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观物:在剑桥谈华人神学
这场会议呈现的不仅是对华人教会论的不同见解,其中有些甚至把这个词的诠释推到了极限;更让我眼界大开的,是与会者对「视角」本身何以重要,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这场会议呈现的不仅是对华人教会论的不同见解,其中有些甚至把这个词的诠释推到了极限;更让我眼界大开的,是与会者对「视角」本身何以重要,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知道我们最终的归宿,不仅带来对未来的盼望,也改变了我们今天面对哀伤的方式。
华人易抱团,但未必能团结,加上新教分裂的基因,短短两百年的教会发展已经山头林立。
适逢世界华福中心(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成立50周年,于马来西亚古晋举行的第十届华福大会,是一个致敬过往、思考未来的重要时刻。同时,这次聚会也让华人福音运动在前行过程中所面对的几项关键张力浮上台面。 在开幕会上,华福总干事董家骅牧师将今日的华福事工定位于不断成长的全球华人教会历史脉络之中。与会者一同颂唱华福会歌,并聆听曾形塑华福传承的历任领袖分享。在接下来几天的聚会中,大会专题讲员和座谈小组则从不同面向探讨教会展望未来时所面对的各项挑战,其中许多主题呼应两年前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洛桑大会(Lausanne Congress)所探讨的议题,包括移民与流离失所者、整全使命、受造界关怀、Z世代、教会内部的文化变迁,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等等。 历久不衰的主题 这是我过去25年来第三次参加华福大会,看到几个反覆出现的经典主题再次登场,并不感到意外。不止一位讲员提到中餐馆遍布世界各地的例子,指出既然华人无所不在,华人教会也理应遍布全球。数名讲员谈到年轻一代的流失——他们在传统华语教会中找不到归属感,因此转往其他地方,或什至彻底离开教会。伴随这番分析而来的,是相当程度的反思自省,讲员们也问道,为什么改变华人教会文化如此困难?那句耳熟能详的呼唤——“华人,你在哪里?” 再次强化了这种感受:过去50年来,尽管华人教会积极动员,以及无论有意或无意地散居世界各地,华人在全球宣教队伍中的比例仍然相当低。 华福过去所走的道路与未来将要面对的方向之间的张力,在大会中十分明显;这不仅体现在大会所谈论的内容上,也体现在谁能够发声,以及哪些声音仍未能被充分听见。 年轻领袖仅占华福与会人数的15%,多少加深了这样的感受:华福似乎更多地代表过去,而不是未来。作为全球散居华人的通用语言,大会以华语(普通话)为主要语言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这却让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领袖缺乏参与对话的空间(假设他们选择来到大会)。尽管大会为35岁以下的参与者设计专门的聚会,但整体讨论似乎仍围绕在年轻一代如何在既有华人教会的传统与阶级制度中找到立足之处,而不是如何开创新的道路。 与其哀叹年轻一代流失至多元文化教会或非华人教会,何不转而庆祝这些年轻的华人基督徒正在将华人教会的见证带至传统身分的藩篱之外?董家骅牧师在闭幕致词中提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想法,即未来或许可以举办华福青年大会。鉴于此次大会年轻领袖相对稀少,这或许是极具意义的下一步。 中国的沉默多数 而华人教会另一个重要群体虽然出席了,却大致保持沉默。中国基督徒占全球华人基督徒的大多数,但他们几乎没有出现在讲台上(尽管ㄧ些人积极参与下午的分组讨论)。政治因素与安全考量无疑是他们缺乏公开能见度的原因之一。然而,将他们排除在对话之外,不仅使全球华人教会无法汲取这群基督徒数十年来在逼迫与反对中忠心持守信仰所累积的宝贵洞见,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大陆教会与海外华人教会之间的神学鸿沟——前者的 “十字架神学” 在亲身经历中淬链而成;后者则是在截然不同的土壤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为两者提供一个能彼此交流、让思想相互激荡并丰富彼此的平台,似乎是一项当务之急,尤其在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基督徒加入全球华人教会行列之际。 在这两个群体(年轻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与中国基督徒)之中,不乏位于全球宣教最前线、富创新精神且勇敢的仆人。作为一个致力于动员华人的宣教运动,华福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全然拥抱这两股力量。 合一的代价 “和好” 是贯穿整个大会的一个反覆出现的主题。施达基金会(Cedar Fund)的冯韵儿博士提到,当 “万物与上帝和好,万物都被更新” 时,便能找到真正的平安(Shalom)。多中心领导领域(Polycentric Leadership)的先驱、国际神学院的叶仁爱教授则谈到在种族、阶级、性别与年龄上实现和好的必要性。马鞍峰教会的华理克牧师(Rev. Rick Warren)指出,缺乏合一正是大使命尚未完成的原因,并呼吁与会者追求合一、视合一为普世宣教的关键。 要真正拥抱未来,而非仅止于展望,需要在敬仰历史及过往传统的同时,不被其所束缚。而这不只需要新领袖与新思维;面对华人教会深深根植于组织结构与教会关系阶级中的强大文化惯性,单靠这两者仍不足以带来改变。香港Island ECC教会的吴锦波牧师(Albert…
改变若未被充分说明,容易被旧有经验误解;叙事若未伴随结构与实践,也可能停留在口号。
Jacob Chengwei Feng clarifi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entecost historiography and Pentecostal historiography, explaining how the Pentecost narrative in Acts 2 offers a lens for retell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Next time you are riding the subway, in a transfer station, or looking at a subway map, be reminded that the Bible has also been carefully written and designed as an interconnected whole.
福音的美,往往在论证无法触及之处打动人心。文化护教学提醒华人教会:真理不只需要被解释,更需要透过恩典与爱被真实地活出。
How can theology once again become the heartbeat of the church?
His story reminded me of my mother’s perseverance through her own trials—a resilience that rarely announced itself but became a legacy to the next generation.
China’s Church Divide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fraugh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the Vatica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focusing on the post-Mao reform era that began in the late 1970s.
当一个民族接受基督教之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重新审视并摆脱自身传统文明和文化中的那些对基督教信仰会产生异化和混合的元素。因此,不仅要有信仰、伦理、道德方面的悔改,更要有理性和灵性方面的悔改和洁净。即使从民族主义的角度,通过汲取基督教的宝贵资源,更新和提升本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也十分必要。这一点,华人基督徒一直有高度的共识。早在唐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对此进行了高明深刻的阐述。 由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影响,华人新教基督徒在灵魂得救之后,仍然难以摆脱这些古老信仰意识形态的旧皮囊。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诺斯替主义,寄生在华人的集体潜意识中,就仿佛麦子地里的稗子,捆绑甚至异化了基督徒的理性与灵性,以及头脑和心理。令人惊奇和遗憾的是,华人基督教团体,至今尚未形成这样的集体觉醒意识。 诺斯替主义,也被恰当地译为灵知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概念始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但至今尚未得到成熟的建构。早期教父和教会曾将采用诺斯替主义路线的基督徒人物,定为异端,及时肃清了西方基督教内部的这种哲学与宗教之酵,但也导致后人对此失去了基本的认识和警惕。 1、华人诺斯替主义对思想认识论和理性思维的禁锢 根据我的定义,诺斯替主义是一种“感觉主导理性”、“心理主导头脑”、“主观决定客观”的玄学认识论。换而言之,这是一种“内观型认识论”(introvert-insight epistemology),包括“主观经验认知方法”和“直觉思维模式”。道教和佛教,都是典型的诺斯替主义宗教。例如,老子的“无为忘我”,庄子的“齐物丧我”,禅宗的“悟空无我”,以及宋明儒家的“心即理、性即理”,对应佛家的“心即佛”,道教的“心即道”,都属于这类的诺斯替主义认知,强调淡化甚至放弃自我意识。 这些传统诺斯替主义的认识论,对华人基督教的思维模式和心理模式,产生了全面深刻的误导影响和污染。例如,《约翰福音》将 Logos 译为“道”,引入了道教的概念之酵。《新约》中的“头脑”,则常被译成儒家的“心”;儒家误认为“心”的功能是思考。作为佛家的“冥想”,在于搁置大脑;而基督教的默想,在于运用大脑。因此,在传统的诺斯替主义认知模式中,华人重视悟性、直觉,习惯性的头脑内视(内观),跟着感觉和情绪走,追求某种含糊不清的感动,经常表现为非理性、反逻辑、似是而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自我意志和自我感动代替理性思辨和分析判断,甚至放纵了情欲,放弃了人的理性责任,最终导致头脑功能退化进入愚昧。 这种传统诺斯替主义的认知模式,与理性头脑的认知模式,如影随形,对华人心理和人际关系,造成严重的捆绑。此外,华人“文学至上”的教育传统和感觉性文化,也进一步强化了诺斯替主义的心理模式和认知模式。例如,华人在发表观点的时候,无论精英还是一般民众,一律是口头禅“我觉得”,极少说“我认为”。对于华人基督教来说,诺斯替主义还一直是异端的温床,并导致华人神学层次难以进深。 2、华人诺斯替主义对基督教灵性论和灵修的误导 传统的诺斯替主义,不仅束缚了华人的理性,还异化了华人基督徒的灵性论和灵修。儒家虽然属于传统显学,相当于西方的自然神论意识形态(亚里斯多德的路线),但是其“修心养性”,重视与某种“气”(能量)的接通,本质上也是一种玄学(隐学)式灵修。例如,儒家的书法练习,就是一种典型的灵修方式。因此,华人新教徒操练东正教灵修,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就会不知不觉进入诺斯替主义的灵修模式。例如,念诵耶稣祷词的时候,会自动采用儒家认识论影响的“心祷”,佛教的“悟祷”,以及道教的“呼吸祷”(和内观式意守腹部的丹田/肚脐部位——)。 儒家式的“心祷”,容易让华人基督徒酝酿感情和放任情绪,进入自我感动的漩涡;佛教式的“悟祷”,容易让操练者跟着感觉走,进入禅宗的虚幻飘渺;道教式的“呼吸祷”,容易让操练者的意识跟随气息吐纳而忘记思想,进入庄子的“蝴蝶梦”。上述三种异教灵修的意念聚焦方式,都属于内观型(即内视型),刻意压制理性,放弃逻辑,绕过大脑的判断思维,甚至放空大脑,从而进入潜意识;这正是诺斯替主义的灵修状态。注意,华人的诺斯替主义属于内观型认知,但并非内省型(introspection)——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华人基督徒一旦进入这种三教同源的灵修模式,那么读经、祷告、默想和操练耶稣祷词的时候,就无法避免灵界的黑暗势力和负能量的入侵。严重的情况下,将会污染信徒的生命(身体、头脑、心灵)和灵性,并束缚教会的权能,甚至出现假先知和假师傅。事实上,华人基督教早已出现了采用禅宗和道教灵修方式的异端和邪教。如今,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现的儒家化潮流,也是一种属灵的混合主义。关于华人传统儒释道的灵修及其黑暗的灵界背景和可怕后果,参看笔者的《冲破灵界的黑暗》。 3、通过传统的东正教灵修,摆脱华人基督徒的诺斯替主义 灵界和这个世界一样,充满了危险。因此,清除华人基督教当中的诺斯替主义,势在必行。东正教的灵修和儒释道的诺斯替主义灵修,如同麦子和稗子,两者具有高度的表面相似性。例如,都强调“静”的状态,都重视“心”的角色,且都能获得属灵超自然“能量”的体验——这种相似性,正是危险所在。因此,华人基督徒操练者区分两者,会非常棘手;这不仅因为诺斯替主义如转动的影子难以捕捉,更因为圣灵论和灵界论是基督教神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 与华人诺斯替主义的“感觉主导、压制理性、搁置头脑”及其内观法不同,东正教的灵修高度重视“理性把关、头脑作主、搁置感觉”及其外观法,并具有教义性的内省功能。天梯约翰在其著作的一开篇就指出:“上帝创造了理性的生命,赋予他们尊贵的自由意志。”他还提供了通过理性注意力操练灵修的具体方法——思想意识的高度聚焦。“要不停地与你的思想斗争,稍一走神就召它回来……不断地收回念头。……“此外,即使是情绪的发动,也应当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不是反之。“眼泪是思想的产物,而理性的头脑则是思想之父。”东正教的灵修资源,对头脑综合认知能力的更新和升级,令我和朋友们惊奇。 清除诺斯替主义之酵、收复“认识论”高地的最简洁方式,莫过于正确理解和操练东正教的耶稣祷词之灵修。这种方法,有助于恢复并强化理性头脑的主导地位,获得超越自己的视角,增强对真理的敏感,以及获得圣灵中的神圣能量体验。根据我们 “西奈山团契” 东正教灵修的经验总结,操练者需要遵守五大原则:1、理性把关;2、客体意识、3、谦卑为怀;4、保持喜乐;5、需要在教会的建制权柄之下进行,并要有资深的属灵老师指导。我们的灵修操练和推广,获得了所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神父施耐德的授权和祝福,从而尊重了从使徒时代就传承下来的教会神圣秩序。 结束语 清除华人诺斯替主义的酵,不仅需要重视操练理性头脑,还要结构性地洁净灵性、思想和心理,从而圣化基督徒的生命。除了东正教的灵修资源尤其是耶稣祷词的灵修方法,作为天主教传统的“圣经诵读”(Lectio Divina),也是很好的灵修方法:包括阅读、默想、祷告、反思,具有稳定强化理性头脑功能的优势。新教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读经灵修的方式。华人新教所重视的严格禁食祷告,也是能让头脑清醒、理性活跃、情绪欲望冷静、自我意志淡化的有效方式。 总之,我提倡采用使徒约翰所教导的认识论资源——“真理的圣灵”和“圣灵即真理”,作为正统基督教灵修的哲学。这正是与华人诺斯替主义灵修哲学的本质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