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到來的第三波反基督教運動？
當我們多數生活在西方的人，對中國在商業、科技與外交等層面向西方開放感到著迷時，其實在表面之下，正發生著一項微妙卻重要的轉變。儒家思想，連同佛教與民間宗教，正在復興之中。若我們以為基督教會在中國持續成長（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是：教會的成長已開始趨於平緩，在某些領域甚至可能出現下滑），普渡大學的楊鳳崗博士指出，對孔子的崇拜正顯著上升，而儒家思想也逐漸以「宗教」的形態重新浮現： 一場強而有力的社會運動已在中國興起，致力於將儒家思想復興為一種宗教。此外，也有人試圖推動儒家成為國教。儒家的倡議者、熱衷支持者以及較為勉強的支持者，涵蓋了學術界學者、大學生、經濟與社會企業家，以及政府官員。 這可能是真的嗎？如果真是如此，西方應當如何回應？ 除了震驚與難以置信外，我們必須向歷史學習。近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信仰的迷戀，尤其在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期，不應使我們忽略一個事實：這其實是例外而非常態；是罕見的機會窗口，但從歷史長流來看，絕不是常態。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對基督教抱持抗拒態度；事實上，我們可以從兩次主要的反基督教浪潮中學到許多重要的教訓。 第一波反基督教浪潮發生於同治中興時期（1862–1874）。兩次鴉片戰爭（1839–1842、1856–1860）及其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在西方列強面前備受屈辱，也暴露出國家極需現代化的現實。當時的皇帝尚年幼，實權掌握在攝政後的慈禧太后手中；她以鐵腕統治中國，直到1908年去世。 慈禧太后掌權期間，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員開始推動近代化建設，例如創辦中國第一所現代語言學校（設於江南製造局內；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曾一度擔任校長，並延攬另一位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前來任教），並透過總理衙門（一個相當初步的「外交部」）與外國人交涉。然而，慈禧太后及其所倚重的宦官勢力卻希望「把時鐘往回撥」；她從未信任過外國人。這股反動、排外氛圍的高潮，便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外國人遭屠殺事件）。Mary Clabaugh Wright在其著作的書名中，精闢地道出其核心論點：《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同治中興，1862–1874》。 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士紳（即擁有土地的讀書人）與官員（帝國體制下的地方官吏）開始猛烈反對基督教。他們製作並張貼圖像化的告示（類似政治漫畫），將基督教主教描繪成豬頭（利用「主教/豬教」的諧音雙關），指控傳教士所辦的孤兒院挖取少女的眼睛以製作西方醫藥，並將基督教的洗禮誤解為淫亂儀式、把聖餐曲解為食人行為。傳教士與士紳之間資訊流通的匱乏，是導致這種嚴重誤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士紳們往往選在各省省會舉行科舉考試期間散發這些材料，因為那時不論知識分子或一般百姓都會聚集一處。就我們的討論而言，這一波反對浪潮的重點在於：知識分子及其身為地方官的同僚，是站在「傳統中國文化」的立場上反對基督教的。基督教被視為一種西方的、外來的、野蠻的宗教。當中國文明受到威脅時，儒家、道家、佛家以及民間宗教便以「中國文化」之名結成同盟，共同對抗這個名為基督教的西方怪物。（參見Paul A. Cohen《中國與基督教》，以及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這兩本書都指出了同樣的論點。） 如果說中國知識分子是從傳統「中國文化」（至少由四種思想/宗教傳統所構成的綜合體）的立場來反對基督教，那麼1922至1927年的反基督教運動，則是性質迥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也就是五四運動的年代（1915–1927）。1911年10月10日，在名義上由孫中山領導之下，中國一夕間成為共和國；然而實際權力卻掌握在袁世凱手中。袁在1915年出賣中國，使國家淪為日本的附庸，並於1916年稱帝。袁世凱於1917年去世後，中國隨即陷入軍閥割據、內戰不休的時期（1917–1927）。 1911年曾為共和成立滿懷振奮的知識分子，到了1915至1916年間卻陷入深切的絕望之中。他們在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作人等人的帶領下（陳獨秀與李大釗於1921年7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領袖），展開五四運動（或稱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起初的目標，是向現代西方學習，塑造一整代「新青年」：具有前瞻眼光、科學精神、獨立精神，並且勇於走上中國歷史舞臺的前線，開創一個嶄新、自由、現代而民主的社會。 1915至1919年間，陳獨秀幾乎全盤引進現代西方思想；於是在1919年5月4日，學生們走上街頭，抗議日本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企圖。這場行動迅速演變為全國性的罷課、罷工與抵制日貨運動。五四事件象徵著1911年之後，中國學生組織成為一股具有實質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此後抗議行動接連不斷，一直持續到1927年4月12日。 在1919年之後這種高度熾熱的政治氛圍中，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成立。到了1922年4月（僅僅九個月後），中共的青年部門（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動並組織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隨後，大學教師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非宗教大同盟」。這些團體從現代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反對基督教，認為基督教違反科學與理性原則，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這些知識分子巧妙地利用西方思想工具（馬克思主義）來反對西方宗教（基督教）。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其著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中指出，當儒家思想在中國瓦解時（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象徵著這一瓦解的開始），中國人更傾向以外來貨幣（即基督教）來支付精神瓦解的代價。於是，基督信仰成了文明危機的代罪羔羊。 為什麼回顧這段歷史至關重要？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包括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共通點與差異——可以直接追溯到五四時期的反基督教運動（參見Jessie Gregory Lutz與Ka-c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