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Passing the Microphone
The microphone had truly been placed in the hand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llowing them to speak, think, and respond for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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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未来
适逢世界华福中心（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成立50周年，于马来西亚古晋举行的第十届华福大会，是一个致敬过往、思考未来的重要时刻。同时，这次聚会也让华人福音运动在前行过程中所面对的几项关键张力浮上台面。 在开幕会上，华福总干事董家骅牧师将今日的华福事工定位于不断成长的全球华人教会历史脉络之中。与会者一同颂唱华福会歌，并聆听曾形塑华福传承的历任领袖分享。在接下来几天的聚会中，大会专题讲员和座谈小组则从不同面向探讨教会展望未来时所面对的各项挑战，其中许多主题呼应两年前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洛桑大会（Lausanne Congress）所探讨的议题，包括移民与流离失所者、整全使命、受造界关怀、Z世代、教会内部的文化变迁，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等等。 历久不衰的主题 这是我过去25年来第三次参加华福大会，看到几个反覆出现的经典主题再次登场，并不感到意外。不止一位讲员提到中餐馆遍布世界各地的例子，指出既然华人无所不在，华人教会也理应遍布全球。数名讲员谈到年轻一代的流失——他们在传统华语教会中找不到归属感，因此转往其他地方，或什至彻底离开教会。伴随这番分析而来的，是相当程度的反思自省，讲员们也问道，为什么改变华人教会文化如此困难？那句耳熟能详的呼唤——“华人，你在哪里？” 再次强化了这种感受：过去50年来，尽管华人教会积极动员，以及无论有意或无意地散居世界各地，华人在全球宣教队伍中的比例仍然相当低。 华福过去所走的道路与未来将要面对的方向之间的张力，在大会中十分明显；这不仅体现在大会所谈论的内容上，也体现在谁能够发声，以及哪些声音仍未能被充分听见。 年轻领袖仅占华福与会人数的15%，多少加深了这样的感受：华福似乎更多地代表过去，而不是未来。作为全球散居华人的通用语言，大会以华语（普通话）为主要语言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这却让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领袖缺乏参与对话的空间（假设他们选择来到大会）。尽管大会为35岁以下的参与者设计专门的聚会，但整体讨论似乎仍围绕在年轻一代如何在既有华人教会的传统与阶级制度中找到立足之处，而不是如何开创新的道路。 与其哀叹年轻一代流失至多元文化教会或非华人教会，何不转而庆祝这些年轻的华人基督徒正在将华人教会的见证带至传统身分的藩篱之外？董家骅牧师在闭幕致词中提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想法，即未来或许可以举办华福青年大会。鉴于此次大会年轻领袖相对稀少，这或许是极具意义的下一步。 中国的沉默多数 而华人教会另一个重要群体虽然出席了，却大致保持沉默。中国基督徒占全球华人基督徒的大多数，但他们几乎没有出现在讲台上（尽管ㄧ些人积极参与下午的分组讨论）。政治因素与安全考量无疑是他们缺乏公开能见度的原因之一。然而，将他们排除在对话之外，不仅使全球华人教会无法汲取这群基督徒数十年来在逼迫与反对中忠心持守信仰所累积的宝贵洞见，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大陆教会与海外华人教会之间的神学鸿沟——前者的 “十字架神学” 在亲身经历中淬链而成；后者则是在截然不同的土壤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为两者提供一个能彼此交流、让思想相互激荡并丰富彼此的平台，似乎是一项当务之急，尤其在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基督徒加入全球华人教会行列之际。 在这两个群体（年轻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与中国基督徒）之中，不乏位于全球宣教最前线、富创新精神且勇敢的仆人。作为一个致力于动员华人的宣教运动，华福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全然拥抱这两股力量。 合一的代价 “和好” 是贯穿整个大会的一个反覆出现的主题。施达基金会（Cedar Fund）的冯韵儿博士提到，当 “万物与上帝和好，万物都被更新” 时，便能找到真正的平安（Shalom）。多中心领导领域（Polycentric Leadership）的先驱、国际神学院的叶仁爱教授则谈到在种族、阶级、性别与年龄上实现和好的必要性。马鞍峰教会的华理克牧师（Rev. Rick Warren）指出，缺乏合一正是大使命尚未完成的原因，并呼吁与会者追求合一、视合一为普世宣教的关键。 要真正拥抱未来，而非仅止于展望，需要在敬仰历史及过往传统的同时，不被其所束缚。而这不只需要新领袖与新思维；面对华人教会深深根植于组织结构与教会关系阶级中的强大文化惯性，单靠这两者仍不足以带来改变。香港Island ECC教会的吴锦波牧师（Albert…
A Beautiful Thing
The gathering brought not only an enormous amount of content, but also an unusually high level of personal connection—from reuniting with friends I had not seen for years to meeting new ministry partners.
Rides, Tables, and Tensions
Learning to receive one another amid our differences while holding fast to truth may be a discipline the entire Chinese church must continue to practice.
当公共神学遇见华人世界
2026年七月中旬，来自美国、英国、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及香港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教华人学者与牧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第三次公共神学主题讲座。会议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正如题目，参会者感慨马来西亚是体现多元文化处境非常好的案例，马来裔、华裔、印度裔在这个国家彼此互相影响，竞争，并共同维护和平。会议中，学者们从圣经论、教会观、历史学、社会学、神学、哲学和美学等，发表了相关主题的论文，并与听众共同探讨公共神学在多元处境的本质和意义。会中普世佳音和华源协作这两个机构向参会者赠送了本次大会相关主题的中英文论文集。本文作者通过阅读论文集和亲临本次会议，对公共神学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感想。 公共神学的定义 “公共神学”是由两个词汇组成，一是“公共”，它是有别与私人的，是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环境与社会关系等的公共生活。Stackhouse把这个“公共”定义为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包括人权、民主、法治、市场伦理、公共社会。而David Tracy认为“公共”有三个范围，教会、学术界和社会。 另一个词是“神学”，“神学”这词汇虽然不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但却是基督教里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这说明“公共神学”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背景和立场为基础，去参与公共生活议题的神学。 公共神学就是基督徒参与公共政策和公共讨论，使信仰能够服务整个社会，而不仅服务教会。如何参与呢？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方法，例如“对话”，“关注”，“见证”、“美德”、“倡议”、“解放”、“服务”、“关怀”等。 本次会议的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综合参会学者对多元的探讨，大家认为：多元是中性的名称，多元的另一面是冲突；多元带着区分但不分离；多元是尊重差异；多元是恩赐，也是张力；多元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实现大使命的机会；基督徒在多元中要聆听了解，交流对话，不抽离，不极权；在多元的不同中，建立关系，一起合作，找到共善。 公共神学的历史 如果公共神学是以基督的精神和榜样作为指导，在公共生活中关爱他人、谋求公共利益，最终作光作盐来见证天国的福音。那么公共神学的发展并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专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中关于社会公义和关怀的内容，以及新约关于爱人如己的命令、好撒玛利亚人的案例等。圣经对教会的要求是作光作盐和山上之城，以此来体现上帝在黑暗世界中荣美。除此之外，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基督徒的公共责任进行了肯定，提出教会要参与社会。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天职观把基督徒的职场赋予了神圣性，认为每一种基于信仰的职业都是从天上来的呼召及恩赐，都是服侍神的平台与机会。最后到凯波尔提出“在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没有一寸土地不属于基督，因为基督是万有的主，他对每一寸都宣告‘这是我的’”。 最早提出“公共神学”一词的是Martin E. Marty，他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教会不能只是私人宗教，而应成为公共教会。他的观点被公认为是公共神学的重要发起人。其发起的背景是南非和美国种族隔离仍然盛行，而欧美教会为了更新WCC在社会福音上的极端，联合南美及其它地区的福音派教会，在洛桑举行了第一届洛桑会议，《洛桑宣言》中表明了福音真理与社会关怀或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因此公共神学是福音派对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平衡。 从8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韩国、新加坡和香港陆续在大学或神学院校中成立了公共神学的研究课题或专业。目前来看，公共神学在近几十年已经成为基督教神学院中一个仅次于宣教学的热门学科。 公共神学的限制 过去两年笔者一直在关注公共神学的相关内容，通过一些阅读和研究，再结合本次的会议中，对“汉语公共神学”还是有些感触，并有一些担心。公共神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良药，它有自己独特的产生背景，也有独特的准则与限制，如此才能使它能够成为它所是的。 1. 公共神学要有“公共”规则 公共神学家们认为，公共神学不是向社会讲话，而是与社会对话。这个对话的空间被称为公共广场，在这个广场中任何公共领域中的议题都可以都讨论。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成为极权，利用单一的话语权来压制另一领域。因此，大家需要在这个广场中遵守共同的价值观与对话规则，以此来保持公共广场对话的平等、自由及民主。这就意味着，当基督教学者要到公共广场对话时，需要带着谦卑和顺服的心。愿意了解对话规则，愿意倾听与了解和自己不同的信仰立场所表达的观点。并一起合作为社会谋求共善，甚至在对话与合作中见证主基督的荣耀。 因此公共神学的学者需要熟悉掌握公共广场对话的规则，也就是学术规则，遵守规则，使用公共广场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这样的心态和作法可以打破传统的姿态，打破那种圣俗二分的观念，打破那种唯我独尊的极权，使基督的福音在友好的对话中被传扬。 2. 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有区别 由于笔者是牧师，牧会接近二十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在聆听这些学者做报告时，感到有些报告内容思路清晰富有洞见，另外有些报告令人感动发人深省。但是在与共同参加讲座的一些牧师沟通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学者的报告大家无法听懂。我们不是怀疑他们的研究能力，也不是质疑他们的研究主题，而是怀疑他们没有向非学者转化学术语言，使他们的信息能让非学者通俗易懂。如果一个共同信仰背景的两种群体——学者与牧者，都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又如何能在充满多元的公共广场中让不同领域的群体对话呢？ 基督教的学术与教会如果也是多元广场的一份子，就意味着基督教学者与牧者是需要对话的，更需要为了能够对话而努力调整自己。基督教学者需要聆听教会牧者在教会牧养中的困惑及感悟，这样能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帮助到教会；教会牧者也需要刻意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快快地听”懂学者的研究报告，领受神借他们按时分粮的供应。因此，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并不是隔断的，需要共同在基督里筑起对话的桥梁。 3.…
CCCOWE Is Finding New Ways to Speak
What was most noteworthy about this congress was not only what it said, but also how it was experimenting with new ways to speak, lead, communicate, and understand the next generation.
重构宣教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46:10） 在列国中荣耀上帝的使命，根基在于关系。 在本系列的第二篇文里，我们探讨了基督吩咐门徒 “常在祂里面” 的命令，好叫他们结出果子，从而荣耀父神。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记载的〈大祭司的祷告〉里继续阐述关于 “关系” 的主题，并为所有门徒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祢父在我里面，我在祢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来。”（约17:21） 正如基督徒生命的属灵果子源于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同样地，基督徒生命的 “有效见证” 也源自他们与基督以及彼此的关系。基督徒与三一上帝持续连结、因着住在祂里面的关系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他们在基督里与彼此连结所形成的合一关系。使万民作门徒的大使命，与这个终末性的目的密不可分：“我在他们里面，祢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祢差了我来，也知道祢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17:23） “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约17:22）这句话指出，就像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一样，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应以共享的 “爱的生命” 为特征；这种爱无私地为对方付出，如同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一样。耶稣从父所领受的荣耀，并非为了高举任何一个人或群体，而是要转化门徒彼此的关系，使他们能效法圣子与圣父的关系，好叫世人借着他们的合一，认识耶稣是什么样的神。 斯托得（John Stott）在《洛桑信约注释》（Commentary on the Lausanne Covenant）中写道：“我们所传的信息是爱与和平的信息，但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活在爱与和平之中，我们的信息总会显得空洞无力（约翰福音13:35；17:21）。因此，我们的合一能够坚固我们的见证，正如我们的分裂会削弱我们所传的和好的福音。” 不可或缺的彼此相顾 宣教工场上的 “合作” 作为这种合一的展现，并非为了行事更方便，而是在宣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分。来自不同机构或教会的人选择一起同工，确实可能完成更多事。透过共享资源与分工，让每个人在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服事，能使同工们携手完成比各自单打独斗时更多的事。然而，与他人合作往往也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尤其是在涉及文化与语言差异的情况下。许多时候，由单一个机构独自工作反而能完成更多事且更有效率。因此，若仅为了 “潜在的实用价值”…
作盐，作光：在吉隆坡重新思考华人公共神学
华人公共神学究竟该如何作盐、作光？从吉隆坡的多元社会出发，作者重新思考：公共见证是否只等于在社会中发声？当不同华人教会面对不同处境，我们又如何既真实参与社会，也以福音的眼光辨识现实？
让道成肉身的信仰走进公共生活
关怀受苦的人，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基督徒，还是因为每个生命本就具有尊严？从马来西亚的赈灾、难民关怀到企业责任，李祖国反思：道成肉身的信仰如何走出教堂，在公义、怜悯与日常选择中，成为可见的公共见证？
当法律重新定义教会
2026年7月初，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当局拘留数月（自2025年10月起）后获释。金牧师是北京锡安教会的创办人；该教会是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去年他被拘留时，官方对他的正式指控是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这个措辞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片刻。金牧师并不是因为宣扬异端思想、组织政治运动，或煽动暴力被捕，而是因为在线上举行礼拜。自中国政府于2018年强制关闭锡安教会在北京的实体聚会场所后，教会便将聚会转移到Zoom平台上。对会众来说，“忠心地持续教会共同生活” 之举，对中国官方而言却是犯罪行为——并且中国法律恰好为此提供精确的裁决工具。 这正是中国日益加增的宗教法规所造就的现实。对中国境外所有为中国教会祷告、支持或试图了解中国教会的人来说，这一法律层面的变化值得密切关注。外界在报导中国基督徒所面临的压力时，常聚焦于一些戏剧性的事件，例如教堂被拆毁、牧师被捕、圣经被没收。这些都是真实且严重的处境。然而，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打压之外，某种更系统性的变化正在发生：法律正被用来重新定义基督教被允许存在的形态。 为何 “法律语言” 至关重要？ 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比，法律似乎只是某种背景噪音。但在中国，法律扮演着极为独特的角色。当中国共产党（CCP）将某些内容写入法规时，标志的是一种深思熟虑且长期存在的政治意图，而非某种旋风式的运动。中国法律的变化，反映的是中共希望在未来逐步实现的治理目标，因为法律在中国是治理的工具，而非对权力的制衡约束。 这是至关重要的区别。在多数民主国家中，“法治”（rule of law）意味着一套独立的法律制度，用以保护公民免于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但在中国，“法治” 同样可以理解为 “依法而治”（rule by law），即法律是共产党用来统治社会的工具，而不是用来约束共产党的制度框架。中国共产党主导立法过程，其权威并不受到法律限制，反而是藉由法律得以展现。因此，当北京制定宗教事务相关法规时，它并非在限制政府可以对宗教做什么，而是在定义宗教 “被允许成为什么样子”。 值得关注的三种法律模式 自2019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推出多项规范宗教生活的重要法规，涵盖宗教团体、伊斯兰朝觐、宗教教职人员、宗教院校，以及网络宗教服务等领域。其中，有三种法律模式对理解今日中国基督教的处境尤其重要。 教会正被重塑为类似于党支部的架构 2019年施行的《宗教团体管理办法》要求宗教团体采用与中国共产党高度相似的治理架构，包括设立选举产生的负责人、固定任期、明确的上下层级关系，以及内部的 “奖惩机制”。此外，宗教团体也必须定期举办活动，向其成员宣讲党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决策。这些规定乍看之下只是行政管理措施，但在实际运作上却有深远的影响：教会的内部生活——由谁带领、如何作决策、向会众传递什么信息——越来越不是由神学信念或教会群体共同分辨来塑造，而是被国家的组织治理逻辑所主导。 神职人员被纳入监控型的档案管理系统 2021年施行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要求政府为每一位已登记的宗教教职人员建立并维护个人档案，内容不仅包括其资格证明，也包括其奖惩及违规行为。这份档案将伴随牧者整个事奉生涯，并作为评估其 “可信度”的重要依据。到了2024年，中国更进一步扩大这套制度，推出一个向社会公开的宗教教职人员线上资料库。这套制度的运作逻辑与中国更广泛推行的社会信用体系如出一辙：个人的行为受到持续监控与记录，并据此决定其是否能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一位牧师的讲道内容若被官方认定为与政治要求不相容，不仅可能遭到训诫，更可能被永久撤销其教职资格——并且，政府对何种情况构成违规的标准刻意保持模糊，借此将威慑效果发挥到最大。 基督教在网络上的表达空间，正被系统性地关闭 金牧师的案例最能说明这一模式。 2018年北京锡安教会被政府强制关闭实体聚会后转为线上礼拜，绝非偶然或钻法律漏洞，而是一个教会努力维持其共同敬拜及团契生活的方式。然而，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脚下的法律基础却正悄然改变。 2021年施行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开始禁止未经授权的线上宗教教育与宗教资讯传播。接着，在2025年9月（金牧师被捕前短短几周），中国政府再次发布涵盖范围极广的《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禁止神职人员直播聚会、在短影音平台发布讲道内容、主持微信祷告群组、向儿童提供线上宗教教育，以及透过数位平台为任何宗教目的募款。甚至连AI生成的宗教内容也被一律禁止。这一时间节点绝非巧合：金牧师正是在这些新规定生效后一个月被捕。法律先被制定出来，随后便被付诸执行。 “去宗教化” 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如果单独来看，上述每一项法规或许都可以被理解为行政管理上的不便，或某种出于安全考量的监管。但将它们放在一起理解时，却揭示了法规背后更根本的本质。这些法规共同达成的效果，不仅仅是对宗教进行监管，而是将宗教重塑为另一种事物。 我想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过程：去宗教化（dereligionization）。这个概念有别于《华源协作》读者较熟悉的另外两个词汇。“迫害” 针对的是信徒本身——具有强制性，往往伴随着暴力的方式，因此常常产生殉道者。“中国化”（Sinicization）关注的是宗教的文化形式，也就是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而 “去宗教化” 所涉及的层面，则比前两者都更深刻。它针对的是 “信仰本身的内容”：教会教导什么、如何组织、由谁带领，以及最终顺服的权威究竟是谁。 若将上述法规放在一起思考，它们共同要求的究竟是什么？一位依法登记的牧师必须将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视为其教职资格的一部分；教会对教义的诠释必须符合国家所定义的 “健康、文明、现代” 标准；宗教院校的课程必须纳入 “习近平思想”、爱国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教会的组织架构必须仿照共产党的治理模式；牧师若没有政府核发的许可，不得在网络上讲道；一旦被认定越界，其个人档案便会留下纪录，面临教职资格随时被撤销的风险。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基督教所剩下的，是一种外表仍具备 “宗教样貌” 的存在——有教堂建筑、宗教服务、神职人员的称谓——但其超越性权威（transcendent authority）的核心主张却已被系统性地掏空。教会不再首先向上帝或《圣经》负责；在法律与制度上，教会必须首先对共产党负责。国家根本无需明令禁止基督教的存在，它只需要确保基督教所做、所教、所组织的一切，必须经过党的批准——而法律是精准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
Where Is Our Heavenly Home?
To serve effectively in a Chinese American church, pastors must address a more fundamental issue: securing a legal status that allows them to live and minister in the country.
Public Theology Begins with God
Like all theology, public theology begins not with issues, but with the knowledge of 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