台灣教育部一則介紹這項節俗的資料記載了傳統觀念：如果供品太少，或準備的飯菜不夠豐盛，「好兄弟」可能會作祟。 雖然農曆七月一般被稱為「鬼月」，按照習俗，人們往往不直接稱這些遊魂為「鬼」，而是稱他們為「好兄弟」。為他們準備的供桌，不只是文化習俗的呈現，也帶有安撫的作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指出，祭拜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防止好兄弟作祟」，同時也祈求家宅平安。 麵店裡的一個問題 我們住家附近有一家朋友開的麵店，讓我看到宗教在台灣日常生活中可能扮演的一種角色。雖然我的朋友自認信奉某個宗教，他的店裡也供著土地公。我記得有一次，我試著向他解釋基督的福音，他很快打斷我，直接問：「耶穌能怎麼幫我賣麵？」 把這些經驗放在一起，讓我想到一種我多年在台灣生活時常遇到的期待：如果宗教有什麼用，它就應該能對眼前的生活帶來實際幫助。 那麼，我們要如何介紹基督，使他不是土地公的替代品，不是另一個求興旺的對象，也不只是防鬼的護身符？ 現實地說，在朋友忙碌的麵店裡，短短幾分鐘不可能讓我完整地重新建構他的世界觀。即使時間足夠，他對這整件事也沒什麼興趣，更不用說讓我從《創世記》第一章開始，向他解釋土地公與宇宙創造主之間的差別。 從桌上的問題開始 不過，他那個問題所反映的交易邏輯，至少給了我一個可以開始的地方。同樣的交易邏輯也出現在鬼月。人們邀請「好兄弟」來吃喝，以供品安撫他們，希望他們享用之後就離開，不要帶來麻煩。與其一開始就逐一糾正這些做法背後的每個觀念，我們可以先從眼前已經擺在桌上的問題開始，讓人看見基督所成就的事。 福音對問題本身以及它的出路有不同的理解。在《歌羅西書》1:12–14 中，信徒與神的關係首先是兒女與父的關係，其他一切都由此而來。神使信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而這份基業有一部分從歸信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屬於他們：「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12–13 節，譯自） 因此，福音所提供的遠超過另一種保護方式。信徒不再需要安撫那些不得安息或帶有敵意的靈體，因為他們已經脫離黑暗權勢的管轄，被帶到基督的統治之下。這不只是在談人死後會發生什麼，而是國度與歸屬的改變，而且從現在就開始。 但這樣的拯救怎麼可能發生？保羅接著說：「我們在愛子裡藉著他的血得蒙救贖，就是罪得赦免。」（14 節，譯自KJV） 一份截然不同的祭 鬼月和福音都把一份「獻上」擺在我們面前，但兩者的差別再大不過。前者是祭拜者預備供品，安撫那些往往不認識、甚至可能帶來威脅的靈體；後者卻是基督親自為信徒獻上自己。前者年年都要重新擺上，後者卻是「一次而永遠」的獻上（《希伯來書》10:10，譯自KJV）。 然而，對一個主要透過與個別靈體之間的交換關係來理解宗教的人來說，「罪得赦免」一開始可能並不像是在回答鬼月習俗所回應的那些現實恐懼。福音在這裡重新界定人的問題，卻沒有忽略把人帶進這場對話的恐懼。我們最深的問題，不是沒有把每一個看不見的權勢都安撫好，而是我們是站在聖潔的神面前的罪人。 基督的血回應了這個更深的問題。他的救贖使罪人得自由；他的犧牲帶來赦免，而這是任何一桌供品都無法換取的。然而，保羅並沒有把這份救贖與信徒對看不見之權勢的恐懼分開來談。同一段經文中，那位藉著基督的血得蒙救贖的人，也正是那位已經脫離黑暗權勢、被帶進神愛子國度的人。這樣的拯救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基督是誰。 保羅稱基督為「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接著他宣告：「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包括「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歌羅西書》1:15–16，譯自KJV）。因此，基督並不是眾多靈體中的另一位，也不是基督教用來取代土地公或其他較低階神祇的對象。他不是位於某個看不見之權勢階級體系的最高處，而是以創造主的身分超越整個體系。一切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權勢，都因他而存在。 這也改變了我那位麵店朋友所問問題的性質。耶穌並不是單純提供一個更好的「保佑」。他的權柄與那些祭拜者試圖安撫的靈體，在本質上完全不同。那些原本可能使人恐懼的權勢，本身都在基督的權柄之下。 我親自認識一些從傳統宗教背景信主的台灣基督徒。他們信主之後，逐漸看見基督所獻的祭與自己從前所獻供物之間的差異。他們不只可以比較兩種獻上本身，也能比較它們帶來的結果。耶穌不再只是另一套儀式，也不是用來取代土地公的新對象。信靠他，意味著重新確定自己屬於誰、效忠誰，並據此重新安排生活。他們已經被「遷到他愛子的國裡」。 先聽懂對方在問什麼…
Learning to Be Still
Sometimes another tradition gives us language for something we have encountered in our own lives but have not yet been able to articulate clearly.
在氂牛、寺院與記憶之間
編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編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暫譯：兩個中國的故事），內容取材於他在中國大陸生活及進行民族誌研究的十五年經歷。第一篇反思「中國」這個單一概念下常被掩蓋的多樣性；第二篇則記述他在甘肅保安族群體中的田野調查。在本篇中，巴蒂進一步深入甘南的藏族草原。透過家庭生活、飲食、語言、宗教，以及一段意外憶起的早期基督教存在的記憶，這篇摘錄文再次帶領我們一窺那些使「中國」這幅圖像比想像中複雜、遠非單一樣貌的文化世界。 2016年夏天，我的韓國朋友兼博士班同學昌敏邀請我前往甘肅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那裡也是他學術研究的重點區域。我們從整潔卻平淡無奇的州府出發，搭了幾個小時的巴士，深入草原，來到偏遠的瑪曲縣。瑪曲這個名字源自藏語「黃河」之意，而縣城就坐落在黃河第一個大轉彎處。抵達縣城後，我們受到昌敏的學生聯絡人羅桑接待。他先盛情款待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火鍋，接著開車帶我們上到當地的寺院。城裡較為虔誠的居民正全神貫注地觀看戴著面具的僧侶進行宗教儀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似乎同樣滿足於把這一天當作假日，在寺院周圍的草地上享受野餐。最後，我們啟程前往羅桑的家，一路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顛簸了四個小時。沿途經過正在吃草的犛牛和馬匹，並一路沿著蜿蜒的河流前行。清澈的河水映照著低垂的雲朵，形成宛如鏡面般的絕美倒影。 天下黃河貴德清 這句名言所指的是下游更遠處的一個縣，出自一位前來造訪的官員之口。在中國，這種由地方官員親口說出的話，幾乎就是對一個「眾所周知的真理」最終極的認證；但這句話其實同樣可以用來形容瑪曲，或黃河上游的任何其他地區。在青藏高原邊緣的這片高地上，河水清澈純淨、自由奔流，與下游充滿泥沙的洪流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黃河一路蜿蜒三千英里，最終流入渤海。 我們終於與大河告別，駛入一望無際的純草原。途中，我們經過一個獨自站在山坡上的男孩，看起來頂多八歲，正看守著山坡另一側的一群氂牛。小路最終帶著我們沿斜坡向上，來到羅桑的家：一座單間土培小屋，旁邊搭著一頂以氂牛皮製成的遊牧民族「黑帳篷」。不遠處還搭著另一頂較小、較為傳統的帳篷，原來是為昌敏和我準備的。我們面前的地面緩緩向下傾斜，通往下面的山谷；羅桑家族有大約一百四十頭氂牛和綿羊、兩頭棕色黃牛，以及幾匹藏馬，悠然散落在山谷間覓食。在黑帳篷的鐵爐旁，羅桑的嫂子為我們做了一頓由米飯和羊肉組成的晚餐。飽餐一頓後，我們回到自己的帳篷準備休息。然而即使在甘肅酷熱的夏季，穿上厚重的禦寒衣物及蓋著兩條毛毯，仍難抵海拔3500公尺高原驟降的氣溫。 第二天清晨，我們仍在黑帳篷裡休息時，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呼喊，說有三隻流浪藏獒闖入了牧場，正在咬殺綿羊。幾名年輕的家族成員聞聲衝下山坡驅趕它們。然而為時已晚，其中一隻羊已經被咬死；但我們隨後幾餐的主菜也因此而定。羅桑、他的表哥和叔叔立刻著手處理那隻死去的羊；另一方面，羅桑的弟弟扎西則專心處理自己手邊的任務。扎西是個頗有型的牧民，留著及肩長髮；他正在修理用於驅動水井水泵的發電機；修好後，他順利為牛槽加滿了水。一整天之中，男人們輪流看守牛群和羊群，熟練地騎著藏馬或摩托車穿梭於山谷之中。到了傍晚，紮西的妻子（一位精通畜牧與烹飪的能幹女性）將隔天早上要擠奶的母氂牛一一繫好，並俐落地把幼崽與母牛隔開過夜，不顧母牛們的各種抗議哞叫聲。 到了晚餐時間，羊肉連同用小腸製成香腸的內臟都已準備就緒。幸好當時的我還沒有想到吃下被流浪犬攻擊致死的動物可能會有什麼問題；我想昌敏大概也沒有多想。若我們當時衛生意識太強，這頓飯恐怕會陷入尷尬的局面。但實際上，我倆毫無顧忌地大快朵頤，而且完全按照真正的遊牧民族方式吃飯：沒有餐盤，也沒有任何多餘的講究，就是一手拿著一大塊肉，另一手握著短柄刀。除了羊肉和氂牛肉之外，這一帶最主要的主食，是以烘焙過的高原大麥製成的糌粑（tsampa）；人們食用時會用手將糌粑與茶和氂牛奶油揉捏混合；我們第二天早晨也體驗了這一過程。這時，羅桑的父親登場了。他性格溫和卻頗有威嚴，臉龐因多年在高原上勞作而飽經風霜。他滔滔不絕地稱讚糌粑的健康益處，還說糌粑是達賴喇嘛每天早餐的首選。不過，這一切都是透過羅桑的翻譯傳達給我們的，因為他的父親和弟弟扎西都不會說中文——這在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是愈來愈罕見的現象。但至少在此時此刻，我們欣然滿足於這片廣袤土地偏遠一隅依然保留著的——就各種實際意義而言——藏族風情。 在草原上享受了幾天田園詩般的夏日生活後，我們準備回到縣城，參加備受期待的年度賽馬節。雖然羅桑這幾天平穩地開著車載我們在上山跑，但我們這時才知道他其實沒有駕照；他擔心交通警察會在賽馬節期間大舉出動，抽查駛入城內的車輛。我主動提出由我來開，但我沒帶著中國的駕照，按當地法律這樣仍屬於違規。昌敏倒是隨身帶著駕照，但他沒有信心開車，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在一般道路上開過車了，更別說這種泥土小路。我們斟酌了一陣子，思考究竟要冒著被逮捕還是發生車禍的風險，羅桑最終同意還是由他來開車。為了在天黑後才進城，我們一直拖到傍晚時分才出發。再加上大陸司機慣用的招數——和對向駛來的車主打聽前方的抽查情況——我們一路順利地抵達目的地。由於多數旅館早已客滿，我們最終找到一家便宜但寬敞的青年旅舍。與羅桑以及一同進城的扎西在外面吃完晚餐後，我們便在此安頓下來。 隔天早上，當我們抵達比賽場地時，我對「藏族牧民自由馳騁於草原上」的那種多少有些天真的想像，立刻就被現實打臉了。眼前是一座正式的賽馬場，設有馬匹的起跑閘位、開幕典禮，以及政府官員一如往常發表的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族團結」的演講。然而，這些絲毫沒有減損觀眾的熱情。觀眾擠滿了看台兩側的草坡，為騎手們加油吶喊：有留著辮子、搖著轉經筒的白髮老婦；有穿著長袖T恤、佩戴珠串項鍊並抱著孩子的母親；也有身著時髦西裝的年輕人。儘管官方儀式相當正式，藏族特色也依然展露無遺。有些騎手甚至不使用馬鞍，直接騎在馬上；負責頒獎等儀式的人員則身著優雅而彼此相配的男女藏袍（chuba）。最後，雖然也有一些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參賽者，但拔得頭籌的仍是來自高原地區的騎手。在兩千公尺決賽時，昌敏和我ㄧ人花了五十元，從草坡移到看台上觀看。來自青海循化縣的騎手包攬了第一名和第三名，冠軍僅以微弱優勢險勝來自拉薩的組合。 我的藏區之行幾天後在風景如畫的郎木寺鎮劃上了句號。這座小鎮坐落在甘肅與四川兩省交界處，海拔3300公尺，兩側各有一座金頂閃耀的寺院，背景則是巍峨壯麗的群山。我系上的一位教授自作主張推薦我參與一部紀錄片系列的第一集。這部系列紀錄片沿著白龍江展開，而白龍江的源頭就在小鎮西邊不遠處。在節目中，我扮演一名尋找羅伯特·埃克沃爾（Robert Ekvall）遺跡的遊客。埃克沃爾是一位1930至1940年代活躍於此地的美國宣教士，對這一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並在當地創辦了一所學校。拍攝過程中，我有幸訪問一位年長的藏族婦女。她還記得自己年幼時曾見過埃克沃爾。然而，即使事隔多年，她坦率的回憶還是讓我略感吃驚，其中似乎沒有任何對往昔歲月的懷舊之情。她直截了當地說，人們尊敬這個人，但並不接受他的基督教。她接著強調，由於宗教因素，當時有些孩子甚至被禁止去他的學校上課。無論如何，後來我便與導演團隊失去了聯絡，也不知道她的話或我的角色最後有沒有出現在節目中。當然，除了幾年前在蘭州參加一場表演，我曾穿著藏族服飾接受一次簡短的訪問之外，那大概就是我在中國電視圈全部的演藝生涯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趟旅程卻成了一個起點。因為在那之前，我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保安族及當地其他穆斯林群體上。然而，第二年，當我有機會為一本關於青海和甘肅藏區的歐洲出版物撰寫章節時，我決定擴大研究範圍，將熱貢地區的佛教群體也納入其中。大約一個半世紀前，保安族人遷徙離開熱貢時，這個佛教群體便留在了原地。於是，我跨出了從穆斯林世界走進藏族世界的一大步。
蓋章與協商
編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編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暫譯：兩個中國的故事），內容取材於他在中國大陸生活及進行民族誌研究的十五年經歷。繼第一篇介紹該書試圖超越單一、扁平的中國面貌之後，巴蒂在此篇將焦點轉向他在甘肅保安族群中的田野調查。這段始於尋找研究地點的過程，最終演變成一場交織著審查許可、官僚體制、熱情款待，以及在跨文化接觸中，外來者與在地社群抱持的不同預設的故事。 重返積石山 公車轉過街角，沿著主幹道駛入積石山縣城吹麻灘；儘管四周不斷聳立起嶄新的高樓住宅區，這座小城仍設法保有傳統小鎮的風貌。我的行程此刻已大致到一段落：從蘭州向東南行駛兩個小時抵達臨夏——這座州府城市素有「中國的小麥加」之稱；接著只需再花一個多小時即可到達目的地，因為最近開通的隧道大幅縮短了穿越大山的車程。 積石山的正式名稱為「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因境內居住著三個穆斯林少數民族，使積石山成為該地區較敏感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之一，因而對外國人的管制相對嚴格。幾個月前，在我前往該縣進行為期數天的保安族語言調查後，我行程的消息傳回了蘭州大學的國際學生部門。不久後我便接到電話，要求我解釋為何「未經許可」前往該地——當時的我並不知道，像這樣短暫的行程竟然也需要取得許可。就在那個星期，我巧遇了一位幾年前在前往天水的「外國專家」行程中結識的友善警察，他提議用警車順道載我回學校。他的同事也上了車，我們便聊了起來，對方問了我的名字。「噢，你就是那個沒拿許可就跑去少數民族地區的外國人啊。」這對我的研究生涯來說可不是個好的開端，但好在後續並沒有衍生出什麼大問題。在中國的外國人之間流傳著一句話：「請求原諒比請求許可容易得多」，我發現這通常是個實用的原則。背後的邏輯是：即使某件事情完全合法且過程簡單，但若你試圖先取得官方許可，可能反而會讓掌權者擔心其中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進而拒絕你的申請。但另一方面，如果事情已經做了，你只需要為越過某條界線而道歉，通常就不會有人再多說什麼；因為相關主管部門也不希望讓外界過度注意到任何發生在自己管轄範圍內的問題。 官僚體制迷宮 無論如何，幾週後的2013年春季，我又來到了這裡，這次帶著一項任務量更重、也可能更有趣的使命：與當地一個保安族家庭住在一起，進行碩士學位的田野調查。這一次，我帶齊了相關文件，除了蘭州大學核發的標準許可信之外，還包括一封額外需要該縣文化局、教育局和宗教事務局審核蓋章的文件。之所以會多出這道繁瑣的官僚手續，是因為發生了一起打破上述邏輯的例外：我的朋友兼同學查理（已與家人落腳在其中一個村莊）一年前曾在未經官方批准的情況下，自願在當地小學代課一天；警方的回應是收緊相關規定，不僅針對他，也連帶限制其他所有試圖在該縣居住的外國人。 因此，我的第一站是文化局局長的辦公室；查理先前已與他建立良好的關係，而他確實十分大方且樂於相助，也順利為我蓋章。隨後他安排一名助理陪我前往其他幾個局辦理手續，我們首先前往宗教事務局，卻被告知主管們當時正在開會。等了一會兒後，我們決定不再繼續等下去，我便提議先去教育局看看。那裡的負責官員雖然在場，卻拒絕在信上蓋章，要求我先拿到公安局（PSB）以及「Baomiju」的印章；後者是我當時必須查字典才能理解的詞彙，意思是「國家保密局」之類的機構——至於像積石山這樣的小縣城是否真設有這樣的局處，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文化局的那位助理表示不願陪我前往公安局。深知「關係」在中國重要性的我便告訴他，我很確定如果沒有他陪同，我是不可能拿到印章的。於是他建議回頭找文化局老闆尋求建議。局長建議我們放棄繼續跑流程蓋章，直接前往大河家當地的派出所（那是離我即將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城鎮，搭小麵包車過去大約半小時），出示蘭州大學的許可信即可。他的建議奏效了，在地派出所的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沒有人提到還需要取得相關部門的許可。我終於可以前往安排好的住處村落：大墩村，一個講保安語的傳統村落，也是當地聞名的「保安三村」之一。只不過我很快就會發現，事情原來還是沒有那麼簡單。 出乎意料的歡迎——以及一場令人不自在的協商 從大河家搭了約十分鐘的小麵包車，沿著塵土飛揚的小路穿過農田和稀疏的林地，我來到了位於大墩村中心的小學。我跨過小徑，前往事先安排好的寄宿家庭打聽，但由於屋主當時正在翻修房子，我便被轉介到住在前方不遠處的姪子家。到了新的住處，我受到姪媳婦瑪彥（Mayan）的迎接，她帶我前往我的房間。那是一座典型的鄉村四合院，由幾間平房式住宅圍繞著中央的露天庭院而成。我驚訝地發現我的房間看起來很像旅館：硬磚地板上鋪著紅地毯，甚至還配有一台連接著寬頻網路的電腦，這在當時的村莊裡可說是相當罕見。我很快便和這對夫妻八歲的兒子馬彪（Ma Biao）以及他的朋友熟絡起來。兩個孩子對這位新來的「外國叔叔」非常興奮，因為他們認為外國人天生就很會使用科技，能幫他們在電腦上下載一款摩托車遊戲。然而，我顯然沒能成功完成他們期待的任務，這似乎馬上讓我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跌了一截。 過了一會兒，女主人招呼我到主屋吃晚飯，請我坐在他們的「炕」上。炕是一種用磚頭或石頭砌起、底部可以燒火加熱的高台，平時用來用餐、睡覺和社交。我一邊吃著瑪彥準備的麵疙瘩，一邊和她以及她的婆婆聊天，滿足地覺得一切似乎進行得相當順利。過了一會兒，她的丈夫回到家裡。我後來才得知，他恰好在當地警察局裡工作——這算是這趟旅程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了。寒暄了幾句後，我便開口說： 「你叔叔說，我只需要跟你談談房租的事。」 然而事情從這裡開始急轉直下。他先是提到大河家鎮上的旅館價格，接著又說，有寬頻網路的旅館會更加昂貴；而在更遠、規模更大的城鎮上，一間條件不錯的旅館每晚甚至要價288人民幣（以當時的匯率計算約29英鎊）。 「所以，你說說看你覺得價格應該是多少？」 「呃⋯⋯我原本想的是每個月500人民幣（約50英鎊）左右，」我有些尷尬地回答。 這個價格顯然沒有得到對方的認同，我們最後陷入一場既尷尬且出乎意料的討價還價。談判過程中，他堅持每晚不能低於150元人民幣（15英鎊）。從我的角度來看，我明明身處中國鄉間，而且離最近能洗澡的地方得徒步45分鐘；他開出的價格足以讓我在蘭州最好的地段租下一間相當寬敞的公寓。但從他的角度來看，他是在提供一項服務，也希望藉此賺取一些收入。事後回想，我意識到自己的出價確實太低了，因為這筆費用還包含了一日三餐；而從他們的立場來說，讓一個素不相識的外國人二十四小時住在家裡，本身也帶來相當程度的不便。話雖如此，儘管討價還價在中國相當普遍，但九比一的價格落差，確實也顯示出雙方對這件事的認知存在令人尷尬的巨大差異。最後，我很快退回我的「飯店房間」，度過輾轉難眠的ㄧ晚。 當彼此的期待有所衝突 隔天早餐後，我們沿著小徑回去找他的叔叔。當時我已在心中設好自己的談判底線，最多不超過每月1000元人民幣（約100英鎊），不過，最後並沒有進一步談判的必要。我們抵達時，叔叔顯然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立刻開始對我講起過去大學團隊如何經常來他家短暫住宿，獲得熱情招待且支付相當不錯的費用。由於這次也是透過我系上的一位教授牽線安排的，他們以為我的住宿費會由大學或政府負擔。我為這場誤會表達了歉意，並詢問我是否可以在村裡四處看看、尋找其他落腳處，他也同意了。我們最後友好地道別，而我也意識到，整件事情其實可以歸結為雙方期待的不一致。身為外國人，我尋求的是道地、真實的「文化體驗」；但對村民而言，他們更在意的是讓客人得到「舒適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民族誌學者光憑自身的出現，就注定會破壞實驗的純粹性，但在中國，「實驗」本身未必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事是，相關的少數民族或地區能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讓訪客留下正面的印象，同時與相關的主辦或安排機構建立或維持良好的關係。因此，我的接待者原本預想的，是一次短暫而具有教育意義的參訪——我作為貴賓獲得殷勤款待，並支付相應的報酬——但這與我試圖進行的更為真實的民族誌研究方式大相逕庭。 尋找落腳之處…
多元的中國
當我們談論「中國」，究竟看見了多少個中國？從北方城市到西北少數民族社群，旅居中國十五年的梁澤修試圖超越辯護與批判的兩極，帶領讀者看見那些無法被單一敘事概括的生活、信仰與掙扎。
Traveling to China
If you’ve been thinking about visiting China and wondering if you should go, I say DO IT!
When the Spring Festival Meets Lent
How can the joy and festivity of the New Year blend with the sorrow and self-denial of Lent?
On Patience, Peace, and an Ordinary Afternoon
In a world trained to look for conflict and clarity, choosing to notice patience and harmony may itself be an act of faith.
馬年新春禱告曆
當人人祝願「馬到成功」，這份新春禱告曆邀請我們先慢下腳步，在熟悉的年節習俗中重新定睛於神，為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守望。
Horse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ible
The qualities often celebrated through the horse in Chinese culture—strength, perseverance, diligence, endurance—may rightly be received as genuine gifts of common grace. And yet Scripture insists on a boundary we forget at our peril: the horse cannot 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