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麥克風交出去之後
第十屆華福大會把麥克風交到年輕領袖手中，但真正的交棒，是否也包括容許他們嘗試與犯錯？作者反思中生代如何學習放手、成為陪跑者，同時為那些還沒有機會發聲的孩子留下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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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世界華福中心（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成立50週年，於馬來西亞古晉舉行的第十屆華福大會，是一個致敬過往、思考未來的重要時刻。同時，這次聚會也讓華人福音運動在前行過程中所面對的幾項關鍵張力浮上檯面。 在開幕會上，華福總幹事董家驊牧師將今日的華福事工定位於不斷成長的全球華人教會歷史脈絡之中。與會者一同頌唱華福會歌，並聆聽曾形塑華福傳承的歷任領袖分享。在接下來幾天的聚會中，大會專題講員和座談小組則從不同面向探討教會展望未來時所面對的各項挑戰，其中許多主題呼應兩年前在韓國首爾舉行的洛桑大會（Lausanne Congress）所探討的議題，包括移民與流離失所者、整全使命、受造界關懷、Z世代、教會內部的文化變遷，以及人工智慧所帶來的威脅等等。 歷久不衰的主題 這是我過去25年來第三次參加華福大會，看到幾個反覆出現的經典主題再次登場，並不感到意外。不止一位講員提到中餐館遍佈世界各地的例子，指出既然華人無所不在，華人教會也理應遍佈全球。數名講員談到年輕一代的流失——他們在傳統華語教會中找不到歸屬感，因此轉往其他地方，或甚至徹底離開教會。伴隨這番分析而來的，是相當程度的反思自省，講員們也問道，為什麼改變華人教會文化如此困難？那句耳熟能詳的呼喚——「華人，你在哪裡？」再次強化了這種感受：過去50年來，儘管華人教會積極動員，以及無論有意或無意地散居世界各地，華人在全球宣教隊伍中的比例仍然相當低。 華福過去所走的道路與未來將要面對的方向之間的張力，在大會中十分明顯；這不僅體現在大會所談論的內容上，也體現在誰能夠發聲，以及哪些聲音仍未能被充分聽見。 年輕領袖僅佔華福與會人數的15%，多少加深了這樣的感受：華福似乎更多地代表過去，而不是未來。作為全球散居華人的通用語言，大會以華語（普通話）為主要語言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這卻讓第二代和第三代華人領袖缺乏參與對話的空間（假設他們選擇來到大會）。儘管大會為35歲以下的參與者設計專門的聚會，但整體討論似乎仍圍繞在年輕一代如何在既有華人教會的傳統與階級制度中找到立足之處，而不是如何開創新的道路。 與其哀嘆年輕一代流失至多元文化教會或非華人教會，何不轉而慶祝這些年輕的華人基督徒正在將華人教會的見證帶至傳統身分的藩籬之外？董家驊牧師在閉幕致詞中提出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想法，即未來或許可以舉辦華福青年大會。鑑於此次大會年輕領袖相對稀少，這或許是極具意義的下一步。 中國的沉默多數 而華人教會另一個重要群體雖然出席了，卻大致保持沉默。中國基督徒佔全球華人基督徒的大多數，但他們幾乎沒有出現在講台上（儘管ㄧ些人積極參與下午的分組討論）。政治因素與安全考量無疑是他們缺乏公開能見度的原因之一。然而，將他們排除在對話之外，不僅使全球華人教會無法汲取這群基督徒數十年來在逼迫與反對中忠心持守信仰所累積的寶貴洞見，也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大陸教會與海外華人教會之間的神學鴻溝——前者的「十字架神學」在親身經歷中淬鍊而成；後者則是在截然不同的土壤中發展出來的。因此，為兩者提供一個能彼此交流、讓思想相互激盪並豐富彼此的平台，似乎是一項當務之急，尤其在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基督徒加入全球華人教會行列之際。 在這兩個群體（年輕的華人基督徒領袖與中國基督徒）之中，不乏位於全球宣教最前線、富創新精神且勇敢的僕人。作為一個致力於動員華人的宣教運動，華福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全然擁抱這兩股力量。 合一的代價 「和好」是貫穿整個大會的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施達基金會（Cedar Fund）的馮韻兒博士提到，當「萬物與上帝和好，萬物都被更新」時，便能找到真正的平安（Shalom）。多中心領導領域（Polycentric Leadership）的先驅、國際神學院的葉仁愛教授則談到在種族、階級、性別與年齡上實現和好的必要性。馬鞍峰教會的華理克牧師（Rev. Rick Warren）指出，缺乏合一正是大使命尚未完成的原因，並呼籲與會者追求合一、視合一為普世宣教的關鍵。 要真正擁抱未來，而非僅止於展望，需要在敬仰歷史及過往傳統的同時，不被其所束縛。而這不只需要新領袖與新思維；面對華人教會深深根植於組織結構與教會關係階級中的強大文化慣性，單靠這兩者仍不足以帶來改變。香港Island ECC教會的吳錦波牧師（Albert…
一件美事
十年後再度舉行的華福大會，為華人教會帶來哪些啟發？Jeanne Wu 從「整全、成全、完全」三個面向，反思整全宣教、世代交棒與普世宣教的使命，並看見這場聚會所成就的「一件美事」。
古晉路上的相遇
因著第十屆華福大會，我來到了砂拉越古晉。 在來之前，對於這座常被為稱為「貓城」(Kuching音同馬來文的貓 Kucing) 的東馬城市，我僅有的概念是統計數據上「超過 30% 的基督徒比例」，以及「這裡大多是衛理公會（Methodist）的天下」的刻板印象。然而，短短幾天的親身經歷，不僅打破了我對當地宗派結構的刻板印象，更透過幾趟看似偶然的 Grab 旅程與牧者對談，讓我看見了古晉這座城市，也彷彿看見了整個華人教會圈子的一個縮影。 一、 打破印象：車廂裡的信仰光譜 這趟行程的奇妙，是從搭乘 Grab 開始的。週六一整天在古晉搭車，簡直像是在抽「主內福袋」： 第一位載到我們的華人姊妹，車上放著英文詩歌，一聊才知道她在歷史悠久的聖公會（Anglican）英文堂聚會，也讓我初步感受到東馬極具特色的多元語言與傳統宗派底蘊；下一位司機弟兄，則是當地蒙福教會的會友。該教會的林義忠牧師曾創作台語名曲《來信耶穌真正好》。這位弟兄熱情且充滿活力。 當這位蒙福教會的弟兄得知我們是遠道而來參加華福大會的同工，他熱情地邀我們去他們教會看看，甚至豪爽地拍胸脯說：「明天早上，我免費接送你們去！」 本以為這只是一句客套話，沒想到隔天一早，這位弟兄不僅真的準時出現，先化身在地嚮導，載著要去蒙福教會聚會的伙伴，先帶大家大啖最道地的古晉在地早餐！這高達 30% 的基督徒比例，瞬間從紙上的數據，變成了方向盤上的服事與餐桌上熱騰騰的人情味。 二、 近距離的觀察：小小古晉，華人教會的縮影 隨著大會日程推進，我在古晉的觀察也從「熱情的接待」深入到「華人教會生態的實態」： 1. 在不同生命階段尋找屬靈的家 在古晉，我也留意到一些肢體在不同教會之間尋找合適屬靈家園的歷程。那位在聖公會英文堂聚會的華人姊妹，以及蒙福教會的司機弟兄，都經歷過自己的聚會轉折。 大會行程之餘，我也另外拜訪了一位目前在台灣讀書、在我所屬教會聚會，並趁暑假返回古晉的學生。交談之後才知道，他在少年時期也曾由母親帶著，從原本的宗派轉去另一個教會聚會。 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不論身處何地，信徒在不同生命階段，對敬拜型態、教會群體與牧養方式的需要都可能有所改變。如何理解並陪伴這些流動中的信徒，也是許多華人教會共同面臨的真實生態。 2. 宗派間微妙的張力與接納 另一方面，當我提起這幾天接觸不同教會的經歷時，也開始感受到，在地同工對某些教會和事工路線可能有著不同看法。 大會用餐時，我隨意坐到一桌，席間恰好有幾位來自東馬的青年牧者。原本大家聊得很熱絡，我好奇地提出疑問：「很可惜這次華福大會沒有看到某間教會的代表，是什麼原因呢？」 餐桌突然安靜下來。沒有人接話，話題也很快轉開。 在另一個場合，我私下請教了一位長期服事東馬青年的牧者。他給了一段極有智慧的答覆： 每個教會都有自己的特色，要彼此接納差異真的很不容易。教會有教會的問題要面對，會友也有會友的問題。但只要大家不離開信仰，無論什麼宗派，都不是大問題。 這段話令我深思。事實上，類似的張力在世界各地的教會生態都不罕見。在大會場合高唱「合一」很容易，但回到真實的地方教會處境，宗派傳統、敬拜形式和事工路線的差異，都需要我們以更大的體諒和謙卑來面對。 學習在持守真理的同時接納差異，或許是整個華人教會需要不斷操練的功課。 三、…
When Public Theology Meets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In mid-July 2026, 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and pastors from various denominational backgrou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 South Korea, Singapore, Malaysia, Taiwan, and Hong Kong gathered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for the three-day Third Public Theology Conference.
華福正在尋找新的說話方式
第十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古晉落幕。作為一位幾乎全程參與的與會者，我帶著許多祝福、驚喜與滿足離開。幾天之中，我聽見扎實的信息，也與來自不同國家、宗派、世代與服事背景的牧者和教會領袖相遇。對我而言，這不只是一連串聚會，更是一個讓全球華人教會重新相遇、彼此辨認和連結的場域。 大會以「時代聆聽，與神共創」為主題，期待創造「聆聽、對話、更新」的空間，並透過跨世代、跨地域與跨宗派的交流，推動全球華人教會同行。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我的觀察，我會說：本屆華福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它說了什麼，而是它正在嘗試換一種說話、領導、傳遞信息和理解下一代的方式。 這種轉型並非突然發生。五年前，華福將總幹事的責任交給當時剛過四十歲的董家驊牧師，已傳遞出世代交棒與組織更新的信息。此後，他也透過《使命門徒》Podcast，持續邀請跨代、跨界的華人教會領袖對話。本屆大會可視為這項長期操練的延伸；神學語言、講台結構、青年參與和數位媒介的變化，則是轉型的具體展開。 然而，每次轉型都伴隨張力。有些改變已經開始，人們卻尚未理解其背後的敘事；有些願景已被提出，實踐卻未跟上。因此，我關心的不只是華福改變了什麼，也包括人們如何理解這些改變，以及這些願景如何成為教會共同的實踐。以下是我的幾點觀察與思考。 一、宏大敘事，如何走向處境實踐？ 本屆大會以「國度福音」「整全使命」與「華人教會」為三大核心主軸，都是宏大的神學題目。為了寫這篇文章，我特意回看上一屆華福大會的信息；兩屆對照之下，華福神學語言的變化更加清楚。 從門徒更新到處境參與 上一屆以「改變為基督」（Radical Disciples of Christ）為核心，承接斯托得晚年著作《世界在等待的門徒》（The Radical Disciple）所強調的「徹底更新」（Radical）。曾金發牧師以四堂釋經信息指出：門徒訓練是差傳的根基，目標不只是培養事工人才，而是使信徒更像基督。上一屆首先追問：信徒是否願意被福音徹底改變？ 到了這一屆，關注的問題進一步延伸為：被福音更新的群體，如何在具體處境中活出並表達福音？如果說上一屆較多呈現斯托得式的門徒語言，這一屆所呈現的處境化、公共神學與文化參與等關懷，也容易讓人聯想到提姆·凱勒一脈的福音派神學語言，以及在時代中重新尋找福音的表達方式。 這兩種神學語言並不衝突。沒有生命根基上的更新，處境化容易流於形式；缺乏對文化與公共處境的敏銳，門徒委身也可能停留在個人靈修與教會內部。兩屆關鍵詞的轉換，是一個值得記錄的信號：華福在延續洛桑傳統的同時，正摸索更具公共性與處境意識的福音派表達。 然而，這種神學抱負也增加了講台信息的難度。三個主軸本身抽象而複雜，講員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同時處理經文、神學論述、文化處境與實際應用，還要面對來自不同地區、宗派與神學傳統的聽眾，在不抹平彼此差異的情況下，說出共同領受的信息，因此很容易將信息高度濃縮為一連串命題與宣告。從現場來看，神學方向清楚，宣告也相當有力，但處境的展開與實踐路徑相對有限。 解決方法並不是放棄宏大敘事。華福仍然堅持談福音、國度與教會，本身就是一種值得尊重的神學信念，也讓分散在不同國家與文化中的華人教會，能在共同的神學圖景中看見彼此的關聯。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宏大的神學敘事落地？ 讓宏大敘事由故事承載 本屆大會已作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嘗試：釋經講道之後，安排較具實踐取向的主題信息，再由主持人帶領圓桌討論與訪談；各類專題工作坊（Xplore 360）和交流小組（Affinity Group），也讓參加者從各自的處境提出問題。其中，公共神學工作坊以戲劇與對話呈現抽象議題，成為深奧神學進入具體經驗的一座橋梁。 題目越是宏大，就越需要細緻的故事承載；概念越是抽象，也越需要透過真實生命、地方教會案例與可實踐的行動落地。本屆大會並非沒有動人的故事：宣教士的生命見證、職場信徒前往烏克蘭服事的經歷，以及音樂劇所呈現的彭蒙惠故事，都令人感動；只是這些故事較多出現在見證與藝術呈現的環節，尚未充分進入主題信息的神學論述。因此，如何讓宏大的神學語言與具體教會經驗彼此連結，仍是華福下一階段需要探索的課題。 一場大會無法完成從神學命題到教會實踐的全部轉化。它更像提出議題、建立共同語言與開啟對話的起點。關鍵在於，這些宏大敘事能否在會後透過研討、培訓、地方教會實踐與數位媒體（如《使命門徒》Podcast）持續深化，並在不同處境中被檢驗和轉化。 二、從「講員中心」走向「講台共同體」…
重構宣教
在列國中榮耀上帝的使命，根基在於關係。 在本系列的第二篇文裡，我們探討了基督吩咐門徒「常在祂裡面」的命令，好叫他們結出果子，從而榮耀父神。耶穌在《約翰福音》17章記載的〈大祭司的禱告〉裡繼續闡述關於「關係」的主題，並為所有門徒禱告：「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祢父在我裡面，我在祢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來。」（約17:21） 正如基督徒生命的屬靈果子源於他們與基督的關係；同樣地，基督徒生命的「有效見證」也源自他們與基督以及彼此的關係。基督徒與三一上帝持續連結、因著住在祂裡面的關係所結出的果子，就是他們在基督裡與彼此連結所形成的合一關係。使萬民作門徒的大使命，與這個終末性的目的密不可分：「我在他們裡面，祢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祢差了我來，也知道祢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17:23）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約17:22）這句話指出，就像父與子之間的關係一樣，基督徒之間的關係也應以共享的「愛的生命」為特徵；這種愛無私地為對方付出，如同基督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一樣。耶穌從父所領受的榮耀，並非為了高舉任何一個人或群體，而是要轉化門徒彼此的關係，使他們能效法聖子與聖父的關係，好叫世人藉著他們的合一，認識耶穌是什麼樣的神。 斯托得（John Stott）在《洛桑信約註釋》（Commentary on the Lausanne Covenant）中寫道：「我們所傳的信息是愛與和平的信息，但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活在愛與和平之中，我們的信息總會顯得空洞無力（約翰福音13:35；17:21）。因此，我們的合一能夠堅固我們的見證，正如我們的分裂會削弱我們所傳的和好的福音。」 不可或缺的彼此相顧 宣教工場上的「合作」作為這種合一的展現，並非為了行事更方便，而是在宣告我們在基督裡的身分。來自不同機構或教會的人選擇一起同工，確實可能完成更多事。透過共享資源與分工，讓每個人在各自最擅長的領域服事，能使同工們攜手完成比各自單打獨鬥時更多的事。然而，與他人合作往往也會讓事情變得更複雜，尤其是在涉及文化與語言差異的情況下。許多時候，由單一個機構獨自工作反而能完成更多事且更有效率。因此，若僅為了「潛在的實用價值」而追求合一，遠遠無法達到耶穌這段禱告所求的。 合一也不應與「一致化」混為一談。在三一上帝的合一中，父、子、聖靈皆保持著各自的獨特性，但祂們仍為一體。保羅在《羅馬書》12章清楚指出，多樣性是基督身體不可或缺的一環。基督在祂的身體（即教會）中設計了「彼此相顧」的特徵，使祂的門徒必須彼此同工才能成就祂的旨意。耶穌所說的「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也在保羅的話語中迴響：「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上帝創造並設計祂的門徒們需要彼此，而他們也在這份彼此相顧中彰顯上帝的榮耀。 對團隊與機構而言，要活出這種彼此相顧的關係，需要清楚瞭解自己能為基督身體的共同事工獨特地貢獻什麼。門徒必須根據保羅在《羅馬書》12:3的教導，審慎地評估上帝託付給他們、讓他們用於服事群體的恩賜及資源是什麼。門徒尊重上帝設下的界線，不為了試圖包辦一切而承擔超過自身能力的重擔，也不會把基督身體的其他部分看作是「用來壯大自己產能」的工具或人才。相反地，他們珍視彼此互補的關係，在彼此的優勢上ㄧ同建造、補足各自有限之處。Ji Yajie以足球比賽作為比喻，生動地闡述在創啟地區服事時，採取這種姿態的必要性及果效。 為了合一而追求合一，同樣偏離了基督對教會的設計。強迫維持的合一，或為了展現和睦合一而例行公事般舉辦的活動，只會掩蓋分歧，製造合一的假象，忽略了那些阻礙聖靈施行修復工作的深層裂痕。若要實現真正的合一，這些問題必須被帶到光中，以禱告和謙卑的態度面對及處理 追求合一 活出自己在基督裡的身分，意味著採取一套以神國為焦點的行動，其方向遠遠超越任何單一團隊、教會或機構的利益。這種神國思維有幾項重要特質，包括顧念基督身體中其他肢體的需要、慷慨分享的心，以及渴望看見他人成功。這些特質對整體事工具有催化性的影響。 保羅在寫信給腓立比教會的信中勸勉他們：「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書2:3-4）看顧別人，意味著我們的眼光不只停留在自己的事工計畫，而是看見上帝如何透過他人動工的宏觀藍圖。當個別同工珍視無論機構內或外的同工身上無限多樣的恩賜、呼召與特質，並致力於為著上帝的榮耀協助發展這些特質時，《約翰福音》17章所說的「彼此相顧」就得以實現。這種彼此相顧也體現在教會及機構看見彼此各自的優勢與獨特資源，並以謙卑的心一同尋求聖靈引導的合作關係中。 這樣的合作關係可能意味著我們需要承認群體中其他人的領導恩賜，並在某些時候、為了某些特定目的，順服他們的權柄；或為了更大的共同目標放下自己所擁有的職位權柄。近年來在宣教圈逐漸受到重視的「多中心領導」（polycentric leadership）概念，在這方面很有幫助。多中心領導承認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恩賜的人都有其恰當且重要的角色；無論宣教夥伴的社會地位、學歷背景、職務權力或資源獲取能力如何，都能彼此協同合作。 擁有神國思維的人會慷慨地與人分享。他們知道上帝的資源無窮無盡，也明白若把上帝託付給自己的資源據為己有，就違背了自己在基督身體中承擔的管家責任。他們會主動尋找祝福他人的方式，不會把自己擁有的獨特人脈、想法、工作流程或工具視為競爭優勢而緊抓不放，反而會思考上帝如何呼召他們將這一切分享出去。 神國思維的特徵之ㄧ，就是渴望看見他人有所成就。正如一句古老諺語所說：「水漲，船高。」具有神國思維的領袖在規劃事工、回應隨之而來的各種機會時，會思考自己的決定如何不僅讓自己的團隊或機構受益，還能如何造福他們所屬的更廣大的群體。這可能意味著重新分配資源，讓每個人手上都有更多可以運用的資源；也可能意味著邀請其他人參與某些情境，使他們能學習、接受裝備，從而承擔更多事工。這樣做有時需要放慢腳步，好讓其他人也能參與其中；有時則可能意味著刻意退居幕後服事，從旁協助促成不同人的連結。這類做法從短期來看或許不符合成本效益，但這種具催化作用的道路，卻可能對事工以及參與其中的人產生轉化性的影響。 「叫世人可以相信」…
Salt and Light: Rethinking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in Kuala Lumpur
After leaving Kuala Lumpur, one question stayed with me: were we, throughout the conference, actually spea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when we used the term ‘public theology’?
Bringing Incarnational Faith into Public Life
Does the gospel of Christ also concern a nation's public life: justice, poverty, corruption, the environment, refugees, and people suffering in disasters? I believe the answer is yes.
当法律重新定义教会
2026年7月初，金明日牧師在被中國當局拘留數月（自2025年10月起）後獲釋。金牧師是北京錫安教會的創辦人；該教會是中國最知名的家庭教會之一。去年他被拘留時，官方對他的正式指控是「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 這個措辭值得我們仔細思考片刻。金牧師並不是因為宣揚異端思想、組織政治運動，或煽動暴力被捕，而是因為在線上舉行禮拜。自中國政府於2018年強制關閉錫安教會在北京的實體聚會場所後，教會便將聚會轉移到Zoom平台上。對會眾來說，「忠心地持續教會共同生活」之舉，對中國官方而言卻是犯罪行為——並且中國法律恰好為此提供精確的裁決工具。 這正是中國日益加增的宗教法規所造就的現實。對中國境外所有為中國教會禱告、支持或試圖了解中國教會的人來說，這一法律層面的變化值得密切關注。外界在報導中國基督徒所面臨的壓力時，常聚焦於一些戲劇性的事件，例如教堂被拆毀、牧師被捕、聖經被沒收。這些都是真實且嚴重的處境。然而，在這些顯而易見的打壓之外，某種更系統性的變化正在發生：法律正被用來重新定義基督教被允許存在的形態。 為何「法律語言」至關重要？ 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相比，法律似乎只是某種背景噪音。但在中國，法律扮演著極為獨特的角色。當中國共產黨（CCP）將某些內容寫入法規時，標誌的是一種深思熟慮且長期存在的政治意圖，而非某種旋風式的運動。中國法律的變化，反映的是中共希望在未來逐步實現的治理目標，因為法律在中國是治理的工具，而非對權力的制衡約束。 這是至關重要的區別。在多數民主國家中，「法治」（rule of law）意味著一套獨立的法律制度，用以保護公民免於政府權力的過度擴張。但在中國，「法治」同樣可以理解為「依法而治」（rule by law），即法律是共產黨用來統治社會的工具，而不是用來約束共產黨的制度框架。中國共產黨主導立法過程，其權威並不受到法律限制，反而是藉由法律得以展現。因此，當北京制定宗教事務相關法規時，它並非在限制政府可以對宗教做什麼，而是在定義宗教「被允許成為什麼樣子」。 值得關注的三種法律模式 自2019年以來，中國政府陸續推出多項規範宗教生活的重要法規，涵蓋宗教團體、伊斯蘭朝覲、宗教教職人員、宗教院校，以及網絡宗教服務等領域。其中，有三種法律模式對理解今日中國基督教的處境尤其重要。 教會正被重塑為類似於黨支部的架構 2019年施行的《宗教團體管理辦法》要求宗教團體採用與中國共產黨高度相似的治理架構，包括設立選舉產生的負責人、固定任期、明確的上下層級關係，以及內部的「獎懲機制」。此外，宗教團體也必須定期舉辦活動，向其成員宣講黨的政策和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決策。這些規定乍看之下只是行政管理措施，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有深遠的影響：教會的內部生活——由誰帶領、如何作決策、向會眾傳遞什麼信息——越來越不是由神學信念或教會群體共同分辨來塑造，而是被國家的組織治理邏輯所主導。 神職人員被納入監控型的檔案管理系統 2021年施行的《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要求政府為每一位已登記的宗教教職人員建立並維護個人檔案，內容不僅包括其資格證明，也包括其獎懲及違規行為。這份檔案將伴隨牧者整個事奉生涯，並作為評估其「可信度」的重要依據。到了2024年，中國更進一步擴大這套制度，推出一個向社會公開的宗教教職人員線上資料庫。這套制度的運作邏輯與中國更廣泛推行的社會信用體系如出一轍：個人的行為受到持續監控與記錄，並據此決定其是否能繼續從事相關工作。一位牧師的講道內容若被官方認定為與政治要求不相容，不僅可能遭到訓誡，更可能被永久撤銷其教職資格——並且，政府對何種情況構成違規的標準刻意保持模糊，藉此將威懾效果發揮到最大。 基督教在網路上的表達空間，正被系統性地關閉 金牧師的案例最能說明這一模式。2018年北京錫安教會被政府強制關閉實體聚會後轉為線上禮拜，絕非偶然或鑽法律漏洞，而是一個教會努力維持其共同敬拜及團契生活的方式。然而，在他們這樣做的同時，腳下的法律基礎卻正悄然改變。2021年施行的《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開始禁止未經授權的線上宗教教育與宗教資訊傳播。接著，在2025年9月（金牧師被捕前短短幾週），中國政府再次發布涵蓋範圍極廣的《宗教教職人員網絡行為規範》，禁止神職人員直播聚會、在短影音平台發布講道內容、主持微信禱告群組、向兒童提供線上宗教教育，以及透過數位平台為任何宗教目的募款。甚至連AI生成的宗教內容也被一律禁止。這一時間節點絕非巧合：金牧師正是在這些新規定生效後一個月被捕。法律先被制定出來，隨後便被付諸執行。 「去宗教化」實際上意味著什麼？ 如果單獨來看，上述每一項法規或許都可以被理解為行政管理上的不便，或某種出於安全考量的監管。但將它們放在一起理解時，卻揭示了法規背後更根本的本質。這些法規共同達成的效果，不僅僅是對宗教進行監管，而是將宗教重塑為另一種事物。 我想用一個詞來描述這個過程：去宗教化（dereligionization）。這個概念有別於《華源協作》讀者較熟悉的另外兩個詞彙。「迫害」針對的是信徒本身——具有強制性，往往伴隨著暴力的方式，因此常常產生殉道者。「中國化」（Sinicization）關注的是宗教的文化形式，也就是使基督教適應中國文化的表達方式。而「去宗教化」所涉及的層面，則比前兩者都更深刻。它針對的是「信仰本身的內容」：教會教導什麼、如何組織、由誰帶領，以及最終順服的權威究竟是誰。 若將上述法規放在一起思考，它們共同要求的究竟是什麼？一位依法登記的牧師必須將「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視為其教職資格的一部分；教會對教義的詮釋必須符合國家所定義的「健康、文明、現代」標準；宗教院校的課程必須納入「習近平思想」、愛國主義及中國傳統文化；教會的組織架構必須仿照共產黨的治理模式；牧師若沒有政府核發的許可，不得在網路上講道；一旦被認定越界，其個人檔案便會留下紀錄，面臨教職資格隨時被撤銷的風險。 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基督教所剩下的，是一種外表仍具備「宗教樣貌」的存在——有教堂建築、宗教服務、神職人員的稱謂——但其超越性權威（transcendent authority）的核心主張卻已被系統性地掏空。教會不再首先向上帝或《聖經》負責；在法律與制度上，教會必須首先對共產黨負責。國家根本無需明令禁止基督教的存在，它只需要確保基督教所做、所教、所組織的一切，必須經過黨的批准——而法律是精準實現這一目標的機制。…
Where Is Our Heavenly Home?
To serve effectively in a Chinese American church, pastors must address a more fundamental issue: securing a legal status that allows them to live and minister in the country.
Public Theology Begins with God
Like all theology, public theology begins not with issues, but with the knowledge of God.